1948年11月中旬，徐淮大地上秋风瑟瑟、万木萧森。国军干将杜聿明也在此时告别了阴湿的渤海寒雾，来经历这华东的劲风冷雨。
东北、华北、华北一片混乱，杜聿明已隐隐地感触到一个崩溃之势象涨潮的海水，正不断由四面八方蔓延而来，而从中解脱的大门究竟在哪里？
11月9日夜晚，杜聿明在南京一下飞机，就听到黄百韬兵团被围的恶讯。他顾不上休息，急匆匆地来到总长官邸打听消息。
顾祝同正与徐州的刘峙通话，大喊着：“不要慌乱，不要自己先丧气灰心！总统已决定，黄百韬在碾庄待命，他的具体行动明天再通知你。哦，光亭来了，你同他讲话吗？”
杜聿明接过电话，听到刘峙几乎是用哭声在电话里说：
“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呢……”
杜聿明急切地询问第七兵团的情况，刘峙告诉他，
“黄百韬过运河时损失很大，现到达碾庄刚刚稳定一点。”
杜聿明知道，刘峙这样的糊涂司令如梦如痴，讲不岀更多的情况，便简单地说：
“我等明天见了老头子后再说吧。”
放下电话，杜聿明问总长这些天都搞了哪些行动？顾祝同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说：
“黄百韬撤退走得太慢，张克侠、何基洋突然叛变，共军乘虚进逼徐州。我整天忙于调李弥、邱清泉和孙元良撤往徐州。”
杜聿明不解地问：
“这么多天过去，为什么徐州主力不按照会战计划撤到蚌埠集结呢？”
顾祝同认为杜聿明在质问他，十分生气：
“你讲得倒好，时间来得及吗？海州的李延年还没撤完，共军就发起进攻了！”
杜聿明一见话不投机，便告辞回自己的中山北路办事处去了。一路上，他看到车外南京大街的霓虹灯下，挤满了抢米、抢面的人群，警察们竟熟视无睹。管也不管，也许根本不想管、不敢管。
杜聿明见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后路，徐州的部队已成未战先溃之师，会战肯定是搞不成了。此时上阵还有热情吗？真不如找个理由，学学白崇禧一躲了之。
杜聿明本希望自己的夫人岀面，向老蒋打个掩护，托病推辞。但回到办事处一问，才知道杜夫人嫌南京太乱，不打算从上海来宁了。
人确实难以先知先觉，曹秀清女士如果当初料到此一别，要等十五年后才能再见丈夫，她无论如何也要赶来南京的。
而杜聿明若能料到日后战败被俘，妻儿被蒋介石裹胁去台湾作了人质，大儿子在美国贫病潦倒自杀身亡，那他也决不会“以赴刑场的心情”去为心目中的“伟人”卖命。
第二天，蒋介石定于下午研讨徐州形势，杜聿明便利用会前的空，去拜访国防部长何应钦。
何、杜两人极为亲近，危难中相见，自然心扉敞开，牢骚泄尽。何应钦不无感慨地说：
“总统一意孤行，丢了东北不说，还要拿卫立煌开刀，确实令人心寒。但话又说回来了，我看你还是去徐州指挥，刘峙在那里不行呀！光亭，我这边一定全力支持你的一切主张。”
杜聿明听到这话，也只好应允下来。
情面这东西，有时也会要了人的命。
杜聿明还提出要一辆新的吉普车，供战地指挥时使用。其实是怕旧车抛锚，误了军机跑也跑不成。何应钦当即把自己的车送给了杜聿明。
从国防部出来，杜聿明又拜访了“和平将军”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开门见山地问：
“徐州已混乱不堪，军队再也不能打了，听说张长官与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不知结果怎样？”
张治中皱着眉头说：“光亭，徐州的军事形势只是其一，从全国政治、经济和民意情形看，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不应该再打仗了。”
张治中
张治中举了近日发生的两个事例，来说明“鼠年”的秋天也是多事之秋。
一是1948年秋，恰逢美国大选，蒋介石嫌现任美国政府暗中支持李宗仁，密遣CC系头子陈立夫携巨款去美游说，支持纽约州州长杜威竞选上台，反对现总统杜鲁门连任。
11月7日，淮海战火燃起，美国那边亦大举揭晓，结果还是密苏里州的老农杜鲁门腕力更劲，击败杜威而蝉联。
杜鲁门上了台，蒋介石只好硬着头皮于9日致函表示祝贺，并请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南京政府把内战打到底，交换的条件是让美国人直接指挥国军作战。
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岂有不发扬光大的道理？眼见得老蒋当政于美国在华利益无助，山姆大叔当然不讲交情，当天便一口回绝了蒋先生。
美中蜜月急转而逝，没有美援输血，这仗还能坚持多久呢？
另一件事是太子蒋经国八月下旬曾夸下海口，借老子的“尚方宝剑”在上海整顿财政，“抓老虎”而大打岀手。
蒋经国毕竟太嫩了点，前场角逐，斗不过江浙财团的千年老道；后院争宠，又惹不起宋美龄、孔令侃的哭闹捣蛋。
金元券如流星般的连连贬值。抢购风潮狂似排山倒海，“经济政策”一冲即垮。
11月6日，“国家经济管制委员会”宣布解散，发明《四角号码字典》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辞职让贤。
蒋太子一头扎进西子湖中的绣花楼，天天喝得醉死梦生、傻哭狂笑。
政府再也无税款以支持战时开支了，只靠发行纸钞来“解围”，全不顾老百姓扛着麻袋装钱上街买菜。
张治中说到这里，看了看杜聿明反问道：
“光亭，你刚刚说徐州不能打了，难道别的地方还能打下去吗？”
杜聿明心烦意乱，久久地无言以答。他看到了战场外的另一幅灾难画卷。他怯声问：“长官，是不是共产党见我们业已如此，便不愿与我们和谈了？”
张治中摇了摇头，颇有一言难尽之感：
“毛主席、周恩来倒是知书达理的人，可我与他们谈又有什么用？总统要打呀，他认为和谈就是逼他下野。”
杜聿明看看表，时间已到，便告辞出来赶向黄埔路官邸开会。
会上，首先是蒋介石听国防部情报厅汇报各方面情况。厅长也没注意到蒋介石的脸色，便在一边长言大论：
“共军三野主力今天已截断了黄百韬部从碾庄向徐州的退路，其中第六十三军还没有渡过运河，现集结在窑湾镇。共军二野主力则在徐州以西与邱清泉部打响。”
“由于徐州战局紧张，南京后方秩序也很混乱，两日来街上不断发生抢米事件，店铺大多关门不敢营业……”
“你造谣！你胡说八道！”蒋介石突然怒气冲天地打断了情报厅长的汇报，“哪有这么回事？”
全场上下都被蒋介石的大喝震住，谁也不敢讲话了。作战会议又成了他蒋总统的“一言堂”。
蒋介石也不愿再听别人说三道四，当场拍板决策，黄百韬兵团和第六十三军原地待命，坚守待援。徐州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东调，全力救援黄百韬。李弥兵团退守徐州。
蒋介石的这个作战方案，基本上算是正确的。但由于各级的情报工作太混乱，他的决策也就漏掉了几个关键因素。
而这几个因素足于致一个军、一个兵团于死地，甚至使徐州几十万人马步入败局。
试想，黄百韬此时尚有四个军的完整部队，共十万多人，本应集中兵力、火力，积极向西或向南突围，在碾庄固守无异于坐等待毙。
另外，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会儿，分别在徐州以西和徐州以南，而李弥兵团却在徐州以东，与碾庄的黄百韬兵团仅有十公里之隔。
不让东面的部队先出救援，却让李弥龟缩徐州，再调邱、孙兵团向东，岂不舍近求远？
但老头子正在火头上，谁又能说什么呢。
蒋介石由于徐州军情甚紧，也顾不上再问什么，便急切地命令杜聿明：
“光亭，你到徐州一定要组织部队向东打，解开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给你准备好了，今晚你就去徐州。”
杜聿明苦笑着点了点头，只能连夜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走进一片喧乱的徐州“剿总”司令部。
刘峙、李树正身为总司令和参谋长，对共军作战企图毫无分析，甚至连准确一点的情报都没有，全凭各个部队说什么是什么。
于是，各兵团、各军狂呼乱叫地夸大当面敌情，弄得刘峙到现在也搞不清共军究竟是要先打黄百韬呢，还是要先破徐州？
杜聿明把战报、谍报和谎报汇在一起，思考了很久，认为共军作战历来有主次之分，绝不会象各兵团所说的那样，到处都是共军主力。
于是，他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一）集中徐州主力三个兵团向西南攻击，会合华中赶来的黄维兵团，首先歼灭中野刘伯承的六个纵队和华野的两个纵队于徐州以南，控制徐蚌交通线。然后，挥师向东再解救黄百韬兵团。
（二）调孙元良兵团北上守徐州，以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全力东进，解救黄百韬。同时命令黄维兵团火速向徐州靠拢。
其实，第一方案是相当高明的，是弥补蒋介石决策之漏的一个办法。
因为，以当时徐州的三十万部队南下攻击我中野主力，不失为以优势对劣势。即使吃不掉，也可全力向南，利用徐蚌线退守淮河一线。
而高明之策并非没有风险。一是黄百韬在碾庄至少要坚持七天到十天以上，才能拖住我军华野主力。二是如果黄百韬垮了，徐州也必然要失陷。
因此，刘峙和李树正坚决反对第一方案，认为太冒险！他们认为第二方案基本符合蒋介石的命令。
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都向东攻击，徐州安全则无保证，又表示保留。
杜聿明看到这两位老爷犹犹豫豫，简直不是军人而像商人，便自作主张当场决定调集邱李兵团，配属飞机二十余架，坦克、重炮各百余，11月12日完成攻击准备，13日按第二方案向东发起攻击。
杜聿明下令之时，不能说不果断，但这已是11日的下午。
在徐州以西，我军已开始向宿县运动，准备切断徐蚌铁路。在徐州以东，我军首先向过河不成、退守窑湾的敌第六十三军发起总攻，12日凌晨，第六十三军全部被歼。
我军向窑湾进攻
而杜聿明的援军还没有集结完毕，这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3日，杜聿明的“东进集团”完成攻击准备，向碾庄发起攻击。
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主力兵团，下辖十几个师，其中第五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杜聿明、邱清泉曾先后担任过军长。
这支部队在抗战中就完全美械化了，攻击力和机动力均较强。邱清泉是黄埔二期生，后毕业于德国参谋学院，乃蒋介石的爱将之一，常常直接“捅天”与老头子对话。
该兵团的军长、师长也大都毕业于黄埔军校，仗着是王牌兵团，一个个高傲自矜、目中无人，在内战中十分猖狂。
东进前，邱清泉曾把参谋长找来说：“马上与共军开战了，要给部队打打气。政工处的誓词写得太糟，我改了一份，还比较生动有力。”
参谋长接过来一看，原印好的誓词中加入了邱清泉的“豪言壮语”：“危险不逃、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如违此言，天诛地灭、雷打火烧、男盗女娼、红炮穿心……”
参谋长读后不禁哑然失笑，邱清泉也知道有些不伦不类，但仍扬扬自得地说：
“我们读了当然觉得可笑，但当兵的最怕红炮子穿心，至少能刺激一下吧”。
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仅辖六个师，司令官也是位中将。这个兵团攻击力不如邱兵团，但打防御战还很有一套。
11月8日下午，黄百韬先头部队进至碾庄时，李弥正忙于向徐州撤退。黄百韬坐着吉普车急火火地赶到李弥的司令部，想挽留李兵团撤得慢些，掩护黄百韬的部队从容渡过运河。
李弥听罢苦笑一声：“邱清泉总说我怕死，我是两个军的小兵团，比不得他大兵团讲话硬气。”
黄百韬见李弥搬岀自己的对头来敷衍，也不再多说了。其实，9日这天李弥跑得太快，黄百韬还没完全接过防区，我军便插入围住了第七兵团。
这回杜聿明又让李弥兵团往回打，李弥自然也是老大的不乐意。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要走呢？
我华野司令部对徐州之敌东援黄百韬早有预料。11月11日，野司调集三个纵队于徐州和碾庄之间的团山、邓家楼一线，构置防御阵地。
并调华野两个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进逼徐州，侧击东进之敌。
13日9时，敌邱、李两兵团在空军、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向碾庄方向猛烈突击。
一时间，重磅炸弹、燃烧弹和各类炮弹如雨而倾，我军阵地内外烟火弥漫、房屋村落尽成瓦砾。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一个小村子敌我也要反复争夺数次，双方伤亡都很大。
黄昏时分，杜聿明在前进指挥所里放下望远镜，听参谋汇报本日进度，各部队少则前进三四公里，多则达到七公里左右。
杜聿明心里盘算一番，若照此进展，距碾庄的四十公里路程，一周内即可打通。
他认为共军组织如此宽正面的平原地区防御，火力跟不上，也只能打个三四天，到时间不垮才怪呢。
第二天，敌开始进攻时仍较顺利，但没过多久，杜聿明便感到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似乎共军阻击力量在不断增强！
杜聿明的判断没错，就在14日上午，我华野又投入两个纵队从侧面迟滞敌邱、李兵团，以减轻正面阵地的压力。
至此，我军担任徐东阻击任务的部队已达五个纵队，毛主席关于“要全歼黄百韬兵团，应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置于打援方向”的指示，正化为我军的具体行动。
而敌邱、李两兵团却极力保全力量，不愿把全部兵力都投入一线，整个攻击呈“尖锥型”，最前面只展开了几个团，主要靠大炮、飞机轰炸开路。
于是，空军指责邱、李兵团按兵不动，邱、李则大骂空军支援不力。
到后来，双方竟互相拆台。机场遭我军侧击部队炮火威胁时，步兵根本不管。空军也以此为由，减少岀动架次。哪里还有陆空协同可言。
14日一天，敌人只攻占了两三个村庄，全线基本无大的进展。
晚间，刘峙大驾亲临团山前进指挥所，看到全天无进展，与空军也闹崩了，急得脸色苍白，拿出蒋介石的急电：“着你部倾力东进，星夜挺进，务于今晚到达碾庄附近解围，免误大局。”
杜聿明看看表，无可奉告的耸耸肩。邱清泉见两位老总大眼瞪小眼，便在一边嘟嚷着：“共军入夜就四下出击，搅得部队觉也睡不成，明天怎么继续打？”
杜聿明考虑再三，一拍桌子：“正面攻击陷入僵局，应将第七十四军连夜调至潘塘，从侧面迂回攻击，这才有可能打开局面。”
可第七十四军从侧面岀击后，正遇我华野三个纵队也向徐州方向穿插，双方在潘塘展开激战，又打成僵局。国军自吹为“潘塘大捷”。
就在这时，敌空军那帮“天之骄子”们把刁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老头子一面来电痛斥邱清泉、李弥，一面派顾祝同到徐州督战。
顾总长一下飞机，便质问杜聿明:
“共军不过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两个兵团还打不动？”
杜聿明只好解释说，共军现在至少有七八个纵队转向徐州以东，而攻击作战也不是图上作业，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多，究竟能增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
刘峙怕个人担上支援不力的罪名，居然一反常态的建议，要集中全力，倾巢东进。
杜聿明听后又好气又好笑，且不说此时出动已为时太晚，就是倾巢也不能东进呀，那时救岀黄百韬，难道几十万人一起下大海不成？
可顾祝同却点头赞许刘峙的意见。杜聿明不好驳两位上司的面子，却拐弯抹角地提岀上、中、下三策，请顾祝同选择：
“总长，我们既然向东打了几天，现在就要看黄百韬坚守程度如何了。增加力量，争取时间，早日打到碾庄，这是上策；。”
“如黄百韬守不住，但我们把徐州保住了，这是中策；如倾巢出动，放弃了徐州的补给基地，很可能全军覆没，那就成下策了。”
杜聿明所言极是，此时徐蚌线已被我军切断，徐州部队的补给大多来于机场运输，丢了徐州飞机场，部队还能走得动、打得赢吗。
这时，邱清泉也来到总部，顾祝同一见面就责怪邱清泉进攻迟缓，实际是指桑骂槐，斥刘峙、杜聿明消极保守。
哪知道邱清泉根本不吃这一套，把眼睛一瞪：“我全力向东打，徐州丢了谁负责？”
顾祝同拍拍胸脯；“我是总长，徐州失守我负责！"
邱清泉眼睛眨也不眨地说：“讲得好听，你才负不了责呢！"
顾祝同脸色愈发难看：“难道你要违抗总长的命令吗？”
邱清泉干脆破罐破摔：“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打了！”
顾祝同气得面孔铁青，竟拿这位部下没办法。这在军队中似乎是天大的笑话，但在国军中却也绝非空前。
大家都是黄埔系出身，都有老头子撑腰，谁管得了谁呢。
顾祝同闷了一肚子气，只好悻悻而归，他知道黄百韬是救不出来了。
过了一天，又一个晴天霹雳，重重地打在华东蒋军头上。
当我军围黄百韬兵团于碾庄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顺势提岀另一大胆的战役行动——切断津浦铁路徐蚌段，把徐州之敌与南京后方的联系截断！
早在11月3日，刘伯承虽还留于豫西与白崇禧周旋，却已构想中野在淮海战役的下步行动方案。
他对邓子恢、李达说：“蒋介石之所以赖在徐州迟迟不走，是因为他还有个侥幸心理，想在决战爆发后，集兵龟缩，凭借徐州外围的坚固工事和火力优势，反复消耗我军力量。”
“可他忘记了，自己的阵势已头重脚轻，唯一的补给线就剩一条徐蚌铁路了，拦腰截切它，敌人在徐州就呆不下去，这正好也减轻了东面华野的压力。”
现代作战不是前后方分割的战斗，而是前头打、后面也打的全面作战。只顾一头的将军非吃败仗不可。
当年，曹孟德以十万之众击破袁绍七十万军，并非都是正面作战，堂堂正正地一对一拼杀，而是借重奇兵袭破袁军粮秣基地，断敌供给致其不战自乱。
古代作战，毕竟部队的军需补给简单很多，而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要吃、要穿，还要汽油、炮弹、药品、机械、修理等等，一旦没有铁路运输保障，其混乱程度，远非断了粮的袁绍可比。
不注意后方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与十分注重后方作战的我军决战，其高低难负此时已见分晓。
当日，刘伯承电告陈、邓并中央军委，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由徐州外围南下，攻占宿县，坚决切断徐州之敌的补给线，实现淮海战役中的“关门打狗”之策。
11月10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经过研究，完全同意刘伯承的意见。
也就在这一天，刘伯承率中野另外两个纵队从豫西追击黄维兵团，经五昼夜急行军，赶到了中野陈邓前线指挥所。
从此，刘、陈、邓会合，共同指挥我军华东大战！
11月12日，我军六个纵队在刘伯承等指挥下，发起徐蚌线作战，集中兵力攻击敌孙元良兵团。
敌孙元良兵团在11月11日刚刚由蒙城奉命进驻宿县，就又接到徐州刘峙急电，命其迅速向徐州以南龟缩。
孙元良收到电报后，听说徐州吃紧，第三绥靖区起义，黄百韬被围，异常惊恐地对部下说：
“坏事了、坏事了！原说在蚌埠决战，现在又都往徐州跑，坐失良机、自投罗网！反正责任由刘峙担着，我们跟着倒霉算了。”
孙元良
所以，我军攻击宿县时，孙元良兵团的主力已于前一天撤走，我只在遭遇战中击溃其后卫部队几千人。
11月13日，中野主力包围宿县。宿县城内当时只有守敌一万二千多人，其中主力是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及护路交警总队，统由中将护路司令张绩武指挥。
这伙敌人虽然称不上正规军，但由于担负的任务十分重要，装备与中央军一样精良，全部是美械枪炮，加之宿县工事坚固，战斗力相当强。
中野主力发起攻击后，敌人依仗火力优势、城高墙厚，由装甲列车的炮火掩护，反复派岀部队，与我军顽强争夺，致使中野几次攻击失利。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华中的敌黄维兵团虽为我地方部队纠缠迟滞，但也步步赶向宿县。而蚌埠的敌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也沿津浦路北上。
若宿县久攻不下，敌三股敌人会合，对我中野极为不利！
我军及时改变战术，集中兵力扫清外围工事，将敌人压入城内。战至15日黄昏，全军发起总攻，突入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屋争夺。
战斗一直打到16日3时，张绩武的部队全部被歼灭，我军在淮海战役中，终于完成了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包围。
这样，淮海战役的发展趋势，就不仅仅是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有可能在徐淮大地上歼灭整个刘峙集团！
淮海战役的有利局面一下子打开了，这是决战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由于宿县离蚌埠之敌很近，而且处于华中之敌的攻击范围内，所以，拿下宿县、切断徐蚌线，实在是“虎口拔牙”。
毛主席听到这一胜利消息后，电致刘、陈、邓：
宿县攻克，已给南线敌人一个大打击。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也看岀了一些门道，特别是白崇禧，人虽然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却对淮海形势看得一清二楚，他评说道：
“共军此次攻占宿县，一是切断了刘峙总司令的后路，二是牵制邱清泉、孙元良不能尽力解决徐州东面的共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挡住了黄维北上之路。从这天开始，我与刘峙总司令的联系也断了。”
晚年白崇禧回顾所谓“徐蚌会战”时，也不得不承认我军这一招高明，直言：“刘伯承是共军头号悍将。”
老蒋给奉命增援黄百韬的黄维兵团下死命令，要求他们火速夺回宿县，黄维不得不放弃后路蒙城向前疾进，很快陷入中野包围圈。
侥幸逃出的18军营长廖明哲晚年谈起此事也心有余悸，坦言：“所以我们对这个解放军将领的佩服，只佩服刘伯承。”
淮海战场风云变幻，信息也随电波扩散到大洋彼岸，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以无可奈何的笔调向五角大楼报吿说：
“沈阳失守后，中国内战的节奏迅速加快了。共军向徐州发起大举进攻，政府力图挽救徐州附近和交通线上的几十个师的军队，打算把这些军队从危险地域撤退岀来。”
“但是，那些高级将领们犹豫不决，坐失战机，政府军队还未完成撤退部署之前，因为后路被占，已被共军包围了，取胜希望愈加渺茫。”
切断徐蚌线后，刘伯承幽默地对邓小平和陈毅说：
“徐州的十字架被我们抓到手了，蒋介石不是信仰上帝吗，那我们只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淮海战役第一周过去了。敌我双方在徐淮大地上已展开了全面争夺，初步形成六个圭要战场：
1、碾庄战斗：我军六个纵队正围攻黄百韬第七兵团余下的四个军；
2、徐东战斗:我军八个纵队顽强抗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约五个军的进攻；
3、徐南战斗:我军两个纵队攻击孙之良兵团；
4、宿县战斗:我军16日攻克宿县、控制津浦路徐津段；
5、蒙城战斗:我军三个纵队阻击从中原赶来的敌黄维兵团，
6、固镇战斗:我军一个多纵队阻击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四个军。
徐州那里究竟谁指挥谁？闹得乌烟彰气，屡岀奇闻。我军这边却再次考虑到协调战役指挥问题。
随着淮海战役的全面展开，广大战区前后方的协调指挥日趋复杂。于是，毛主席于11月16日18时忠告华东各领导同志：
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敌我两个战争指挥机关，一个乱作一堆理不清的麻团，而一个却在不断协调、高效地工作，谁主动、谁被动？读者已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胜负都在点滴积累中见分晓。
就在徐州和南京还在为增援黄百韬一事扯皮的时候，黄百韬兵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碾庄，本是个只有两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可1948年11月，这个地图上难找的地方，在大战中一夜成名。敌我双方五六十个师拥向此地，展开殊死拼搏，其场景甚为惨烈！
黄百韬披着皮领军大衣，迎着阵阵寒风在观察所外的一把靠椅上，翻阅着空军每日送来的《中央日报》、《扫荡日报》，头版上印着黄百韬的半身像和总统嘉奖令全文。
各条消息的大字标题更是奇异醒目：
“百胜将黄百韬率神兵大破‘人海战术’。”
“顾总长惊呼——黄百韬真乃干将！”
“何应钦部长派飞机为黄将军空中授勋！”
身居这场“台风"中心的黄百韬，虽然还有一平静的“风眼”以喘息，但他知道吹牛、授勋都不能把自己引出这灾难之地。
几天来，他日见消瘦，脸色渐渐憔翠。当年，孟良崮张灵甫的阴魂，时时困扰着黄百韬的思绪。
多年的门户之争、腐败之风，早已伤了国军的元气，哪里还见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友情。
大家都盼着有个好命运，而不指望有什么好朋友。难道这场恶运今天真摊到我的兵团头上了？
我军从11日开始围攻碾庄，将黄百韬的部队压缩在方圆数里的小圈子里。
黄百韬命令部队利用李弥兵团原来的工事，以炮火反复向我攻击部队轰击，并不时派出部队乘我立足未稳，组织反冲击，竟也时有俘获。
我军由于运河追击战后，未作休整便投入攻击作战，有的部队建制不全，有的部队盲目轻敌，甚至以追击战的战术来冲击敌阵，因而在敌火下亡较大。碾庄战斗一时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15日，我军停止攻击，粟裕在野司召集纵队首长会议，检讨攻坚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粟裕的脑海中印刻着他的对手——黄百韬的形象，他斩钉截铁地说：
“打黄百韬这样的顽敌切不可蛮干。我军要先打弱敌、兵打强敌，集中力量，乱其部署。要利用夜暗，展开对壕作业，这才能减少杀伤，近战歼敌！”
16日，我军改变战术，从五个方向同时攻击碾庄，战壕一直挖到敌阵地前沿。
黄百韬各部队间的联系大都被割断，有的阵地已断了粮弹供给。黄百韬的司令部也落了炮弹。
敌人丢了几个主阵地后，多次反冲击也未能夺回，黄百韬感剽情势突变，日子不好过了。
这一天，我军徐东阻击部队为引诱敌邱、李两兵团远离徐州以围歼，曾一度主动后撤。
第二天中午，黄百韬在兵团指挥所忽闻大许家方向炮声隆隆，不禁为之一振，以为援军将至，翻身上房，骑脊西眺。
但一个时辰后，炮零枪稀，原是个充饥的画饼。
黄百韬气得大骂：“邱清泉就是相隔五里，也不会来救我们！”
19日，我军再次停止攻击，调整部署。黄百韬以为我军围攻10日，仍未吃掉他的兵团，打不下去而撤退了。便派出小部队侦察，被我军结结实实地打了回来。
上午时，徐州“剿总”一架飞机投下一部电台，不久顾祝同、刘峙来电，命第七兵团不要再坚守，立即向西突围，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会师。
黄百韬痛苦地摇摇头，摆岀一副杀身成仁的架式说：
“反正是个完，现在还突围作什么？送个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还不如在碾庄与共军一个换一个地打下去。我要对得起总统和总长，叫黄埔系的人看看！”
这天22时，我军向碾庄发起总攻。火光中屋舍成墟、车炮肢裂，人尸马骸累累成堆。
黄百韬从司令部逃到第六十四军指挥所，他的部队均已溃乱，在作最后的顽抗。
晚年刘镇湘
他在指挥所里呆呆地坐着，连饭也不愿吃了，他先把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来，压低声音说：
“我岁数大了，又有病，当了俘虏也走不动，只有一死了事。我要以牺牲让人们知道还有忠于党国的将军。你们都很年青，要想办法突围，出去为国家干些事。”
21日晚，我军已歼灭敌兵团部和其余三个军，开始向第六十四军军部围攻。黄百韬电令部下，把俘获的二十九名我军士兵统统杀害。
这时，村里的巷战更加白热化，黄百韬犹如输红了眼的赌棍，大叫大喊地下令施放催泪瓦斯弹，我军战士几十人在进攻中当场中毒昏倒，黄百韬命部下用刺刀活活刺杀。
这位作围兽之斗的司令官已没有多少人性了，他挥舞着手枪，率残部与我军反复拼杀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大雾弥漫，我军利用雾障掩护突入敌第六十四军军部，至此碾庄残敌的指挥联络完全中止，军官和士兵们四下逃窜。
到下午时分，抵抗基本消失了，我军转入打扫战场。黄百韬满身灰土，带着几名随从向西南落荒而逃，结果被我军击成重伤。
这位凶残的司令官倒在地上，呼呼地喘着粗气说：
“这一仗打得太乱，我有三件事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在新安镇等李延年？为什么我忘了在运河上架桥？为什么李弥当初不在曹八集掩护我？”
说完，黄百韬拔出手枪自杀了。也许是生前作恶太多，自杀的枪声响了，黄百韬血如泉涌，却迟迟的不断气。
随从们见他满地翻滚，惨不忍赌，只好补上几枪送司令归西。黄百韬那些不解之惑是永远弄不清楚了。
11月22日，我华东野战军经半个月的奋战，终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达成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目标。
我军在围歼碾庄时，毛主席听到蒋介石迭电催促杜聿明东进，便命华野阻援部队主动后撤，想在歼灭黄百韬的同时，“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
我军15日主动从正面后撤，诱敌前出。南京方面以为我军防线崩溃，一面命邱清泉、李弥兵团全力追击，一面大肆宣称“国军徐东大捷”，还派人组团慰问前线。
敌人向前突进之后，我华野曾派岀三个办队向敌后穿插，力图切断邱、李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但由于敌人与后方联系甚紧，多次迂回穿插均未达到目的。
19日总前委刘、陈、邓电告中央军委：
“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
“如再以其余部队，歼灭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
“如果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
毛主席考虑了上述意见，同意华野暂时放弃歼击邱、李两敌的作战意图。
于是，华野徐东阻击部队再次于大许家一线设防，使邱、李两敌不能进展，这就是敌人所谓“大捷”的背景。
杜聿明晚年看了这一段历史，感慨地说：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国民党会输了，毛主席对底下是从善如流，正确建议能立即接受。反观蒋介石，刚愎自用，只愿意推行他那错误的一套，焉能不败。”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东面的攻防战斗也平缓下来。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驱车来到前沿阵地，说是要研究一下共军为什么打得这么好？想撤就走得了，想守又顶得住。
李弥是个颇长心计的将军，他摇头晃脑地说：“共军情报准确迅速，而我们是打了一场昏头仗！”
邱清泉不满地顶他一句：“共军也是敢打敢拼，不像我们有些部队畏敌如虎！”
杜聿明见邱、李又要开战，只好打打圆场。这时空军来报，称共军主力正向济南撤退。李弥有些怀疑地问杜聿明：
“总座，共军锐气正盛，可能撤走吗？”
杜聿明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他吃了我一个兵团，不走还想怎样？我们也回徐州再说了。”
徐州之敌自诩为国军精锐，向东猛攻十余天，仅前进了二十公里。他们回到徐州，欢迎的是蒋介石的“代电训令”：
“我东进各兵团行动迟缓，未能彻底奉行命令，致陷友军于覆天。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邱李两司令官依次各将领均不能辞其咎。
邱清泉看罢电报，仍不忘发一通牢骚：“今天一个军法从事，明天一个严惩不贷。我们在前方拼命，南京倒自相惊扰，老头子为什么自己不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实，蒋介石此时也有难处，哪里脱得开身呢。淮海炮声越急，他与桂系的矛盾便越烈。
黄百韬被围之际，蒋曾几次电令华中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急驰徐州参战。
白崇禧在武汉却打了折扣，只同意黄维兵团东调。因为，黄维乃中央嫡系部队，直接听命于南京，想留也留不住。
黄维去徐州与共军对抗消耗，又便于桂系保存实力，所以蒋调白从。而张淦兵团是桂系的主力，白崇禧岂能让蒋调遣？
结果，先是国防部与华中总部在电话里争吵，后来竟发展到蒋白遥遥对骂。
白崇禧把心一横，拒不从命，声称“我们桂系不能再为南京陪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