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家网红现象在自媒体时代愈演愈烈，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企业家都站出来做网红了，以前有如董明珠、雷军、俞敏洪，现有新出道的有张朝阳、周鸿祎、李斌、黄宏生等，这些都是知名的，中小企业的老板就更多了。他们纷纷通过个人IP打造，在社交媒体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流量红利，为企业的发展赋能。可以说，企业家做网红已经成为了一种企业经营的重要的战略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却被很多国企无视，比如说电信运营商涉及这一领域的高管们却很鲜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文将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五个原因。
首先，国企打工人身份的约束是制约电信运营商高管成为网红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国企的严格管理体系下，高管们的言行举止都受到严密的监管和审查，他们被要求遵循着“不做不错”的原则，以稳健和谨慎的态度处理各种事务。这种身份的约束使得他们在面对成为网红的机遇时，会格外谨慎地权衡利弊，避免因为个人的言论或行为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或负面影响。因此，即使他们具备成为网红的潜力和机会，也往往会因为风险因素的考量而选择保持低调，放弃追求网红身份。
其次，轮岗制的存在也使得电信运营商高管们难以成为网红。在轮岗制度下，领导层的职位频繁变动，二级经理往往三五年就会进行一轮换岗，一级经理的任期虽然稍长一些，但变化也同样迅速，甚至集团高管的更迭也如快速迭代一般。这种职位的不稳定性使得高管们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去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的个人品牌。考虑到网红形象的建设是一个长期且需要持续投入的过程，而轮岗制带来的不确定性让高管们无法预知自己未来的职位变动，因此他们往往难以制定长期的网红发展规划。此外，即使某位高管有意愿打造网红形象，但由于不知道下一任领导是谁，他们也可能因为担心缺乏新领导的支持和认可而放弃这一想法。因此，轮岗制的存在成为了电信运营商高管们成为网红道路上的又一难题。
第三，市场需求的不足也是电信运营商高管不愿意成为网红的原因之一。第三，市场需求的不足也是电信运营商高管不愿意成为网红的原因之一。由于电信运营商所处的行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其市场竞争相对有限，这使得他们无需像其他企业家那样积极追求公众的关注和认可来推动业务发展。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专注于企业的日常运营和管理，确保服务质量和业务稳定。再者，成为网红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精心的包装和持续的投入。对于电信运营商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着来自市场和工作的多重压力，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去投入到网红的打造中。更重要的是，这种投入与产出之间并没有形成直接的闭环，即网红效应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收益或品牌价值的提升。因此，从流程上看，这种投入也显得难以持续和有效。综合这些因素，电信运营商高管们普遍缺乏成为网红的动力。
第四，利益分配机制的不灵活也限制了电信运营商高管成为网红的可能性。在国企的薪酬体系中，员工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往往与其职位和级别直接挂钩，而非与其个人品牌的影响力或公众认可度相关。这导致了一个现象：即使某位高管通过精心运营，成功地成为了网红，并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他们的薪酬和福利水平也并不会因此得到显著的提升，除非他们选择辞职并自行创业。这种利益分配机制的不灵活性，使得电信运营商的高管们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涉足网红领域，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到与职位和级别直接相关的传统工作中，以确保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福利待遇的稳定。
最后，文化因素也是影响电信运营商高管成为网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国企文化中，谨小慎微、稳健经营是深入骨髓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强调稳定、可靠和可预见性，对于冒险和创新往往持有谨慎态度。在这种背景下，电信运营商的高管们更倾向于遵循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沟通方式，他们往往不愿意冒险尝试新事物，特别是通过成为网红这一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途径来寻求公众的关注。他们更担心的是，一旦成为网红，可能会引来过多的关注和争议，从而对企业的声誉和形象造成潜在威胁。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保持低调和稳健的态度，将精力专注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非在社交媒体上追求短期的流量和关注。
总之，虽然大家都知道网红价值高，但电信运营商高管之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做网红，主要是由于国企打工人身份的约束、轮岗制的影响、市场需求的不足、利益分配机制的不灵活以及文化因素的制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事在人为，改革创新本来就是要有人突破无人区，在未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企业文化的变化，这一现象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