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经常听人提到老党员。
年岁愈久，不禁好奇关于老党员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
退休卸任？还是有年龄限制？
或者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界限？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有一点儿各个地方不约而同地达到了同一标准。
即老党员的党龄务，必要在50年及50年以上。
众所周知，党龄计算的方法，不是从进入职能部门的当天开始算起，而是从预备党员转正开始算起。
按照当前形成的入党模式来看，在一个人入党之前，若入党过程顺利的话。
工作第一年被推荐成为积极分子，第二年成为预备党员，第三年才算正式转正。
党龄则是从正式转正这一天开始算起。
这也就是党龄的计算方法。
就当前而言，各个表彰的老党员大多为建国前后入党，再往前的人物固然可以称呼为老党员。
可到了今天，这样的老党员已经不多！
从艰难的岁月中走出
表彰老党员，一方面可以传递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另一方面则可以宣扬我们党不忘初心的使命。
熟知党史的人都明白，我们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多重试验，以器物自救，以改良自救。
以变法自救，以革命自救，结果都没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一个独立自主且在全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度，一时间陷入了几乎不可救的沼泽之中。
民族好似进入了茫茫的黑夜当中，几乎看不到方向。
集体的迷惘是一件幸事，有助于民族思想的解放，但是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而言，不能沉溺其中过久。
一旦过久，这个民族的民众，就会因为长期困顿忘记个人的使命。
幸而，中华民族的根脉强劲，源源不断地为中华儿女输送精神滋养。
在北京大学，近代新思潮的源头活水处，李大钊先生首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
留学日本期间，他曾注意过这个人的名字，但也仅仅是注意过，没有做深入了解。
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他带来了曙光，原来社会主义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在一个老牌的封建主义帝国建立。
俄国与中国的处境极为相似，俄国使用这套方法走得通，中国或许也可以走这条路。
李大钊没有断然下结论，而是开始了忙碌的研究工作。
最终他和陈独秀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在中国建立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起初，入党的人数很少。
毋庸置疑，这些人都是当时精英，他们怀揣着救国的梦想加入组织。
1921年7月21日，浙江嘉兴出现一艘画舫，画舫内的人正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们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找到了方向，便执意以身为灯，唤醒那些在黑暗中沉睡的民众。
他们深知此行九死一生，但他们必须发声，他们相信只要还有人在努力。
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民族就一定能够从黑暗中走出。
他们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斗士，踽踽独行于黑暗的大地之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任何新生的力量在诞生之初，都比较弱小，牺牲在所难免，迷路在所难免。
但只要不放弃最终的目标，就一定可以抵达彼岸。
二十八年后，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润之先生用他的湘南方言，向全世界昭示了他们的胜利。
他的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得那样掷地有声，雄浑壮阔。
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就是为了这两句话，多少人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其中大多数根本没有来得及留下名字。
他们有的正值年轻，有的初为人父，有的家中还有年迈的双亲，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
可是他们仍旧愿意舍小我，而成就大我。
润之先生在评论这些人时，挥动毛笔在纸上留下一行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致敬伟大的英雄
数十年前的老党员，都是从这些艰难岁月中走出，他们一辈子受的苦是几十个普通人叠加的总和。
有人说，他们之后的党员依旧很苦吗？
建国初期，我们的民族百废待兴。
内外交困，需要付出的心血的劳动不比从前，支援西部运动。
多少人背井离乡数十年，一辈子都不曾与子女见过几面，还有驻扎在边疆的战士们。
从酷热难耐的西沙群岛，到寒风凛冽的东北漠河，处处都是党员们的身影。
一位网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是生活没有战争的年代，而是有幸生活在没有战争的国家。
抗美援朝时期，有人建议新中国置身事外。
毕竟，做为一个新兴的国度，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怎么看都给外界一种以卵击石的印象。
润之先生却以战略家的目光，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我们必须参与。
不仅要参与，而且还要胜利。
这叫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后来的中国为何能平稳地发展经济，而不受外国人的侵略，与这次决策有着莫大的干系。
连美国人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更何况其他国家，在他们想与我们掰手腕之前，必须得看一看自己几斤几两。
如今，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尚有在世的人员，他们都是老党员，他们是祖国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者。
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如今航空母舰驶入深蓝，从过去的食不果腹到如今品类众多的美食，从过去的简陋住所，到如今林立的高楼大厦。
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因此，每年我们都会举办相关活动，向那些在世的老党员送去祝福与问候。
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而代表着与他们身处同一时代的无名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