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资料来自:

《晋西北两年半的文化教育建设报告》,档案号:A-88-4-7-1,山西省档案馆藏。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初小常识课本》,档案号:G3-311,山西省档案馆藏。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初小国语课本》,档案号:G3-309,山西省档案馆藏。军政训练委员会行政训练部《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现行法令摘要》1937.07,档案号:L-04,山西省档案馆藏。

抗战复兴出版社:《教育现行法令汇编》第三册,档案号:L-01,山西省档案馆藏。

《抗战生活》,档案号:G1-0347,山西省档案馆藏。

《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档案号:G1-0020,山西省档案馆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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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的文章在此。⇧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和动员下,少年儿童展现了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同龄人完全不同的形象和作用。

我们列举的儿童抗日小英雄,不是几个人的特例,而是一批人甚至一代人的代表。这些抗日小英雄的形象,让根据地的其他人更能认可儿童在抗战中的作用,更加重视发展儿童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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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这些儿童抗日小英雄的榜样,引导和教育根据地的儿童向这些儿童抗日小英雄学习,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反击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更重要的是,通过儿童抗日小英雄的形象,更能与根据地普通民众形成鲜明对比,鼓舞和鞭策根据地的成人继续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让根据地其他人看到了儿童的作用和儿童的力量之后,使得儿童这一群体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社会群体,在根据地的抗日大潮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进而为儿童这个独立的群体赢得根据地其他人的尊重。

儿童团是领导儿童参加抗战的重要组织,儿童团的工作是领导儿童参加宣传、慰问、互助等工作。儿童拿着红缨枪、木头刀等象征性的武器,他们承担的安保工作,主要任务即是在村子里站岗放哨、送信防奸、盘查过往之人。

“少年与儿童普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戒严、检查户口、缉私锄奸、看东西、防止小偷、维持社会治安”。

少年儿童在儿童团的带领下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等工作,是根据地安保工作的重要力量。

他们保卫根据地安保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站岗放哨提前预警报告日伪军扫荡的消息,保护根据地安全。

二是在根据地村口、路口等重要地方查路条,预防排查奸细进入,从而保障根据地安全。在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冀晋区儿童团在站岗放哨、捉拿汉奸特务上曾起很大的作用,并有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支持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的工作,朱德亲自签发《制止行路抗拒盘查、打骂放哨人员》的布告,他批评那些外出不带路条的军民,非但抗拒盘查甚至还打骂站岗放哨查路条的人员,实属是不利于抗战工作的。

因此布告强调儿童团在路口查路条之重要,要求“嗣后各部队军人出营采买、送信,或因公旅行,必须带有军人护照或路条,不得抗拒盘查,更不得辱骂殴打放哨人员,如有故违,得拘送各地政府或本公署依法查办,绝不宽贷”! 儿童平时极为认真地站岗放哨、锄奸侦察,谁没有路条便休想通过他们的“封锁线”。

1941年定县某村集上,一个人的通行证戳记不对,小学生坚决不让他过去,恰好他的父亲走来,说这个人我认识,让他过去吧,但是小学生说:“现在是对事不对人,谁的通行证不清也不能过去。” 不仅是普通人,甚至连总司令朱德都因路条被儿童拦过。经过训练的儿童尤其是儿童团员,他们还可以保守根据地秘密,一个陌生人到村里想从儿童口里问出小学在哪里、先生是谁、村里的干部叫什么等等,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了站岗放哨,儿童团还可为华北根据地防奸除恶起到作用。有的根据地行政村离敌人不远,经常有敌伪假扮成老百姓进村搞破坏,因此学会辨别汉奸是儿童团工作的一大任务。

1938年冀西根据地郝庄集市上,儿童团查出一个22岁自称是卖棉花的汉奸。儿童发现这个人一连两个集上都去卖棉花,然而在第三个集上,儿童团团员又看到他时,他却不是在卖棉花,而是成为一个叫花子了,所以儿童团断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冀西根据地主要领导之一邓跃如同志安排儿童团和自卫队盘查与这个嫌犯左右在一起卖棉花的人,并由儿童团和自卫队担任对汉奸嫌犯的审判大会的秩序,冀西根据地集市地摊商位等秩序同样由儿童团和自卫队看管。

为对付前来破坏的敌伪,涞源某村1944年12月后半月还组织学生学习爆炸技术。 特殊时期掌握特殊技能的少年儿童,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为边区安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0年兴县捉烟犯68次。1941年上半年春耕时黎城捉住汉奸、逃兵、烟贩415名。东阳关儿童团查出40多斤烟土。 1941年5月,晋西根据地捉汉奸12名,逃兵61名。岚县道坡村儿童班长玉珍,甚至扣住从敌区来打探消息的亲舅舅。 经过我党培训孩子们的警惕性通常很高也很准确,他们抓到的人经查证确实就是敌人派来的汉奸。

儿童智抓汉奸、锄奸有功,还会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和奖励,得到表扬的孩子们越发踊跃地争当根据地的小卫士。1943年1月,汉奸从阳方口潜入,站岗放哨的儿童检查路条时发现,放哨儿童猛扑过去抱住汉奸,大声高呼,叫来了村主任,将其逮捕。县政府为褒奖孩子们机警英勇,还颁发奖金300元,号召全体人民向孩子们学习。 1938年至1943年的5年时间中,北岳区完县、唐县以及曲阳三县,儿童团共捉90个汉奸,432个嫌疑犯。

缉私防毒也是少年儿童们在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临县的儿童团长李乐则组织起全村的儿童展开缉私保卫根据地的工作。他把村里9岁到15岁的孩子编成3队,每天坚持训练,并安排每天2人轮流放哨。1943年3月10日,李乐则发现三个奸商私运粮食到敌人据点,他迅速召集7名儿童团员把两大驮粮食扣住送到村公所。 敌人对根据地的破坏除了扫荡抢掠,还会对八路军军队所驻扎村庄投毒,华北根据地不少地方都发生过人和牲口中毒的事件。而很多混入根据地投毒的却是涉世未深的少年儿童,这是因敌人抓住了一些儿童涉世未深,容易轻信别人、易受敌人利用,因生活窘迫而恐惧贫穷,可以用糖果零食哄骗的弱点。这个很好理解,就算是现在的全面教育环境下,也有一些孩子思想上不学好。

在抗战时期,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附近,曾抓获过大批被日军收买并受过训练的乞丐小孩,这些小孩分散各处到根据地各部充当勤务员,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向井中、食品中放毒。晋南干部学校就曾有两名儿童勤务员,投毒于井中使全校附近居民受害,万幸的是他们的行为被发觉,没有造成巨大的损失。 太行一分区临城郝庄村就抓获一个15岁小汉奸,日寇用蝇头小利诱惑,他就混入根据地打听抗日部队和政府动态,伺机投放毒药。随其一起投毒的小孩,都是衣着整齐,随身带有铜钱3枚,洋纽扣2枚,用绿线缠在一起,作为联络记号。 投毒的小孩人员杂而且分散,若要派出民兵、青壮年抓捕则费时费力耽误生产,所以保护水井、保卫水源也成为儿童团安保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太行根据地主要的井口都有儿童团看守,孩子们在井边认真坚守,没有替岗的到来就绝不随意离开,就如同站岗放哨一般。儿童团看井不仅只是预防汉奸特务投毒,还在井台边建立起宣传站,发挥小先生作用,进行扫盲以及抗日宣传的工作。

通过这样的很多办法,儿童团的孩子们成了根据地水源最有效的保护者,为根据地军民安全立了大功。因此对于根据地的安保工作来说,少年儿童并不是微不足道或可有可无的,而是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的。

华北地区根据地教育少年儿童参加生产任务,包括敬爱师长,给教员抬水、打柴、帮助教员生产劳动;可参加“拨工”互助组织,进行生产。儿童的生产任务主要是辅助农业如打柴、割草、锄苗等副业包括养鸡、植树、纺织,还有就是除害虫如打步蛐(害虫尺蠖)、捕蝗虫、捉其他害虫害鸟等。华北根据地儿童在开展卫生运动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 根据地卫生健康工作

儿童健康是民族健康、国家强盛的基石,然而中国儿童却是“种弱体衰”,可以肯定的是儿童的健康状况不佳,与公共卫生落后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还有由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积贫积弱被帝国主义掠夺,底层劳动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更谈不上什么营养条件。公共卫生落后,并不是人自己懒,不想干净,而是没有条件。

抗战前公共卫生与儿童健康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但这关注绝大程度上只限于国家上层与社会精英,关注地区也多在经济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以及政府控制较好的乡村及社会精英的实验县域。中国社会“富国强种”的思潮和新型儿童观自抗战开始,随着进步思想进入华北根据地,先进的儿童卫生观念也进入华北根据地社会。现代医学的医院、卫生教育等在偏僻苦寒之华北根据地也逐步建立。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华北农村抗敌根据地为保障伤员和百姓医疗的需要努力创办医院,开设卫生学校,培养卫生人才。抗日战争初期“晋西北根据地逐步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医疗机构和卫生学校。吕梁各专区、县都有50人至160人的医院。各专区及县医院大都设有内科、外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和化验室”。

在华北根据地普遍建立现代医学医院是不现实的,因此保障根据地公共卫生进步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华北根据地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必须依靠群众的自愿意识,单纯的行政命令是不可能长久坚持的。通过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发动群众自觉地反巫神迷信运动,与“巫师坦白”运动,但一般须依群众觉悟与自愿进行,以免与群众产生对立。

少年儿童是华北根据地卫生建设的主力军,其中卫生宣传是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小学、民校、黑板报、读书组、演剧、歌唱、图书、展览会、集市宣传等形式进行卫生宣传。为保障根据地环境卫生,儿童团、学校还会组织儿童对各家卫生进行检查,并帮助差的整改,儿童成了农村保持环境卫生的重要力量。我党发现,华北根据地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几乎所有人家都是土墙土炕,家里家外环境卫生较差,蚊蝇乱飞,便溺随地,极易引起疾病,威胁人民健康。学者们说,“苍蝇漫天飞,常伴农民们的饮食和睡眠……” 根据地环境卫生落后,还和日伪的烧杀破坏有关。敌人在进攻根据地时经常放火,把多年累积陈腐的土屋等烧毁化为灰尘,灰尘在根据地随风飞散,污染难以处理。另外日寇利用了细菌战等等手段,造成不少村庄流行病盛行,大量人口死亡。山西交城某村,1941年全村户口600户,在几个月内便死了100多人…… 为了改变环境卫生情况,保证根据地人民健康,根据地既注重教育儿童自己讲究卫生,也注重发动学生积极保护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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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根据地农村小学十分注重教育儿童讲究卫生,有的甚至把关于讲卫生的诗词带入小学语文课堂,河曲城塔小学教师张裕厚编写的三年级语文教材《讲卫生》在当地十分流行。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发动学校儿童打扫卫生,是行之而有效的办法。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教师“就发动同学们来做这个工作,先从学校里做起,本来我们的课堂是一座很漂亮的房子,经同学们一打扫,更显得清洁可爱,学校里搞好了,就鼓动儿童们回了家打扫自己的家,又发动妇女和儿童自己扫街,十天一次,这样村里的卫生工作才推动起来……”

华北根据地政府做了较为广泛的发动,民教馆、儿童团都是卫生保障的重要力量。河曲民教馆的卫生组由一部分小学生与少先队组成,他们除打扫一部分街道外,每五天,到城关学校住户院里去检查清洁一次,遇到不清洁的地方,他们便亲自动手给打扫,这样推动了城关卫生清洁, 这些儿童既是卫生保障的实施者,也是身体健康的受益者。在华北根据地清洁运动中,儿童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意义的作用。

因为日寇全面侵华以来,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百姓都表现得有些“疲了”,对根据地的卫生动员工作,有些人就表现得消极了。很多人觉得“朝不保夕,明天不定死了呢,还管这些啊……”所以在华北地区根据地清洁运动儿童团出力最大,他们担任了宣传、检查、帮助打扫的任务,工作中充分地表现与发挥了儿童的积极性、负责性,他们担任检察官,对不合格的要求“重新打扫才行”,儿童团很多的团员都这样负责地来检查督促大家的清洁运动。

宣传卫生是儿童团的任务之一,为保障农村环境卫生,儿童团还会组织儿童对各家卫生进行检查,并帮助差的整改,儿童成了农村保持环境卫生的重要力量,儿童健康状况也有了一定的改善。促进根据地儿童卫生保障进步发展,卫生保障体系从婴幼卫生到学校卫生皆可见进步之处。当然公共卫生的成果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观察的,作为当时条件极端有限的根据地农村来说,每户人家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每天有洗澡的条件,村民能够做到烧热水,不喝生水、洗手洗干净脸,家里被褥晾晒不长臭虫、人身上不长虱子就已经非常好了。

(二) 帮助生产

华北地区根据地儿童家庭贫困,许多儿童因家贫或无力就学,或必须在别人帮助下才能勉强入学,儿童特别是学龄儿童也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几乎无人可以完全地脱离生产。在当时儿童的童年期可以说很短,只要他们会满地跑,就会干力所能及的活儿。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于普通农村来说,吃饱肚子比学文化要重要多了。只有保障能按时按量完成家庭生产劳动,儿童才有可能得到家长的同意去学校读书。同样,儿童只有帮助家庭生产,才能保障家庭基本生活,才能活下去,家庭劳动是绝大多数农村儿童能自理后便附带着的重要任务。我党是劳动人民的党,当然了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会像当时国统区那样搞某些空中楼阁的。因此许多农村小学不仅教学内容和儿童家庭生产相结合,学校还鼓励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儿童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儿童学生产、学劳动。儿童团“要求儿童们和大人学习劳动知识,不做懒汉,不吃闲饭。”对儿童的这种教育,深得社会的拥护和家长们的支持。同时,组织儿童“捉懒汉,劝说懒汉和二流子参加生产”。因此,华北农村,儿童担当了家庭生产的重任,是家庭离不开的重要劳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华北根据地儿童参加家庭生产不只是简单的为自家劳动创收,还会通过儿童团、互助组、拨工组等组织将儿童聚集团结在一起,加强儿童学习、动员儿童帮助家庭生产为中心。

这些儿童组织还会展开广泛的学习竞赛和选拔学习生产模范的运动。通过这样组织劳动,帮助解决贫苦儿童家庭困难,从而动员儿童促进儿童进步。唐县儿童自1938年到1941年6月,植树193800株、开荒地31712亩、担粪247800斤、抓害鸟64090只、抓老鼠101543只、拾粮食14350斤……行唐儿童1941年开荒74715亩、编草帽210顶、代耕15721亩、拾粪143654担、拔草3037亩,还有开山坡棉田11012亩……

北岳区的儿童,虽然因为营养较差的关系,身体的发育不如平原儿童,但他们有更早的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生产能力并不低于平原儿童,1944年,在春耕中建立儿童林579处,植树357956株、建立儿童菜园179处、拾粪488000斤,因为那个年代农村没有什么化肥,牲口和人的大粪是很重要的肥料来源之一。

晋察冀边区“青救会”号召青年儿童开展生产,植树、种田、开荒等等,他们集体劳作共同生产,因此许多地方都设有“儿童林”、“儿童粪场”、青年儿童公厕等。

为了照顾实际情况,在晋察冀边区小学,鼓励儿童帮助家庭生产,1942年定县所有被灾区将小学都改成了半日制,小孩子上午读书,下午回家帮助生产。参加过支教扶贫一些项目的人可能就会理解,如果说服有些边远地区贫困的人群送孩子上学,首先就要向其家长保证,不能耽误家里的经济收入,比如有些家长认为早点儿出去打工可能更好。这属于一种短视,是需要用实际情况来教育的。

当时的儿童团团员下课以后,就排着队在街上走,高声歌唱动员:“懒老婆懒老汉,不干活,光吃饭,动员老汉参加生产……”

每个小学都组织起劳动组,小组长检查学生是否在家帮助生产工作,女生参加纺线。定县第一完小,有纺车20辆,神北小学有20辆,唐县二区高小,60多个学生,天天下午纺线。下子的完小学生每天上学,都背着粪筐在路上拾粪,小学生人人都想当劳动小英雄,谁也不愿和懒孩子做朋友,懒孩子都学好了。 阜平也要求学生在课余参加生产。阜平第八完小的学生,对于生产劳动有极高的兴趣,两个月来,纺毛4斤、织腰带24根、毛袜3双、毛手套2双、纺棉2斤、织细带子24根、棉线袜子2双、编小篮5个、笊篱15把、养蚕400个、还有养鸡20只……还做粉笔100枝、制墨20锭、种菜地1块等。在帮助家庭生产上,他们翻地28亩8分、送粪1084筐、播种285亩、打柴8274斤、采野菜2070斤、拾粪269斤、栽树149棵,锄苗31亩…… 太行根据地除了组织儿童支持家庭生产还组织儿童参加集体生产,尤其是帮助学校生产。1943年潞城第一高小原有1400担圈肥,这些肥料满够明年秋地用,11月18日又成立“积肥股”,在将近12天扫肥780担,拾250斤骨头、烧200多担骨肥。左权第二高小11月25日大儿童上山砍柴,小儿童去地里“打茬”,有劲地切草、担土,弄了400担肥,3000斤烧火柴,准备烧骨肥。黎城县南委泉村搞小粪场,扫树叶、垃圾,拾粪比谁的堆大,4天积肥7000斤,两个月积肥18000斤。平顺西沟小学15个学生编成三个小组,刨15亩地谷茬,修了6个粪坑,造200担肥。左权县西瑶村有个王天喜, 上学的路上半月拾粪20担,平顺的王国文9岁,每天拾40斤粪。

儿童是根据地生产的重要力量,我们不应轻视儿童,儿童团结起来的集体力量是伟大的。同时在根据地建设中,边区政府不断积累经验教训,将青联与初小教员密切联系,进行儿童的生产领导。及时布置儿童生产,检查总结并进行反映指导,以便鼓励、交流经验等。(《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的指示》冀晋行署)

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组织上规定,儿童参加生产应注意情况和儿童的疲劳,个人的计划要和家庭总的计划一致。 这样华北根据地将生产与健康、生产与学习有机结合,儿童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