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在毛主席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运筹帷幄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几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人。
三大战役是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大决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此，长江以北再无大战事，敌我态势彻底扭转，宣告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进入倒计时！
实际上，在三大战役开始前，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未彻底改变，国民党仍具有一定优势。国民党军仍拥有365万军事力量，以及一定量的海军和空军，占据着国内绝大多数大中城市。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280万人左右，以陆军为主，主要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几个主要战场中，除东北解放区处于领先地位外，其余解放区均落后于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毛主席没有选择再延后一段时间，待敌我实力旗鼓相当后，再与国民党展开战略决战呢？
几年的战争打下来，国民党的实力仍强于共产党不假，但只是名副其实的“纸老虎”，已属强弩之末。
称其为“纸老虎”，主要是国民党军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由于连续的进攻作战，其的精锐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新补充的兵员又以抓来的壮丁为主，战斗素质和意志都不高。加之连续的战斗失利，内部已经开始产生悲观情绪，士气低落、战斗力明显下滑。而且其内部派系林立，并非铁板一块，相互拆台、见死不救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开展大规模作战。
称其为“强弩之末”，主要是国民党军已经丧失了进攻主动权。虽然其还有365万兵力，装备也仍然优于解放军。但由于大批部队需要担任守备任务，能够真正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仅有174万左右。
更为致命的是，其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5个战略集团，已经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 5 个独立的战场上，只能占据一些战略要地“点”和交通“线”，各大战场内部尚且自顾不暇，各个战场之间的相互支援更是难上加难。
此外，由于国统区经济、民生等方面也日渐凋敝，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社会各界和群众怨声载道，缺乏赢得战争的基础。
反观人民解放军，则是“风景这边独好”，已经积累起了战略决战的有力条件。
经过长期的斗争，解放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适应战争，逐渐打大了、打精了，武装力量得到极大加强。
一方面，体现在思想武装上。全军通过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组织广大指战员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开展阶级、工作、斗志“三查”，大力推进组织、思想和作风整顿，政治觉悟得到很大提升。
另一方面，体现在装备武装上。随着军事斗争的推进，我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逐步建立起了炮兵、工兵等兵种，正规化、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具备了打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的能力，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随着各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强有力的铁拳。土改运动也基本完成，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认可。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群众支前热情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援战争就有了保障。
可以看出，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没有了主动发起进攻的实力，只能被动挨打和防守。实际上，国共双方攻守之势异也！此时发动战略决战，可谓正当其时。
当然，作出这一决定，也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一定关系，那就是柏林危机爆发了，美国和苏联正忙于处理柏林的烂摊子，无暇东顾，没法腾出手掺和中国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英、法等战胜国就急于抢占自己的地盘，划分势力范围。不少战败国和战胜国，都被其“接管”。最终，为了平衡利益，许多国家都被硬生生拆分。比如德国被分成了东德和西德，朝鲜被分成了南朝鲜和北朝鲜，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美苏两国同样有此想法。道理很简单，他们都不希望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出现，这会对他们“统治世界”造成威胁。这一点，从两家极力撮合重庆谈判和划江而治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希望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可不是因为出于好心，而是希望促成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
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苏联没有闲工夫出面阻挠调停国共内战，所以毛主席果断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摧枯拉朽推翻蒋家王朝统治，最终实现了新中国的建立。
等到1949年5月，柏林危机结束，两国重新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战场时，我们已经迅速打赢了三大战役，并一举跨过长江，全国统一已成定局。此时他们虽然想出面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三大战役发起及时，解放大业推进迅速，我们的国家现在就很有可能是南北朝的局面。毛主席讲“抗日战争快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其中应该就蕴含了这个因素。
所以，发起三大战役是毛主席综合研判时与势，充分考虑了国内情况和国际变量，作出的重大决策。伟人的大智慧和大格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