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岸青携邵华回中南海，主席沉默良久后，缓缓写下四个字

1963年，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带着妻子邵华来到中南海，会见父亲。家人会面，其乐融融，可母亲杨开慧却早已离世。

毛岸青万分思念母亲，不由自主地向父亲提了一个要求。他想让父亲再写一份当初悼念母亲时写下的那首《蝶恋花》，留给他们做纪念。

毛主席听到爱子的要求后，沉默良久，随后找出纸笔，缓缓在纸上写了四个字。毛岸青和邵华见到这四个字后，皆是一愣，误以为毛主席写错了。

作为毛主席唯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毛主席到底写了哪四个字？悼念杨开慧的那首词又是怎么样的呢？

颠沛流离，磨难重重的童年

1923年，杨开慧在长沙生下了毛岸青。正忙于革命事业的毛泽东，没有时间陪伴照顾刚出生的儿子。

在毛岸青刚满月之时，毛泽东便接到命令，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相关事宜。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一家人聚少离多，致使毛岸青三兄弟的童年缺失了父爱。在毛岸青4岁那年，父亲毛泽东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发动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离开长沙后，杨开慧虽独自一人，却能一边顺利开展地下工作，一边照顾好家庭孩子。

1930年10月，杨开慧遭敌人发现，不幸被捕。在监狱之中，敌人对杨开慧严刑拷打，酷刑加身，试图从她口中撬出党的机密信息。

可是饱受折磨的杨开慧始终没有妥协，敌人眼见威逼不成，便开始和杨开慧谈条件，只要她公开宣称和毛泽东离婚，就会释放她以及她的亲人。

遍体鳞伤的杨开慧，冷眼望向敌人，冷笑着说道：“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眼见杨开慧油盐不进，敌人便没日没夜地提审她，甩皮鞭、挥木棍、压杠子，各种酷刑，轮番折磨她。

但她始终没有屈服，没向敌人低头。敌人见她没有利用价值，便将她给残忍杀害了。杨开慧牺牲后，敌人故意将毛岸英、陈玉英释放，企图利用毛岸英来引诱更多进步人士。

出狱后，毛岸英来到舅舅杨开智家中，和弟弟毛岸青、毛岸龙相聚，相互安慰。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知道嫂子被敌人杀害后，认为将毛岸英三兄弟留在长沙十分危险。于是他便将情况汇报给组织，经同意后，他立刻修书一封，请人悄悄送到杨家。

杨开智认出是毛泽民的笔迹，便安排人护送3个外甥去往上海。几经辗转后，毛岸青三兄弟来到上海，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进入由组织创办的幼稚园里生活与学习。

8岁的毛岸青，在幼稚园中度过了短暂的安乐时光。没多久，幼稚园便被敌人给破坏。

毛岸青三兄弟被迫流浪江湖，三弟毛岸龙在饥寒交迫中病死，留下他与哥哥毛岸英相依为命。

多年之后，毛岸英回忆起流浪的岁月，不由得感慨地说道：

“我们兄弟俩，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相差无几，不过有两样我们没做，一是没偷东西，二是没给有钱人当儿子。”

可想而知，毛岸青兄弟所遭遇的磨难有多残酷，令人心疼，惹人落泪。流浪许久后，幼稚园的负责人寻找到毛岸青兄弟，将他们收养起来。

两兄弟的安心日子没过多久，便又发生了变故。因为党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瑞金，所以他们兄弟俩的生活经费就此中断。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当起报童，游走街道之中，吆喝卖报。

一日，毛岸青正在街上卖报，不料却惹怒了外国巡捕。对方仗势欺人，心狠手辣，抽出棍子，将毛岸青一顿暴打。

混乱之中，他被击中头部，头疼欲裂，倒在地上哀嚎不已。还好毛岸英及时赶来，将弟弟送去医治。

可惜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毛岸青虽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1936年初，党中央派出人手，前往上海重建党组织。来者一边开展工作，一边找到收养毛岸青兄弟的同志，向其传达组织的意思：

如今陕北兵荒马乱，将毛岸青兄弟送往会有危险，将符合条件的兄弟两人送去苏联更为合适。

1936年6月底，毛岸青兄弟搭乘法国邮船，从上海出发，航行一个月后，抵达法国，随后进入苏联。初来乍到的两兄弟，被安顿在共产国际所办的儿童院中。

毛岸青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来到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学习、成长。此外，他们还和父亲毛泽东建立了联系，互相通信，共话家长里短。

忙碌的毛泽东，收到儿子的信后，总是十分激动。一次，他收到兄弟两人寄来的照片，兴奋地在屋里来回走动。看到慢慢长大的两个儿子，他心中既高兴又内疚。

他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却不能算一位合格的父亲，他让自己的孩子承受了太多苦难。想到毛岸青留下的后遗症和心理阴影，毛泽东便揪心万分。

幸运的是，毛岸青兄弟在苏联的物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他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毛岸青时刻以哥哥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成长，成绩优异的他还曾跳过级，后来更是考上东方大学。

1947年9月，毛岸青经满洲里回到国内，并在哈尔滨入了党。在父亲的引导下，他来到黑龙江省克山县投身土改试点工作，在基层展开调研。

在与群众一同生活一同劳动的过程中，毛岸青用自己的算术和音乐特长，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带给村民欢乐，同时他也赢得了无数掌声。

1949年7月，毛岸青被调回北京，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俄文翻译。

在此期间，他不断学习，努力工作，认真钻研，翻译了如《列宁全集》等经典俄文著作，为俄文翻译事业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