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聂荣臻有缘。

战争年代,他们曾经三次合作共事,虽然时间累计只有4年4个月,但是每次都结下了丰硕的果实,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他们共事4年,使红一军团成为红军中的王牌军,兵锋之利,令国民党将领闻风而退。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们共事仅2个月,便取得了威震华夏的平型关大捷。

第三次共事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他们共事也是2个月,却共同指挥了平津战役。

林聂搭档时间如此之短,经历的时期如此之多,前后变化如此之大,战线如此之长,获得的战绩如此之巨,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令人惊骇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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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叹这对搭档表面的辉煌,却很少想到他们辉煌背后的矛盾、曲折和斗争,很少知道那一个个难忘的故事。

林、聂初次相识是在1925年冬。那年,年仅18岁的林彪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叫回龙山的小山村来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第二团第三连学习。

给他上第一堂政治课的老师便是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该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档案中,黄埔军校是一个培养名将之花的摇篮。它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之中的绝大

多数日后都成了统率千军的将领。

林彪在黄埔军校这个群星灿烂的集体里表现如何,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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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时的林彪

一种说法称林彪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特别是他肯动脑筋钻研战术问题,深受校长蒋介石青睐。

另有一种说法与之相反,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就是聂荣臻。他说:“林彪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在黄埔军校,聂荣臻与林彪相处的时间很短。

林彪进校不久,由于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人,聂荣臻便离开了军校。尽管了解可能不够深入,但有一点很清楚,林彪没能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

在林聂正式成为搭档前,他们还有两次邂逅相逢,林彪同样没能让老师改变印象。

一次是1927年春,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来到湖北原籍,等待中共湖北省军委分配工作。

在武昌中和里军委机关,他见到了担任湖北省军委书记的聂荣臻。聂荣臻将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留在军委机关,而将林彪等大批黄埔四期毕业生分往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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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聂荣臻

聂荣臻尽管对林彪印象不佳,但也没有亏待他。这是黄埔军校的规定,毕业学员要到部队先见习3个月,然后才正式分配职务。

对此,林彪没有任何异议,他当时就像一匹渴望驰骋沙场的战马,希望硝烟、炮火、白刃、血花。他昂扬而去,很快因战功升任连长。

第二次不期而遇是在1927年7月底。聂荣臻作为中央前委书记受命来到江西九江马回岭,组织驻扎在此地的叶挺第二十五师官兵前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在马回岭,聂荣臻逐层向党员军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林彪当时正在该师第七十三团一营七连任连长。

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是聂荣臻这次争取的重点。

林彪、聂荣臻结成搭档是在1932年春。阔别4年,两人都有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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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已非吴下阿蒙,经过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提拔,他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为红军中最年轻、最能干的战将之一。

他的名字已与常胜将军相联,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聂荣臻虽然曾是林彪的老师,也不能不对昔日印象不佳的学生刮目相看。

1932年3月,军委决定调整红军编制序列,重新设置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军团政委。林聂正式成为搭档。这年,林彪年仅有25岁,聂荣臻也只有33岁。

对于做林彪的搭档,聂荣臻起初并没感到什么压力。他虽然与林彪接触不深,但认为林彪毕竟比较年轻,世故不多,应该好共事。

但是,聂荣臻的四川老乡朱德、陈毅却不这么乐观。他们告诉聂荣臻:

“林彪这个人,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喜欢排挤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非常不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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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老乡们的警告声中,聂荣臻与林彪搭起班子,他用好奇的目光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富有军事天才而又沉默寡言的人。

林彪有个钟爱的小本子,这是全军皆知的事情。至于林彪在这个小本子上写了些什么,军中无人知晓。有人故作神秘地说:“那是一本诗集,写满了军团长思念恋人的诗词。”

聂荣臻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上任没几天,就看到林彪随身总带着那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独自一人躲开大家在上面添添画画。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聂荣臻碰到林彪向机要科的同志要数字:“快说说看,这次作战,共毙、俘敌人多少?缴获多少?伤亡清况如何?三军团的情况怎样?”

机要科的同志汇报走后,林彪便掏出那个小本子记了下来。

“你在记什么?”聂荣臻想看个究竟。林彪一时高兴,将本子递了过来,脸上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聂荣臻看到本子上记的,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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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本子从林彪当排长的时候记起,密密麻麻全是数字。

这些数字两个特点,一是记的全是胜仗,没有败仗,二是自有一、三军团后,林彪不仅记下了自己的战绩,还把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数字也记了下来,并时刻进行比较。

聂荣臻很偶然地发现了林彪隐藏在心中的最大秘密。他要与被誉为“红军之狮”的猛将彭德怀展开全面的竞争。

这个秘密,林彪藏匿在心中已经3年。

1929年,当威风八面的彭德怀带领红五军与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当时担任营长的林彪便发誓要赶上彭德怀。

到1932年,林彪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早已超过了一般的红军将领,开始与彭德怀双峰对峙,并驾齐驱。

聂荣臻十分赞许林彪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勇于新研战术问题的精神,尽量配合他把部队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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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林彪的原则是:全力支持林彪的工作,遇到非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作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聂荣臻认为,林彪虽然充满个人英雄主义,年轻气盛,只要坚守上述态度,还是可以融洽共事的。

很快,聂荣臻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位比自己年轻8岁的军团长生性内向,平时不说话,说了话就不变,有了不同意见,他既不解释,也不争辩,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

即使明知道错了也不回头,与他难以沟通,更不用说作推心置腹的深谈。他们共事不到40天,便发生了争执。

那是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了福建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侨乡漳州。

林彪高兴地直搓手:“这里的人富得流油,随便抓一个都是土豪。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地补充一次了!”在他的感染下,其他红军官兵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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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看苗头不对,先打招呼道:“漳州经济发达,生活水平普遍较高,这里侨眷很多,光凭穿着很难看出他们的阶级成分。款要筹,但要执行政策和纪律。”

“政委同志,请问,我们还要不要钱?”林彪阴沉着脸反问道。

“要钱也不能采取这种做法。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这种野蛮的做法,红军不仅不会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的同情也不会得到。”聂荣臻耐心地进行解释。

“政委同志,没有钱就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子弹补充,没有医药救治,一句话,就不能打仗。”林彪说完,撇撇嘴,他把政委当成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聂荣臻被林彪这副轻蔑的神情激怒了,他大声地说:“我们是红军。漳州是打下来了,如果我们把政治影响搞坏了,你筹到再多的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林彪不再吭声,两人在沉默中结束了第一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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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谁也没说服对方,依然各行其事。林彪继续督促部下加紧筹款。红一军团在一个月内共筹集了100万银元和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

这些银元和物资大部分运送到长汀和瑞金,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财政、物资上的困难。

聂荣臻继续强调执行党的筹款政策和群众工作纪律,力争尽可能地减轻粗暴筹款造成的消极影响。

林聂两人的冷战没打多久。毕竟聂荣臻当过林彪的老师,还比他大8岁,他没有让争论持续下去。

几天后,部队请摄影师为大家拍照。聂荣臻对通讯员说:“快把军团长叫来,大家合个影。”

林彪来后,聂荣臻与他在缴获的国民党飞机前合影留念。这张留影并未完全弥合两人激烈争吵后的裂痕。

照片中,聂荣臻神情怡然地微笑着,而林彪则板着脸,依机旁原照另—边是林彪稀还能看到一丝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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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和林彪在缴获的飞机旁合影

1932年到1933年,林彪在中央苏区刮起了一股战争旋风,其风头一时盖过了他心目中的竞争对手彭德怀。

1932年6月,红军攻打乐安,由林彪担任攻城司令,红一军团仅用半天就占领县城,俘敌人3000余人。

宜黄由彭德怀的三军团担任主攻,一军团担任助攻。结果三军团强攻一天,受挫于坚城之下。

林彪趁守敌视线被三军团吸引之际,指挥发起突击,率先冲入城内,拣了一块肥肉。

此时,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发起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在这场斗争中,红军极其准确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渡过难关。

这场战役经常被林彪挂在嘴上,用来证明自己具有绝不放过任何一丝战机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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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关键战役。红军的作战目标锁定在这次“围剿”的主力、驻扎在江西南丰的陈诚中路军身上。

红军兵锋直指南丰。陈诚立即作出反应,他除命令南丰守敌据城抵抗外,还急调李明的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驰援南丰,企图将红军聚歼于南丰城下。

在红军总部指挥作战的朱德、刘伯承敏锐地发现敌驰援部队由西北向东南行军,由于缺乏掩护,它的整个右侧翼全部裸露在我军面前。

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红军总部命令红军主力迅速从南丰撤退,隐蔽北上,悄然集结五万优势兵力,埋伏于黄陂以北地区,指定林彪为这次战役的战场指挥。

林彪在与彭德怀、董振堂(五军团长)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平行路线,由一、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担任伏击任务,由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

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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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红军的机枪部队

1933年2月27日上午9点多钟,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已向我伏击区走来。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两个旅4个团毫无防备地从指挥所前面走过。

“打不打?”参谋请示。

“等辎重部队。”林彪说完,用目光征询地看了一下政委。聂荣臻点了点头,他也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军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

果然,随着一阵低沉的马达声,公路上驶来几十辆汽车,缓缓进入伏击圈。

“打不打?”参谋再次请示。

林彪关键时刻稳得出油。等后卫团也全部进入伏击圈,他才发岀全线岀击的信号。

顿时,僻静的山谷,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毫无防备的敌军行进部队截为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仅用了3个小时,即全歼敌五十二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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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继续指挥部队进攻草台岗,寻歼自称“从未打过败仗”的敌十一师。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夺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高五六百米,山坡陡峭,易守难攻。

林彪、聂荣臻决定亲率红四军争夺此处要隘。3月20日子夜,林、聂来到红十师驻地,督促部队出发。

拂晓前,到达指定攻击地点后,发现红七师和红九师没按时到达。林彪阴沉的脸上,乌云密布。

到了8点半,依然不见他们的影子。林彪实在忍不住了,把两个师长骂了个遍。

到了9点钟,三军团方向已经传来激烈的枪声,林彪苦苦等待的两个师,仍然不见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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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怒气冲冲地指挥红十师单独发起进攻。聂荣臻忙令号兵以号音命令七、九两师在十师左右展开,并断敌退路。

战斗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红九师和红七师才先后投入战场。

“你们死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来干什么?”林彪正为战事不顺而恼火,一见两个师的师长、政委,便劈头盖脑子地一顿臭骂。

“你们两个师都不按预定时间到达,耽误了攻击时间。这是为什么?”聂荣臻也十分生气。

一位师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解释道:“玉华山那一段,树木都被群众砍倒了,横在路上,部队行走困难。”

林彪一听,刚压下去的火腾地又冒上来了:“那是根据地的群众防范敌人的。谁要你们自作聪明走玉华山?事先又不作准确的侦察,延误攻击时间!”

林彪连扣三项罪名,压得两位师长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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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九师师长李聚奎

“先去组织部队作战吧。”聂荣臻为两位师长解围,又与林彪来到七师阵地。这里的战斗处于白热化之中。

敌十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装备精良,火力很强,意志异常坚韧。红军几次冲锋,都被压了下去。蒋介石还派飞机参战,不停地往下扔炸弹。

在七师指挥所,林彪正蹲在地上写作战命令,只听得“轰”的几声巨响,几枚炸弹在指挥所前爆炸了,气浪把林彪推岀去好几米远,聂荣臻也被吹倒。

聂荣臻站起来,见林彪直挺挺地躺着,吃了一惊,赶紧去扶,没等走到身边,林彪一个鲤鱼打挺地站起,掉掉身上的泥土,对师长彭雄说:

“你亲自带领一支突击队,与九师会攻黄柏岭,限两小时拿下。”

两小时后,七、九两师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终于攻占了黄柏岭,为取得草台岗战役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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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师师长彭雄

林彪在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得到红军总部首长的肯定,也因此次战役新增了伏击战专家的名号。他大喜之下,把七、九两师延误作战时间的过错也豁免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十万红军将士含泪辞别于都河。通过头两道封锁线后,一军团进至湖南与广东交界的宜章地区。

蒋介石在这里沿粤汉铁路布防了第三道封锁线,并令广东的粤军与尾追不舍的中央嫡系部队夹击红军。战争形势异常严峻。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10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

根据当时的情报,粤军正在赶往乐昌途中。

“兵贵神速。一军团全体轻装,避开山地,拣平原冲过乐昌。”林彪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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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行呢?”聂荣臻强烈反对林彪的军事部署:“中央军委可是命令我们占领九峰山,保证中央纵队免遭乐昌粤军的侧击。”

“你放心,我估计粤军还没有到达乐昌,我军不会遭受乐昌敌军侧击。”林彪解释理由。

“我也估计粤军现在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也还有一段路程。而且,我们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

“政委同志,请你对红军战士的速度多一点信心。我们用脚步战胜敌人车轮的事情还少吗?”林彪一旦下了决心,轻易是不会让步的。

“好。就算我们的脚步比敌人的车轮快。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呢。我们担任掩护任务,如果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

林彪坚持原来的部署:“生死存亡之际,保证实力和速度最重要。我是军团长,可以专断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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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的红军前敌指挥部遗址

聂荣臻一步不让:“执不执行军委命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我负有监督执行的责任。”

两人在指挥所发生激烈争论,参谋人员惊讶地呆立一旁。这两人很少发脾气,但没有想到一发起火,竟会如此生猛。

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气氛,建议先派一个连去乐昌侦察一下再作决定。

“我同意派人侦察,但军团一定要按军委的命令行事,必须派部队占领九峰山。”聂荣臻坚持道。

军团部继续前进,到达麻坑坪,左权派岀去的侦察连报告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能够望见粤军,他们在向北开进。

正在这时,麻坑坪敌军逃跑时来不及撤走的电话突然响了,林彪习惯性地拿起话筒:“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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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坑坪

“你们发现了红军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

“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

头脑灵活的林彪瞬息间反应过来,立即用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布防,没有发现红军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的?”

电话是乐昌附近赖田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接电话的是“赤匪”头目林彪,还真以为是追剿的国军,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

粤军邓龙光部3个团已经开抵乐昌,另有1个团的兵力开往九峰山。

“侥幸。”林彪额头沁出一层冷汗,急令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部冒着瓢泼大雨赶赴九峰山,拼死攻夺制高点,自己则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山之敌。

由于红四团动作神速,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钳制了粤军的行动,一场本来难以避免的恶仗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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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恶仗很快来临了。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又在湘江布防了第四道封锁线,准备将红军全歼。

由于红军采取搬家式行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每天行军只有10公里,白白浪费了10天的时间,湘军刘建绪指挥4个师先期占领全州。

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的小丘陵上。

28日清晨,林彪、聂荣臻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15公里,南离渡口25公里,桂黄公路沿江平行,两侧均是延绵起伏的山岗和丘陵。

守住了觉山就等于扼住了湘江进入渡口的咽喉。林彪反复叮嘱最前沿的红四团:“这片山岭一定要死守,否则整个军团就会被湘军赶进江里喂王八。”

29日至30日,湘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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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拼刺,枪林弹雨,刀光闪闪,血肉横飞。

红一军团被迫从觉山前沿后退,在白沙一带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敌情如山且不说,更为要命的是中央纵队蜗牛般挪动的速度。林彪一下阵地,便问左权:“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

“没有。他们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有到江边。”聂荣臻告诉他。

参谋长左权直叹气:“抬着那么多破家当,怎么快得了?唉!”

“一百多里的路,走了3天还没有到,这叫突围吗?我这里可是血流成河。”

林彪与聂荣臻、左权商量后,连夜给军委拍去一封火急电报:“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昼夜兼程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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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名致电一、三军团,要求务必再坚持一天。电报中提出,一日战斗“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战胜者,即为战败者”。

战斗达到白热化。林彪命令全军团不惜兵力、不惜弹药、不惜伤亡,誓死不让湘军突破白沙防线。当天正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岀发时的近十万人锐减至不足4万人,红军指战员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湘江之战达到极点,要求毛泽东重新掌舵的呼声十分强烈。

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由于红一军团损失惨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1935年1月,中央在黔北名城遵义召开会议,全面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

与聂荣臻在会上态度鲜明、积极发言相比,林彪基本上一言不发。因为会上受到大家集中抨击的短促突击战术,正是林彪一度热心鼓吹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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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军事顾问李德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太上皇”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视者。

他想起来了曾经信奉过新战术的林彪,于是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用他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泽东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的战术。”

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马匹,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林彪冷冰冰地接待。

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负责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

毛泽东走向红军最高军事岗位后,决心用打圈子的方法,调动敌人,诱使蒋介石让出金沙江,以便红军寻隙跳往川西。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诩为“一生得意之笔”,其精髓就是走路,通过长距离、不断变化、无规则的行军拖垮敌军、调动敌人,从周密的包围圈中寻找或制造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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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湘、黔、滇边境大踏步地游走、转圈,竟然在赤水流域来回穿梭达4次之多,每天行军里程都在70公里以上,有时看起来仿佛在走冤枉路。

这种战术把蒋介石搞糊涂了,惹得林彪也怨声载道。

“从遵义出来,我们尽走弓背路指挥部队行军,怎么不知道走弓弦,走捷径!”林彪的埋怨引起部分指挥员和战士的附合,他们都说走得太累。

聂荣臻脚上也布满血泡。他不想让这种怨气影响部队,赶快劝阻道:“毛主席这样做,是为了寻求战机嘛。”

“什么战机?这样行军,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部队还行?”林彪越说越露骨。

聂荣臻觉得事情严重,正色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现在好比落到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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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不再吱声,但是他的行动没有停止。那时的林彪,敢作敢为。

1935年5月,红一军团在四川会理附近休整。林彪与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人研究部队行军问题,突然拿起电话,要三军团:

“彭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岀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在电话里婉言拒绝了林彪的提议。

林彪的举动令聂荣臻目瞪口呆,他实在没有想到林彪会这样胆大妄为。

“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为了防止这个一惯天马行空的人物再干出出格的事,聂荣臻警告道:“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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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打定了主意便不再理睬别人的反对,他很快又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他还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名,遭到聂荣臻的严词拒绝:“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聂荣臻苦口婆心的一番话没有说服林彪,他独自一人签名上报军委。

林彪的信件在军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于5月12日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党内不信任中央领导的悲观情绪。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嚅嚅地解释道:“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毛泽东没等林彪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

毛泽东指挥红军跳出湘黔滇边境后,沿金沙江迅疾北趋,并把开路先锋印挂在他信任的林彪、聂荣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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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康地区山高峡深,河流湍急,道路多是通过一座座铁索桥相串连。红军战士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踏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挪不开步子。

红一师战士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一师师长李聚奎只好请来军团长示范,因为林彪是从泸定桥上过来的,大家想看他是怎么个走法。

“连过桥都不会,你这个师长怎么当的!”林彪骂骂咧咧地来到队伍前,给大家做示范。谁知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铁索晃动,他的整个身子也急剧摇摆,差一点摔倒。

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脚步,两个人拉扯成一团,出尽洋相。最后还是聂荣臻从后面赶到才算是解了围。

聂荣臻是四川人,熟悉铁索桥的脾气。他告诉大家,过铁索桥就像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桥的颤动节奏迈步,才能走得开。

果然,按照政委的方法,林彪顺利地走过铁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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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又闹了一次别扭。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带部队到陕南打游击。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带走。

在这个名单中,林彪没有列上聂荣臻的大名,因为林彪知道他指挥不了聂荣臻。

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他与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

但林彪不死心,仍然与毛泽东软磨,在电报中一再重申“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毛泽东要聂荣臻做林彪的思想工作。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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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荣臻的劝说下,林彪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1936年5月,毛泽东调林彪到红军大学担任校长。一军团高级将领为林彪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聂荣臻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一军团的军事业绩和建树。

林彪没有表现出大将风度,仍然对多年来与聂荣臻的分歧和争执耿耿于怀,他说:

“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好胜的林彪临别之际也不肯认输。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起这些问题,还是以后找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在共事5年后两人分道扬镳了。林、聂都有一种感觉,由于5年内两人磕磕碰碰太多了,以后也许再结成搭档的机会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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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没有想到,仅仅分别了一年,他们就再次联手。促成这次联手的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劫难。

1937年7月7日凌晨,卢沟桥枪声骤起,日军盘马弯弓,铁骑迸发,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和中共反复呼吁下,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其中115师由原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总兵力达1.5万余人。

毛泽东将蛰伏多时的林彪从红军大学调出,派往115师任师长,与副师长(党内称政委)聂荣臻再次组成军政搭档。

1937年9月上旬,林彪到达山西首府太原。当时,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晋北大部沦陷,太原如风中残烛,摇摇欲熄。

林彪根据中央指令,带领115师的先头部队343旅从太原出发,向平型关方向急驰,迎击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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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师领导人合影,左起:陈光、林彪、周昆、聂荣臻

板垣师团战斗力强,敢于冒险犯难,凶横残暴,是有名的王牌军。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华多年,熟悉中国地理。

可惜这次他运气不好,遇上以伏击见长的林彪。

115师的预定阻击线是灵丘。9月中旬,聂荣臻带领师司令部和344旅到达灵丘地带,询问林彪位置。

前方参谋回答:“灵丘县城已被日军占领。师长已到平型关观察地形去了。”聂荣臻判断,林彪一定有大动作。

林彪有个习惯,如果他紧盯着地图和地形不放的时候,就是他下决心的时候。

于是,聂荣臻紧催部队,日夜兼程赶往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23日与林彪会合。

林彪指着面前一道道山壑,淡淡地一笑,说:“这里可以打一仗。”

聂荣臻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地形,不能不佩服林彪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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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聂荣臻奔赴抗日战场

平型关坐落在山西东北的古长城上,与娘子关并称晋北“雄关要隘”,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关内关外,重峦叠嶂,沟深谷幽。

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窄沟道,沟道中段地势最为险要,沟深数十丈,长约五里,沟道公路仅能通过一辆汽车。

“真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聂臻支持林彪的想法,并说:“这是八路军誓师出发以来与日本侵略者打的第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仗振奋全国军民的抗日情绪

当时作战,前线指挥员有权专断,好打就打,事后报告一声就行了。24日,灵丘方向传来零星枪声。前沿部队报告,敌人可能于翌日采取行动。

林彪与聂荣臻详细地商量后,命令独立团插到灵丘与涞源、间阻止敌增援,命令344旅687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亲率343旅和344旅688团前往平型关东侧山地。

行军途中,大雨陡降,暴雨引发山洪,陡然疯涨的溪水瞬间像水龙一样溢满沟底,把344旅旅长徐海东带领的一个团挡在后面,一些性急的战士试图趟过沟,结果被激流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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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太急,强渡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让剩下的部队作为全师预备队,绕道缓进吧。”林彪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天亮前,115师主力到达预定地点。林彪与聂荣臻将指挥所设在沟道东南的一个山头上。

在那里,通过望远镜,可以俯瞰战场全景。早晨7时许,板垣师团1000余人,分乘100多辆汽车毫无防备地进入伏击圈。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眼皮子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部队正张着嘴等着饱餐一顿。

“攻击开始!”随着林彪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枪炮声响彻山谷。

由于沟道狭窄,前面的汽车被炸,后面的人马便挤成一团,日军整个指挥体系被打乱,只得仓猝应战。

毕竟板垣师团是一支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他们很快从惊慌中清醒过来,疯狂进行反扑,不断组织反冲锋,企图争夺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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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军士兵十分强悍,受伤不退,宁死不降,与八路军战士展开血战,白刃对刺,血光迸射,不断有人倒下。

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日正午,板垣师团终于抵抗不住115师居高临下的猛烈攻击,落荒而逃。

平型关战斗,115师歼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及各类辎重堆积如山,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的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秋,115师分为两块,林彪率主力转往晋东南的吕梁山,聂荣臻率115师一部留守五台山,开辟晋东北地区。林、聂第二次搭档在合作了两个月后再次分手。

林彪因胜利而出尽风头,同时,他也因享受胜利而吃尽苦头。平型关获胜,115师发了洋财,缴获日军战马50多匹。

这些洋种战马体格高大,奔跑如电,煞是令人喜爱。聂荣臻主张将这些战马充实到骑兵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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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不同意,他善心大发,奖给团以上干部每人一件日军黄呢子大衣和一匹洋马。他自己挑了一匹唤作“千里雪”的关外良驹,每天早晚遛马。

晋东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当地有一首民谣:“吕梁春多雾,闻声不辨物。只听耳边响,不见眼前过。”

1938年3月2日清晨,又是一场大雾将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警卫员说雾太大,天太凉,劝林彪不要去遛马。林彪不听,独自策马出村。

就在驰过阎锡山部队防区时,他的黄呢子大衣和日军洋马引起晋军哨兵的误会,抬手一枪,就将林彪摆下马来。

林彪戎马一生,从士兵到将军,虽然经历过无数恶战、血战,但从未受伤挂彩。这次竟然中友军哨兵一记冷枪,真是窝囊。

这一枪还特别厉害,子弹从前胸打入,洞穿右肺,并且还伤及中枢神经,给林彪留下了终身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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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当林彪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阴沟里翻船。”

尽管八路军总部会集最好的军医为林彪诊治,但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只是控制了他的伤情,并未彻底解除他的病根。

毛泽东先是将林彪接到延安调养,后来又送他到苏联治病。这样,在抗战八年间,林彪只待了半年便离开了前线。

林彪与聂荣臻第三次联手是在10年后国共决战的隆隆炮声中。

1948年12月上旬,当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的聂荣臻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要他到北平东面的孟家楼去,与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会合,商量组织平津战役的事宜。

“好快呀。”聂荣臻兴奋地叫了一声。

林彪所率东北大军神速入关,不仅岀乎聂荣臻意料之外,也令蒋介石和国民党华北集团总司令傅作义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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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

一个月前,东北野战军刚刚结束辽沈战役。蒋介石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带领所部60万大军南撤,加强长江防线。

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异己的伎俩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说:“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的部队至少需要休整3个月到半年。只要林彪不入关,聂荣臻便奈何我不得!”

当时,聂荣臻统帅的华北野总兵力25万人,自然拿傅作义的50万兵力没有办法。但是,林彪入关,带来了东野百万雄师,战争格局立即逆转。

平津战役总指挥部设在孟家楼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这个地点是林彪亲自选定的,它距北平、天津、唐山各180里。

当参谋提出孟家楼没有大房子安置指挥所时,林彪反问道:“40多个人都住不下吗?”

12月7日,林彪、罗荣桓带着他们40多个人的指挥班子进驻孟家楼。第二天,聂荣臻乘吉普车赶到孟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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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前通过了电话联系,听见车响,东野三大巨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迎了岀来。

林彪笑容满面地说:“聂司令员,你们主人没到,我们客人先来了。”

“林总,你们的行动好快呀!”聂荣臻高兴地和东野干部打招呼,这都是原115师的班底,大家10多年没有见面了,自然格外兴奋。

聂荣臻发现林彪长胖了,精神饱满,面色很好。林彪当时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自1945年秋奉命入关,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便打败了蒋介石手下的几乎所有著名将领。

特别是通过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50万人马,解放东北全境。

在他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拥兵百万,是当时五大野战军中人员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他有理由神采飞扬。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中共平津战役总前线委员会,由林彪任前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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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是国民党的一位名将,尤其善于防守作战。惊闻林彪入关,与聂荣臻合兵一处,傅作义就已经预感到了覆没的凶兆。

战与和,是中共可以选择的两种方案。林彪也认为,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善之善者。为此,在发起天津战役之前,他专门派人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送去一封信。

可陈长捷服从傅作义的命令,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下令刘亚楼发动总攻,仅用了29个小时,便全歼守军13万人。这种方式被称为“天津方式”。

除了武装解放的天津方式外,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特别是采取和平解放的方式呢?聂荣臻提出了这一设想。

聂荣臻萌生和平解放北平的思想后,先找罗荣桓征求意见:“北平是历史名城,也是今后新中国的首都。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

罗荣桓表示在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同意力争和平解放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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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便是做林彪的工作了。

“我们已经打下了天津,傅作义的逃跑道路全部切断了,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林彪听了,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一厢情愿有什么用?看见天津战役了吗?我们想和平,但是人家根本不理睬你,一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聂荣臻竭力想说服林彪,因为他是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他不点头,一百万大军就不会停止攻城。罗荣桓也劝林彪试试。林彪见聂、罗意见一致,知道争不赢,索性不说话。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岀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这是整个天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惟一一份电报.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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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

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他见到林彪、聂荣臻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一文一武,刚柔相济,配合得好啊!”

林、聂的第三次搭档就这样以平津战役的辉煌胜利而划上句号。

尽管林彪和聂荣臻三次合作,争吵不断,但笔者认为,林彪是非常愿意和聂荣臻搭班子的。

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平津战役结束后,一向极少串门的林彪突然登门拜访聂荣臻,令聂荣臻大感意外。

寒暄一番后,林彪突然提出一个请求:“你能不能接替罗荣桓,到四野当政委,再跟我搭档一次呢?”

这个请求理所当然地被坚持原则的聂荣臻拒绝,不过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林彪对聂荣臻是非常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