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这一人物形象虽然外形粗犷,看上去大大咧咧,但实则是粗中有细,心思十分细腻。
鲁智深并不是只具有热血与理想主义的勇夫,他还不乏智慧与践行的能力。
元代戏曲中有《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鲁智深大闹消灾寺》《梁山五虎大劫牢》等剧目写到鲁智深。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说宋刚和鲁智恩冒充宋江和鲁智深,强抢酒店老板女儿满堂娇,李逵误以为真是宋江和鲁智深所为,要找此二人算账。
值得注意的是,剧中提到鲁智深未出家时号“镇关西”,在小说《水浒传》中,这个绰号给了郑屠,但《水浒传》第三回中,鲁智深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叫了‘镇关西’”,似乎是《水浒传》作者删改未尽。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写鲁智深为救书生之妻李幼奴而痛打蔡衙内的故事。此剧中一些桥段后来为小说《水浒传》所吸收,如鲁智深为救李幼奴而睡在其床上,与小说中智救桃花村刘太公女儿就很相似。
在元杂剧《豹子和尚自还俗》中,鲁智深有家庭,他有妻有子,有老娘,甚至说他在清净寺为僧,宋江多次请他回山,他都不肯,一心只想修行,认为修行比做强盗好。这和小说《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形象差别巨大。说明元代剧作家在塑造全新的鲁智深形象,这个人物性格还不固定。
“那时,水浒的故事,还没有成为现在的固定的式样。……所以杂剧家不妨每个人任意的写他的所要写的英雄,任意的写他的所创造的故事。”正是因为鲁智深形象存在创造的空间,所以历代的水浒故事作者吸收了各种禅门和民间故事,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鲁智深形象。
向佛教禅门中借故事
鲁智深的身份是和尚,故而向佛教禅门中借故事是必然的。不少研究者指出“呵佛骂祖”的禅门大德丹霞天然和尚的事迹为鲁智深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现实榜样。可问题是,“呵佛骂祖”的丹霞天然和尚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禅机,而鲁智深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笑语。
不可否认,鲁智深形象的塑造受到了这些禅宗故事的影响,但这些禅宗公案进入小说,已经失掉了机锋,缺乏深邃的禅宗领悟支撑。就像说出同样的“生命很苦”,饱经世事的老者和初涉生活的少年所饱含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同理,在禅宗公案中,“呵佛骂祖”是大德高僧对佛法的彻悟;而小说中,醉打金刚表现的是人物的粗鲁率直。可以设想,当水浒故事在瓦舍中讲说时,满堂的“看官”,又有几人是知道丹霞天然和尚的,又有几人是识得禅宗机锋的?当精英文化进入大众文化,必须俯就大众文化。
反之,精英阶层解读大众文化,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为出发点,必然会导致对大众文化的过度阐释。大众文化可以从精英文化那里借来故事,但其言说方式是故事化、肤浅化、戏谑化的。
其实,在鲁智深之前,戏曲舞台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形象,即董解元《西厢记》中的法聪和尚(王实甫《西厢记》中的惠明是由董解元《西厢记》中的法聪演化而来),这个人物更为大众熟悉,也对小说《水浒传》影响很大。董《西厢记》中,法聪“不会看经,不会礼忏,不清不净。
只有天来大胆”,武勇侠烈,扶危济困。小说《水浒传》中鲁智深“不是看经念佛人”(第五回),“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第五十七回),二者在性格上很接近。
同时,在外形和一些细节处理上,二者也很接近,如法聪“生得搊怪相:刁厥精神,蹊跷模样,牛膀阔,虎腰长”,相容丑陋,身形壮实;而鲁智深“鹭鸶腿紧系脚絣,蜘蛛肚牢拴衣钵。嘴缝边攒千条断头铁线,胸脯上露一带盖胆寒毛。生成食肉飡鱼脸”,也是形容怪异,膀大腰圆。
法聪除戒刀外,是一根重六十斤铁棒,而鲁智深所用正是六十余斤的禅杖。可以说,在“僧而侠”这一点上,法聪和鲁智深是血脉相通的。
同样,法聪这个人物在《西厢记》中并不具有禅宗的宗教意义,《西厢记》凸显的是他以僧人身份而反衬出来的侠义,给观众一种惊奇、愉悦的感觉。《水浒传》的作者正是在鲁智深僧人身份———反叛———侠义的巨大反差中,彰显人物身上的喜剧因素,才得以塑造了这样一个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
鲁智深形象的文化内涵
《水浒传》反映的是宋元明时期的民间审美趣味和好恶,本质上,它是市民娱乐的产物,为满足市民精神文化和心理情绪而生。很难想象,市民不去寺庙而来瓦舍听说书人阐释佛教义理。
所以,笔者认为,鲁智深形象的形成和塑造是大众文化模拟、戏谑精英文化而欢愉自身的产物,鲁智深形象在《水浒传》中的作用不是使禅宗教义具体化,而是借此人物来增添小说的喜感。从某种意义上讲,鲁智深形象带有一点狂欢化的色彩。
在狂欢情境下,人与人之间会忘掉原有的社会关系,而形成一种与日常生活中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完全相反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并且这种人际关系是通过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人们会从以官衔、年龄、财富划分的阶层和社交圈中解放出来,人和人之间消除距离,颠覆等级,平等对话,自由坦率,甚至互相戏谑讽刺。大众狂欢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深刻的肯定,对物质享受甚至肉体刺激的赞美,有着为摆脱崇高神圣而刻意颠覆传统的怪诞形象和诙谐风格,因此它是欢快、解放、再生的。
在市民的狂欢文化中,诙谐幽默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对社会公认的权威、正统进行颠覆,重新树立起新的英雄和偶像崇拜,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更生……大众嘲弄戏谑甚至毁灭权威和正统,只为按照自己的趣味树立权威。
佛教教义是精深的,佛教道场是庄严的,而《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顷刻之间将庄严肃穆的气氛化为乌有,将神秘的禅宗机锋化为“洒家记得”的率真憨直。如果说禅宗的“呵佛骂祖”是以慧心来悟禅,以消解佛教权威来重建禅宗信仰,那么让一个一派天真、毫无机心的人来传达禅宗意旨,则似乎是在有意瓦解禅宗的权威。
在读者的欢笑声中哪里还有半点权威的印象?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在佛像后面“撒尿、撒屎,遍地都是”,吃肉喝酒,乱敲和尚头,醉打山门等,表现出对佛教近乎粗俗的戏谑亵渎。他肆无忌惮地从世俗角度嘲弄庙中的一切,包括仪式、人物甚至雕塑,来取乐和发泄。
这一特质,反而重新塑造了鲁智深形象。在大众眼中,鲁智深醉后的行为是他率直天真性情的流露,是其豪杰本色。鲁智深在破坏佛像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自身也是大众的偶像,他刚刚将佛像打下神龛,自己也被狂欢的读者抬进了神龛。
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是民间艺术的产物,因为“粗野和趣味性正是民间文学的本色。”鲁智深正是满足了市民大众对“粗野和趣味性”的心理需求,才成为《水浒传》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形象。
从本质上讲,鲁智深形象是民间趣味的产物,只不过披上了袈裟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