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
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
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地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
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军队进到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看到了这点，才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
从中央苏区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二野军政大学校长，他已积累了丰富的办校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一一
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着要为“军神”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
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刘伯承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
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婉拒了担任总参谋长的厚爱，并请求辞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
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当教书先生吧！
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重要决定。
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领导陆大筹委会加紧筹建工作
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决定，
11月，北京已是北风呼啸的初冬季节。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萧克等人，乘车出阜成门，直奔石景山地区不一会儿，朱德也来了。
他们会合在一起，从石景山向北到八大处，再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周行70余里。
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冈，兴致勃勃地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但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困难，只好放弃。
萧克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乘车出西南门，来到圆明园勘察。
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以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1860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毁，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
然而，它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
但是，他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两次勘察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
整个国家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
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
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
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毅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赶赴南京，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
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
接着，召开笫一次会议当时，除刘忠之外，其他委员都已到职。
但说来也巧，正当会议进行之中，原任西康军区司令员的刘忠千里迢迢赶来报到了。
刘忠原是第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见到刘伯承倍觉亲切。他一面向刘伯承立正、敬礼、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刘司令员，我来晚了。”
刘伯承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刘忠跟前，紧紧握住他的手，风趣诙谐地说：“刘忠同志，你来得不晚，来得正好，你看，就差你这角儿嘛！”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组成的，其中，陈士榘、钟期光来自华东军区，陈伯钧来自中南军区，刘忠来自西南军区，陶汉章来自华北军区。
这些人，除陈士榘1952年调军委工程兵部工作外，其他的都跟随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度过了八个春秋。
他们在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壮大，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院务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从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
从华东军大、华北军大调来的干部分配到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分队工作。
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团，下设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和通信兵等5个营，专供演习使用就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军事学院的组织机构。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
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前来军事学院报到。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
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议叫“将官班”，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
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早已声名狼藉。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它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
最后，看到俄文辞典上有一个词：“Kagipa”，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
他非常欣赏这个词，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
于是，他根据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
他将“少数因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
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求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0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
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951年1月15日晨，风平雾消，红日高照。军事学院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
刘伯承领导学院全体人员经过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
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
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地勉励全体教员当辛勤的“园丁”。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朗读俄语。
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
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
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
中午，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晚上，回到住所北极阁，他仍旧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书房里度过，手不释卷地读书，一丝不苟地编写、修改教材。
刘伯承经常工作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事业上。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他一如往昔，对《六韬》《尉缭子》等古代兵书，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喜爱，常读常新。
对《孙子兵法》更是特别珍爱，几个版本都有，里面的许多章节，越背越熟，而涉及谋算和筹划的《计篇》《谋攻篇》等，理解得尤为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战争经验；
他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
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过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发动的十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
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很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
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嘿！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
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
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
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
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
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誉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需原则指导就可以了。
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
苏沃洛夫
这节课要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
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
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
是时，南京已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他夜以继日、汗流泱背地伏案工作。
他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
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岀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
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役准备，战役进程中的炮火保障，以及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整整讲了六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
这一课在军事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了老院长的课，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教员们都衷心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表达能力强。
刘伯承授课
一个教员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刘伯承笑了笑，风趣地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有很高的威望，学员们称呼他是“功高德劭的老院长”，教员们赞誉他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权威”。
但是，刘伯承从来不这样看。他经常对学员们说：“我是个老兵，海、空军我不懂，许多军事理论我不行。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也要带头学习。”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
他把周密的计划、完善的教材、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这三者，称作是学院教育的三要素、
一天，刘伯承收到了周恩来的一个批件，批件上写着：
伯承同志：
从国外来京的高明翻译6人，本拟以两人分往军事学院，但他们坚决反对分开，并反复声明不懂军事，不愿任军事译员而专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
因此，无法劝他们前往军事学院。实情如此，特复，并致以敬礼！
读完批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解决眼下事关训练全局的翻译问题，需要另寻蹊径了。
依他的指导思想来说，办好军事学院，固然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认真学习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但是、只学习总结本国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与借鉴外国军队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与作战经验。眼下军事学院所缺的，正是这方面的教材学员。
如果使用的教材、都是“热锅炒、热锅卖”，即先组织一些人把外军的有关教材翻译出来，然后加以改写而成的。
刘伯承审阅外国军事教材
因此，精通外文而又懂得军书的事员，在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多月之前，刘伯承在北京开会时、听外交部的人讲，有六名外国语言专家即将来京专任翻译工作。
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请调两名分给军事学院，以解决教学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他的这个请求落空了。
既然从上面调不来，只好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刘伯承决定从地方大学外语系选调十几名青年知识分子，来军事学院边学习边工作，培养他们做军事译员。
当这些青年人高高兴兴来军事学院报到的时候，刘伯承亲切会见了他们，给他们讲述做军事译员的重要性，希望他们由一般的外文翻译成长为军事科学的翻译。
这些青年人见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交谈起来。
有个人对他说，自己喜欢文艺，不大愿意做军事翻译他风趣地说：“你喜欢文艺，这很好。但学点武艺也很好嘛！要知道、军事战线是保卩祖国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
另一些人向他反映：现在是学俄语吃香，英、法、德、日等语种好像不怎么时兴了。
他耐心地加以开导：“你们有精力的话，应该学第二外语、第二外语，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长一点嘛！”
刘伯承还根据自己二十余年搞军事翻译的经验，对这些青年译员在业务上进行具体指导。
他指出：做一个好的军事译员，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功，一是外文的基本功，二是中文的基本功，三是军事素质的基本功这二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三套本领，缺一不可”。
他强调要学好语法，从根本上掌握语言的基本规律。现身说法介绍他当年在苏联学俄语的体会：
“单词就像一个个铜钱，语法就像一根钱串了，积累了许多单词，就像积累了许多铜钱。但如果没有一根钱串子，就不能把它们提起来。”
为此，他开列了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句法》《俄语常用语例解》等语法工具书，让训练部购买，发给他们学习、使用
在中文方面、刘伯承强调要学点语法修辞，加强中文修养，提高表达能力。
他指示训练部邀请专家学者，专门给这些青年译员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座，每人发一本《新著国语文法》。
他还多次嘱咐他们阅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和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说：
“读书利于叙述，读杂文利于论辩，而读《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之类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听得懂、记得住。”
在刘伯承的精心培养下，不到一年时间，这些青年译员的外语水平和中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能比较流畅地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和其他军事著作了。
但是，他们的军事知识还比较缺乏，军事素质还比较差。反映在他们的译稿中，则常常出现错译的现象。
例如，把“包围”译成“周围”，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把“海军陆战队”译成“水陆两用战斗队”，把“设置障碍物”、“排除障碍物”译成“盖房子”、“拆房子”等，
每当看到这样的译文时，刘伯承都忍俊不禁，对人说：“你看看，这些娃娃兵，真拿他们没办法，月亮坝头耍刀——明砍，巷巷里头扛竹竿——直进直出，拐不得一点儿弯呦！”
怎么办呢？刘伯承决定再给他们接上军事知识“这一条腿”，让这些青年译员和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来的青年教员一起，下部队当兵锻炼，给他们补上军事这一课。
军事学院成立初期，除了教材之外，教员也非常缺乏。
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长期处于革命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没有进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
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给刘伯承从军队干部中选拔调用教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困难面前，刘伯承坚持“任”、“教”并重的用人之道，不仅利选拔调任，更重训练培养。
为了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军事学院担负训练任务的部、系和教授会的班底，主要是由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员组成的。
这两所经过战火考验的学校，集中了一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与教学能力，可以胜任教员工作。
但是，这部分人毕竟是为数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军事学院正规化教学的需要。
于是，刘伯承请聂荣臻从全军范围内给他物色教员，并派人到北京、重庆、上海等地的部队中访贤问能，寻找合适的教员人选。
这样做的结果，依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刘伯承继然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和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间，挑选右况文化水平的改任为教员；
二是从地方院校招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作教员；
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中，筛选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留用当教员。
他决心以这三部分人为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培养造就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
从1952年7月开始，刘伯承选拔任用教员的范围更宽了。这一年，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毕业。
刘伯承从中挑选了一批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都合适的毕业生留校任教。
此后，这种做法逐步形成了制度，选留任教的学员绝大多数能服从革命需要，甘愿投身教育事业，边教边学，迅速成长为学院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但也有个别的不愿意当教员，主要是嫌工作繁琐，发展慢，不如在部队里当指挥员发号施令痛快，升迁快。
一个原任师长的学员有军事地形学方面的特长，学院决定把他留下来当军事地形学教授会主任，但他坚决不同意。
刘伯承亲自做工作，这位学员仍然不肯服从分配，刘伯承根据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把他关了“禁闭”，并给予了纪律处分。
后来，这个学员在组织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分配。
刘伯承得知后很高兴，风趣幽默地说：“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要‘阿弥陀佛’，绳之以纪律了。”
对于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刘伯承尊重他们，热情关怀他们，把他们视为加强院校建设的“宝贵财富”。
军事学院成立之后，他想方设法，通过多种途径，从南京市和华东地区的大专院校招聘近百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当教员"
开始，这些人由于不熟悉部队生活，缺乏军事知识，在使用上受到局限。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刘伯承采取多种办法，如让他们下部队当兵代职，观摩规模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干部的短期军事集训等。
这使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了锻炼，树立了献身国防教育事业的思想，积极把所学专业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挂起钩来，
刘伯承还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胆略和气魄，大胆启用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些人留用当教员。
建院初期，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到军事学院任教的原国民党军官达600人，约占当时教员总数的70%。
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有国民党军队师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厅长、陆军副总长。
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历，在指挥作战中有失败和成功的实战经验，有的人还经历过若干政权更迭的政治风波当时，人们都称呼他们为“旧军官教员”。
这种做法，有着当时的特殊原因，由于军事学院采取边建边开课的办法，以加速训练朝鲜战争和新形势下部队建设急需的干部。
而解放军里一时难以选到足够数量的教员人才，因此刘伯承决定先将这批原国民党军的军官用起来"然后再逐步用自己培养的教员来补充替代。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名扬中外、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亮剑中的常乃超正是当时军事学院旧军官教员中的一个缩影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专门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请他们吃饭。他风趣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
“我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
“在课堂上你们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人民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比来讲，一定更加生动深刻。”
“今后，诸位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了，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千万不要背过去的历史包袱。”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突出的是与学员之间的矛盾：
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由于政治立场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
表现在军事学术思想上比较机械，有的祟拜英、美，有的迷信德、日，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不自觉地使用过去惯用的贬低人民军队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人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还不是照样打胜了！
刘伯承觉得这个矛盾不解决，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进程在一次全院教、学员大会上，他十分严肃地说：
“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
“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
刘伯承（前排左四）与四川督军公署警卫团军官合影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像一块石子投入了一池静水，这些感人肺腑的话给学员很大震动，在“旧军官教员”的心中更是激起了层层涟漪。
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既敬佩刘伯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宿物、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
同时，也从刘伯承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对那些骄傲自大、不尊重教员的学员，刘伯承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
“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在对“旧军官教员”尊重爱护、鼓励的基础上，刘伯承也注意加强教育，帮助他们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
针对他们不少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影响较深，常常把军事科学与政治立场对立起来的种种表现，刘伯承一再启发和指导他们在世界观的改变上下功夫，用真实的本领为人民服务。
他运用蒋百里和杨杰的经历，具体、生动地阐明政治立场与军事科学的关系。
蒋百里历经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个时期，任过若干军事要职，在作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上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杨杰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是国民党军中有声望的人物，晚年参加反蒋爱国活动，遭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暗杀。
刘伯承肯定他们军事上学有所成，研有所见，但指出他们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情况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获得真正的成就。
通过一系列严肃而又生动的教育，使“旧军官教员”感触很深，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任教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在军事学院创办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许多次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
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后，他们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不少人成为人民政协的骨干，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继续努力工作。
优秀旧军官教员朱大纯
每当他们回顾在军事学院的那段生活时，都十分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当时党内党外赤诚相见、互相信任、团结合作、宽松和谐的那种政治环境。
到1956年1月，军事学院建院迎来了建院五周年庆典，五年来，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
已经有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一期，高级速成系第一、二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二期共1008名学员毕业。他们已经把在学院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部队的工作中。
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高级函授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一期，高级速成系第三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三期共1200名学员即将毕业。
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
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
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机关院校做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情。
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院长和全院同志发来了贺电。
志愿军一位副军长给刘伯承及其他院的领导人来信说：我于1954年12月份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在指导部队正规建设和战斗训练方面，深深体会到。
由于学院的培养，自己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军事学术的收获更显著些。
因而，在组织指导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解决了各项工作中的很多问题。
我之所以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收获，完全有赖于党的关怀和母校卓越的工作。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首长联合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
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海军陆战师的一个领导干部来信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我有几个不懂的问题，向院首长请教。
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军事学院将教材讲义发给他们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刘伯承读着这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军事学院五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五年来，刘伯承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树木，已经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共同愿望，已经把他和成百上千个毕业学员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如今，这位严谨、勤勉、谦和的"园丁"，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
过度的操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