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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刘强在日本蓄意纵火，烧了靖国神社的神门。
辗转逃到了韩国后，他又用燃烧瓶对日本驻韩大使馆进行了攻击。
被释放回到中国后，他的生活又陷入困境。
舆论两极分化，有人视他为坚定的爱国者，赞他是无畏的勇士；
也有人批评他冲动过激，破坏公共安全。
刘强的一系列行动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机？而他回国之后的生活，又为何面临诸多障碍呢？
志愿者与纵火犯
1997年，刘强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后，这位上海青年选择到广州一所外语培训机构任教。
2007年，他决定投身于心理学领域，开始了对心理疗法的学习。
恰在举国悲痛的汶川大地震前夕，刘强成功获得了心理治疗师的专业认证。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奔赴四川灾区前线，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为遭受心灵创伤的同胞提供及时的心理援助。
2011年3月，日本宫城县近海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9.0级强震。
随之而来的海啸巨浪席卷沿岸，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件，令世界为之震动。
刘强便前往日本，投身于灾区志愿服务行列。
2011年12月18日，韩国总统访问日本，就二战中的“慰安妇”问题，与日本官方正式交涉。
这一诉求承载着无数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痛苦记忆与对公正的热切期盼。
旨在迫使日本正视并承担其侵略历史的责任，为深受身心创伤的“慰安妇”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迟到已久的道歉与赔偿。
然而，等待韩国总统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回绝。
与此同时，日本政坛内部的右翼势力更是以挑衅的姿态加剧了紧张气氛。
68名国会议员，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受害国民众的痛哭呼声，选择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集体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此举无异于在尚未愈合的历史伤口上撒盐，公然挑衅历史正义。
电视新闻中几分钟的播报，令刘强愤慨不已。
未经片刻犹豫，刘强抓起桌上的红笔，用力在自己的白色T恤上下两个血红的大字——“谢罪”。
刘强心中的怒火，始终无处发泄。
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他决意要以更激进的行动，给那些漠视历史、粉饰罪行的政客们敲个警钟。
原本，刘强是打算要在靖国神社围墙外喷漆，以示抗议的。
然而，当他将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一位日本左翼朋友时，对方竟觉得他太胆小：
“你算是男人吗？”
在朋友的不断怂恿鼓动之下，刘强最终下定决心，计划实施对靖国神社的纵火行为。
刘强为此精心策划了整整一周，制定了详尽的行动计划，力求万无一失。
同时，他还规划了一条周密的出逃路线，以便在完成行动后迅速撤离现场，躲避追捕。
而他选定的行动日期，是12月26日。
对刘强来说，这一天承载了他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他最挚爱的外婆，是在这一天离世的。
刘强生在一个革命烈士家庭。
爷爷奶奶都是新四军的战士，爷爷是威名赫赫的“老虎团”团长刘别生。
年幼时父母不在身边，刘强是外婆杨英一手带大的，和外婆关系最亲近。
然而直到外婆临终前，才终于将自己埋藏多年的身世告诉刘强。
她本名叫李南英，出生在平壤。
彼时的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
她的父亲是一名老师，因为坚持教授韩语，就被日本人拷打至死。
1942年，年轻的李南英也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走，作为“慰安妇”被带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伴随着无尽的羞辱与折磨，成为了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战争结束后，身心俱疲的李南英留在中国，嫁人生女，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那段痛苦的经历，如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始终藏在她心底。
一想到外婆，刘强的心就更加坚定。
他要用实际行动，为外婆和所有遭受同样苦难的女性讨回公道，让她们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火烧靖国神社
日本政教分离后，声称靖国神社只是宗教场所。
但实际上，它完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象征。
1978年，日本将远东国际法庭判定的甲级战犯放入靖国神社内合祀。
此后，很多日本的首相都去过那里参拜。
日本政要这样公然“拜鬼”，可见日本对二战时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毫无悔意。
而这个臭名昭著的神社，也引起了亚洲受害国的不满。
2011年12月25日，刘强开始行动。
他将四罐汽油秘密地藏在行李箱内，随后从福岛启程，踏上了通往东京的列车。
当天午后，他来到了靖国神社附近，花了些时间观察周围的环境。
他很快就发现，虽然神社周边安保严密，戒备森严，但“神门”一处却存在监控盲区。
于是，刘强当机立断，将神门定为袭击目标。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强先后三次实地确认环境与时机。
夜幕降临，只短暂休憩了两个小时的刘强，凌晨两点就起床了。
他换上了便于隐蔽的黑色羽绒服，并配以围巾遮面，从宾馆驱车前往距神门仅五分钟步行路程的地点。
纵火时间是刘强设计好的——凌晨四点。
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新四军，同时也是为了纪念日本军国主义的“死”。
3点50分，刘强已在神社侧门处耐心静候多时。
等到巡逻警车一离开，刘强果断翻越了一道低矮围墙，快速隐蔽在一棵大树底下。
3点55分，刘强将提前预备的汽油全部灌进了酒瓶中。
而后他迅疾奔向神社的正门，毫不犹豫地将汽油泼洒在了神社基座和国徽上。
4点整，刘强扔出打火机，刹那间引燃熊熊烈焰。
在逃离现场的过程中，为避免引起怀疑，他及时更换了衣着，并在途中转乘另一辆出租车以混淆视听。
抵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后，刘强成功搭乘了前往韩国的航班，从而顺利逃脱。
事实上，这次纵火事件并非刘强首次在靖国神社前进行抗议行为。
早在2005年的初次日本之旅中，他就来过靖国神社。
凌晨时分，在神社门口慷慨激昂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因此外界一直有猜测，认为刘强火烧靖国神社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的。
可实际上，刘强内心并未被仇恨所占据。
在他18岁那一年，便开始了对日语的学习，并在参加的培训班中，结交了几位日本朋友。
这一次来日本做志愿者之前，身边也有朋友阻拦他，觉得他没必要去帮日本人。
但刘强一直以来痛恨的都是军国主义，对于当代的日本民众，他心里没有怨恨。
然而这次抵达日本后，一些日本人的言行的确令他感到愤怒。
在参与志愿服务项目之前，刘强曾在一所学校参加了短期的日语课程。
该校所在地，历史上曾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某一联队的驻扎地，如今这里有一部分居民，就是当年参与侵华战争的日军后代。
在谈及那段侵略历史时，他们竟流露出骄傲的情绪，这让刘强深感愤慨。
在学校里，刘强注意到有一位教务长，对其他地方的学生都很客气，唯独对中国来的学生很是傲慢。
刘强无法忍受这种歧视行为，还曾与这位教务总长发生过争执。
在这之后，刘强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刺头”。
课堂上的造句环节，刘强会毫不避讳地大声造句：
“我们消灭了一队日本鬼子。”
学校举行联欢活动中，刘强就一边弹琴一边给同学们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这些举动，让他很快就遭到了学校的开除。
免于引渡日本
成功逃至韩国后，刘强踏上了一段寻根之旅，走访了外婆生前居住过的木浦和大邱两地。
此外，他还特地造访了首尔著名的西大门监狱遗址博物馆，那里曾是他外曾祖父遭受残酷折磨并最终逝世的地方。
2012年1月8日，刘强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他掷出燃烧瓶以示抗议。
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他并未选择逃离现场，而是等待韩国警方的拘捕。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此事件依法进行了审判，鉴于其行为性质，判定刘强犯有“放火未遂罪”，并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
而这一连串的举动，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警方还在进行审讯记录时，一众媒体记者就闻风而至，蜂拥至警察局门外。
当刘强透过玻璃门看到其中有日媒记者的身影时，他非但没有回避，反而微笑地走向前来。
面对日本记者的询问，刘强更是坦然承认：
火烧靖国神社，正是我所为。
随后不久，日本政府向韩国提出了针对刘强的引渡申请，却遭遇了阻碍。
许多韩国民众以及民间的一些反日团体，都对刘强表示同情甚至是赞扬。
因此他们反对引渡日本，呼吁将刘强送回中国。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也认为，刘强的犯罪动机，源于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不满，以及对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态度、立场的抗议。
他的这些看法，与韩国乃至国际社会广泛持有的态度是一致的。
法院又进一步分析了刘强的纵火行为，认为其造成的实际损害相对轻微，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并不严重。
同时，靖国神社在日本的法律中虽然属于宗教集团，是私人财产，可靖国神社合祀着战犯，还常有政坛人物去参拜。
这说明靖国神社属于政治象征物，因此刘强针对靖国神社的犯罪属于“政治性犯罪”，而非“个人犯罪”。
基于《韩日间罪犯引渡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的绝对性拒绝引渡事由，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日本的引渡请求。
回国后的坚持
2013年1月，刘强服刑结束后返回祖国。在上海家中，他度过了一段煎熬的日子。
由于在日本和韩国的激进举动，相关部门纷纷找上门来调查情况，给刘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父母觉得是他闯祸惹来了麻烦，给家里丢人，妻子与他离婚，父亲甚至一度想与他断绝关系。
面对家庭压力，刘强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上海的生活，选择在广州重新开始。
那时候，韩国“慰安妇对策协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组织抗议。
刘强深受启发与触动，决定效仿他们的方式来发声。
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日本政府直面二战时期所犯下侵犯人权的历史罪行。
包括“慰安妇”问题，他要求日本官方作出公开道歉，并对受害者提供实质性的赔偿。
纵火这样的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于是刘强开始了他的“文艺表演”。
在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前，刘强袒露上身，露出背上纹的字“精忠报国”。
他还数次手持亲自书写的“日本谢罪”标语，在领馆前唱红歌。
保卫的武警和附近派出所的警察都已经熟悉他了，对他的行为也感到无奈。
每次他来，警察都会前来劝阻，建议他不要用这样偏激的手段表达抗议。
刘强原本从事的是外语教学、翻译和心理咨询工作。
但因他的种种行为，在很多人眼里他俨然已经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几乎没有任何组织和单位愿意和他有联系。
曾经他工作过的外语培训机构和心理学班，都和他断绝了合作，不再邀请他授课或翻译资料。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刘强没有任何的收入。
按照我国法律，公民在国外犯罪，即使已在外国接受了刑事处罚，回国之后，我国司法机关仍可以根据国内的法规进行处罚。
但在刘强回国后，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他的行为显然是“无意深究”的。
可刘强却不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想要主动“投案自首”。
“对我在国外做的那些事，究竟有没有罪，司法应给个明确的说法。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自由着。”
参考文献
[1]詹小洪.刘强黯然回国背后[J].新民周刊,2013(02):24.
[2]曾晖.刘强:我为何要火烧靖国神社[J].兰台内外,2014(04):17.
[3]包蕾.刘强引渡案之国际法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26(03):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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