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肩扛3支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手里拎着1挺日本大正十一式轻机枪，腰间别着王八盒子。他站在荒野里，歪戴着帽，精神抖擞，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日军的歪把子机枪裸枪重10.2公斤，三八式步枪重3.95公斤，长1275毫米，配上51.2厘米长的三零式刺刀，长度超过1.7米。粗略算下来，这位勇士肩扛手提了近50斤，显得那样轻松，而以装上刺刀后1.7米长的三八大盖做参照，估算他的身高起码达1.9米，活脱脱一副“战神”形象。
这是一张在网上流传“疯”了的照片。前两天在写兵王吕俊生时就发现，网上大把大把的写手不仅文章粗制滥造，而且配图也不加考证，胡乱地就将此照片的主人公安在了吕俊生的头上。这样的恶果是容易造成以讹传讹，让不明所以的读者对历史的了解更加混沌。
面对一张历史老照片，要了解几个要素：拍摄者是谁？照片中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山间坡地，让人第一感觉是在冀西的晋察冀。沙飞是人民军队战地摄影的开拓者，他有大量的战地实拍作品，但是也比较喜欢摆拍。这张照片无疑是摆拍，因而一开始我的第一感以为这是沙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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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错了。有人考证，这张照片出现在《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中，照片下面文字介绍：“百团大战时，我边区八路军二团一连连长李永生同志在涞源三甲村战斗中，一人缴获敌之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三支。”，拍摄者为晋察冀军区摄影记者杨国治。
三甲村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发生在涞源的一场著名战斗，是晋察冀军区领导，一分区具体组织实施的涞灵战役的一部分。作为迄今为止我党我军以至全国最伟大的摄影家，沙飞长期随一分区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一分区只有沙飞一位摄影师，这场战役期间他就在距离三甲村不远的设在长城烽火台上的杨成武指挥部，因而也就想当然地以为这张照片是他拍摄的。
这一切先从麻田岭-草沟堡战斗说起
1939年11月7日是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军区上下都在忙于搞庆祝活动。
10月底，在易县南管头村举行了“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一分区直属队，以及一分区所属一团、三团、六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都组成了代表队参加大会。
1939年夏天的雨季作战结束后，面对与一分区互有胜负的情况，日军方面作了检讨，对作战地域做了新的调整，将原110师团133旅团负责的涞源地区划给驻蒙军的第二独立混成旅团。一分区又多了一个敌人。
日军独二混属于关东军，与属于华北方面军的110师团是两个系列。由于该旅团担负有对付苏蒙军的任务，因而在配置上与日本其他独混旅团不一样，其重武器要多许多且为日军新研制的装备，堪称精锐。因而，该旅团的旅团长超配为中将。
了解到这些就应知道，并不是像网上那些人说的，因阿部规秀是日本天皇的亲信而以旅团长挂中将军衔，而是在日军序列里该旅团旅团长本就是中将。
1945年苏军向东北的关东军发动进攻，其中有一路越过中蒙边境直扑张家口，但在昔日蒙金决战的野狐岭被独二混击败，之后该旅团得以从容地乘火车撤往北平集结。当时赶往张家口地域的还有我军许多部队，虽然开了枪，但是土八路没有炮，拦不住。
阿部规秀领受了新的作战地域后，仔细分析了形势，然后做出结论：必须加强新辖区的交通条件，以便兵力装备迅速调动，应付土八路的攻击。
政策定下来，日军行动很快，马上拿出了具体方案：从易、蔚县之间的九宫口开始，中间经过麻田岭、曹庄子等地，修一条公路直通涞源，公路的终点要修到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很快，这条公路修到了蔚县的麻田岭。
如今这里是著名的旅游打卡地
短短一个月，日军就把公路修到了根据地的大门口，竟然还想一直修到军区司令部的跟前，这可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时领导们的重心都放在搞军区成立两周年庆典，因而杨成武决定派参谋长黄寿发带营长罗华明（1943年5月1日牺牲），教导员邓经纬和副营长张英辉指挥的一团3营和马辉的特务营去打这一仗。之所以没有派1营去，也许杨司令存有小心思，想让2连（大渡河连）在运动选拔赛上夺冠。
1936年，埃德加.斯诺和抢渡大渡河的勇士们合影。勇士们均来自红一团2连
杨成武听汇报时误把麻田岭记成了摩天岭，以讹传讹，于是军史上就记成了摩天岭战斗。
3营翻过麻田岭，从上往下攻，特务营从下往上攻，打垮了汉奸李守信的一个骑兵营和鬼子的一个筑路大队。山下日军的护卫不多且为工兵，因而仗主要是3营打在半山腰的这个伪军骑兵营。
战斗从半夜打起，打的干净利落，两个小时结束战斗。俘虏敌人一百多名，缴获机枪十挺，步枪一百多支，还有大批弹药、粮食和牲口。
10月20日，部队夜战后即进行了转移。
这一天，原本是白求恩起身回加拿大的日子，他回国是为八路军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以及办学(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经费，军区也为他举行了欢送大会。当他得知麻田岭有战斗，毅然率医疗队在距离前线仅7里地的王安镇孙家庄村口的小庙里开设战地手术站。
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后来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即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
日军在涞易公路沿线设立了三个大据点，分别是塔崖驿、王安镇、紫荆关。一分区的担架队从摩天岭战场经乌龙沟绕过王安镇据点，把伤员送到设在孙家庄的白求恩医疗站。
日军觉察到乌龙沟一带有八路军担架队的频繁走动，于是出动向银山口方向逼近。孙家庄距日军王安镇据点直线距离只有六华里，当时阻击日军的只有八路军一个连，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停派人催促医疗队转移。
罗光达（后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奉命到麻田岭一线采访，随部队撤离路过孙家庄时拍下了上面珍贵的照片。也有许多人认为白求恩做手术的照片是著名摄影师、导演吴印咸的作品。此事一直有争论。
从光线的角度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罗光达跟随部队撤离路过孙家庄时先拍下了一组照片，随后太阳升起，吴印咸刚好路过，又拍下了下面这一张照片。
人们熟知的一个说法是，白求恩做完手术后，医疗队已经收拾好行装，然而，从乌龙沟又送来了一位腿部负伤的重伤员。白求恩立即停止转移，非要做好这最后一例手术再走。匆忙中，没有找到手术用的橡胶手套，白求恩在手术中，因为用手指在伤口中寻找残余的碎骨，手指中指被划破。
事实上，白求恩是在10月29日为一个叫朱德士的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地点还是在这间小庙。
此前曾写过白求恩的最后二十二天，以后再想法发上来。
作为晋察冀头号战地摄影师，沙飞却未能前往麻田岭战场。麻田岭-草沟堡战斗后，阿部规秀组织日军展开报复行动，随后就有了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
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主要是一分区部队在120师715团、特务团配合下打的，每场战斗我军都出动了六个团左右，然而司令员杨成武等领导并未亲临前线指挥（中间也有去军区开党代会）。下面这张杨成武、罗元发在前线指挥黄土岭战斗的照片是后来沙飞摆拍的。
黄土岭战斗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又占据了地形之利，然而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虽给敌以重大打击，却未能予以全歼，最后在敌援军逼近时不得不撤围。本来聂荣臻是准备严肃处理此战中暴露出来的游击习气，然而很快延安即来电询问击毙阿部规秀之事，于是大反转，黄土岭之战作为一场大胜仗进行宣传。
黄土岭之战未能全歼，部队的游击习气是一方面问题。虽然在战斗后期杨成武指定由一团团长陈正湘负责协调指挥，但25团、3团、2团、游击三支队却各行其是，先后自行撤退，仅120师特务团配合一团多打了一天。但是，如果往深了看问题，根源其实就出在领导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庆典上。这也就能解释晋察冀头号摄影师沙飞不仅未能出现在麻田岭，也未能出现在雁宿崖和黄土岭，他仅仅拍下了120师特务团从驻地出发前往预定战场的一个画面，却拍下了大量准备庆典的镜头。
让延安和晋察冀深感遗憾的是，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竟然未能留下一张战地照片。于是，就把杨国治、李途这两位专职摄影干事派到了当时在整个晋察冀最有实力、最有可能打大仗的一分区，也因此才有了包括文头照片在内的大批一分区抗战影像。
老一团团长、政委“出走”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在三甲村战斗爆发的同时，在同一片战场，相距不远的另外两个地方也在进行着更残酷、更激烈的战斗。
三甲村，位于涞源县城和浮图峪关之间，旧时涞易公路，现G108国道通过该村。
杨成武的指挥所设在三甲村附近内古长城的烽火台上，这里离涞源城很近，三处主要战场，不用望远镜就能直接观察到两个，位置十分理想。这三处战场分别是：一团攻击涞源城，三团攻击东团堡，三分区二团攻击三甲村。这三个团都来源于原先的115师独立团。
杨成武和独立团最早的照片
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的珍贵照片
从人数来说，三团有3000多人，一团2000多人，二团1800余人。从实力来说，一团有6个红军连，在一分区乃至整个晋察冀都是最强主力团。二团有两个红军连，三团虽然没有红军建制连，但是其前身广灵支队、涞源支队却是由一个红军排及数个红军班等红军骨干发展起来，后来合并了国民抗日军组成第三个三团，而国民军曾经打开了北平监狱，释放了八九百名政治犯，其中大多参加了国民军，而这里面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因而三团政治基础好，人数又多装备也好，战斗力要强于二团。
一分区领导与国民军领导合影。赵侗野心很大，后来出走，组织部队与我军作对，被120师击毙
然而结果却是二团在一团3营两个连的支援下打下了三甲村。三团虽然全歼东团堡守敌，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我敌伤亡比高达10：1，此后直到抗战胜利都没能恢复元气。实力最强的一团，腰站、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战功赫赫，战前被寄予厚望，却在涞源城打了败仗，甚至出现了在日军反冲击时部队溃退下来的情况。杨成武恼怒之下打了干部耳光，并下令枪毙丢下战士自己跑回来的一位排长。
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敌军的人数、质量、实力也不同，打出不同的结果本也属正常。但是，总让人有一种感觉，这个时候的一团似乎与以前的老一团有点不一样了。
这就要从黄土岭战斗后说起。
1939年11月初，雁宿崖、黄土岭取得大捷。当时一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政治处主任韩庄、总支书记朱遵斌。
1939年12月，一分区宣告建立一支队和五支队。陈正湘从一团团长被提升为一分区一支队支队长，团政委王道邦出任新招来的“十路军”赵玉昆部改编的五支队政委，并把韩庄也带去了五支队。
1940年1月，陈正湘赴晋察冀军区不归，理由是身体不适，要养病。同行者有当时被任命为一支队政委的袁升平。黄土岭战斗前夕被免去三团团长职务的纪亭榭已先行到达晋察冀军区。在此之前，原陕北红三团政委肖锋，红三团团长、独立团1营营长曾宝堂也已“自行”离开一分区，到其它军分区任职。这几个领导干部从此再没有回到一分区。
由于当时的一团没有副政委和政治处副主任，杨成武当即决定，团政委由总支书记朱遵斌接替。
八路军主力团的团长一职，任命权在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和一分区杨成武只有建议权，当然他们的建议很有分量。在正式任命下来之前，新的团长头衔之前只能有个“代”字。
陈正湘升任支队长，自然不太好继续兼任一团团长。对于肯定要空出来的团长位置，尤其是第一主力团团长，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
按照正常的逻辑，继任团长如果不是空降，在本团范围选择的话，首选是政委。但是政委也调走了，那么第二顺位就应是副团长。
副团长熊招来，后来改名叫熊奎，并没有被任命为新一任一团长，反而被调离一团，担任易定徐游击支队的支队长。
熊奎的老领导黄寿发给了忠告：忍！1941年，熊奎担任了由特务营扩编的三十四团团长。1942年，黄寿发担任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他没有食言，带熊奎去平西担任主力七团团长。只是，黄寿发在平西没有忍住，动了老拳而被一抹到底，最后还是熊奎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给聂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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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招来的走，给了原任一团参谋长、现任一支队参谋长的杨上堃以较大的遐想空间。但结果他也失望了，杨成武心中的合适人选并不是他，而是当时的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
杨成武从红四团调红一师时，除了带了几个警卫员，干部只带了红四团1营营长季光顺（1940年8月牺牲）和1营2连连长杨上堃。
大名鼎鼎的杨成武警卫班，全是红军战士，一水的二十响。杨成武后来去冀中时也只带了这个班
季光顺早在1938年2月就带着一分区老三团跟邓华去了平西，杨上堃则在老一团三个营长中最先被提升到团参谋长的位置，之后又提升任一支队参谋长，说明他能力够，而且杨成武也很器重他。但是忽略了一点，杨上堃长征时是红军英雄连长，他不想做这个没有实权的支队参谋长，想宁可职位低一点，他喜欢带兵打仗。
宋玉琳从二营营长直接被任命为一团代团长，越过了团参谋长、副团长这几个台阶。下属越过上级得到越级提拔，对原来的上级的心理是个挑战，杨上堃没有能抵御住这个挑战。
支队长和政委都离开了，就剩他这个参谋长每天空坐，无事可干。这不是升职，而是架空。随着情绪的日积月累，这才有了随后在侦察科长袁彪的挑唆之下（晋察冀军区公布的罪名），杨上堃带着袁彪、罗昭辉、一团侦察连长等几个原一团红军干部愤而出走。
据杨上堃的说法，他是想带着人去打开一片天地，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过，他们越走越远，目标已是平原，临近保定了。那边是敌占区，保定又是日军110师团司令部驻地，靠那么点人在那么严重的敌情下怎么打开局面？
黄寿发向杨成武报告后，杨成武顾不得许多，下令第一、三、二十五、二十六团侦察连，同分区直属侦察连一道，全部换上便衣，由作战科指挥（原侦察科已经瘫痪），紧急赶往保定郊外，严密监视进城的大小通道，发现这几位干部立即捉拿，敢于顽抗格杀勿论！
几个人在一个村子憋了四五天，干粮也快吃完。也许杨上堃后来也觉察出不对劲，商量着说要回去。这一下袁彪和罗昭辉火了，大吵起来。他们知道杨上堃在长征中功劳很大，挽救红军于危难之际，可以说有免死金牌，回去大概率能活命，而自己回去大概率是要枪毙。
还是侦察科长袁彪脑子灵活，争吵中灵机一动，命令随行的几个情报员将其他几个人都绑起来。在袁彪押解下，大张旗鼓地前往分区司令部。袁彪宣称：他们投敌想拉上我，被我当场识破了，现在押给杨司令发落！
杨成武只得上报军区。由于事件没有定论，只能让警卫连看管起来。几天后，一团南下晋东南，四个人也跟随行动，还保有干部身份，一路来到了晋察冀军区。
军区请示延安后，处理意见同他们想象的完全一样：杨上堃开除党籍，撤职回延安学习；一团侦察连连长属于奉命随队行动，撤职不杀；袁彪和罗昭辉诱骗煽动上级领导干部“擅自出走”，死刑。
被枪毙的袁彪是当时的一分区、也是一支队的侦察科长，他也是晋察冀军区抗战时处决的最高职务干部。袁彪死后，晋察冀军区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前夕才派来了新任侦察科长姜洪照。
第二阶段作战，晋察冀军区打的就是涞灵战役。老红军姜洪照刚从延安来，他是福建人，不仅口音不通，地理环境、风土民风、尤其是敌情上都属于初来乍到。由于上任仓促，大战在即，侦察工作不足，导致了涞灵战役面对的敌情不明。
罗昭辉原是一团3营连长，黄土岭战斗前提升为副营长，营长正是杨上堃。可以说他的被枪毙也算是替老领导“顶罪”，但是注意他最后的职务是一团侦察股长，也是担负侦察重任。
涞灵战役第一阶段侦察工作做得很不好。如侦察的是涞源有敌不到200人，可打起来才知道在涞源仅日军就有四百多人，原来县城新到了两百多鬼子兵；侦察的东团堡有敌80余人，打起来才知道里面有敌170余人，原来恰逢日军两任队长换防，都在东团堡。更致命的是，这里面的日军有130余人是日军独混二旅团的教导队，除了军官，士兵全是日军的士官。只有三甲村的情况基本与侦察情报相符，100余伪军，不到50个日军。
这样的侦察结果导致三地苦战，三团虽然歼灭了敌人，但自身几乎被打残，而涞源的敌军数量已超过一团的攻击能力，导致一团攻打涞源县城遭受挫折。战后，刚刚上任不久的侦察科长姜洪照被杨成武撤职。
杨成武没有按常理出牌，来确认新一任一团长的人选，是这次一团发生干部出走的主要原因。亏得他以前还担任过大名鼎鼎的红四团政委，竟然出现了不熟悉、不了解干部思想和心理的小纰漏。
1940年初的老一团团领导班子的大换血，朱遵斌成为了一团领导班子中资历最老的一个人。中国人历来讲究论资排辈，这在当时的军队中也不能免俗，谁的资格老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何况从红军时代起，政委就有最后决定权。直到1942年冀中薛村战斗后，才将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最后决定权交给军事首长。
老一团的政委中，1940年的朱遵斌和1941年的陈海涵，他俩个性都很强，在分别面对宋玉琳和邱蔚时，“气势”很强。好在宋玉琳和邱蔚当时都选择了当面“忍”，不去与之面对面发生冲突，背后该去告状就去告。
一团领导班子再次大换血并不是因为涞源战斗失利
1940年12月，杨成武宣布调整一团领导班子，除宋玉琳留任担任副团长，从政委朱遵斌以下其余团领导全部调离，受此影响，还有两位营教导员也调离。很多人在写这一段时，往往将此事与一团涞源战斗失利挂上钩，想当然地以为这是战斗失利后上级给的处罚。其实谬矣！
1940年1月，晋察冀军区由一分区一团、分区直属骑兵营、炮兵连以及四分区五团组成了南下挺进支队，支队长为陈正湘。虽然是支队长，但是各团仍是单独行动，接受“遥控指挥”。从这一点也许就能理解陈正湘为何赴军区后不归。
一分区如此多的老资格红军干部出走，这肯定是有原因的。杨成武少年成名，年轻气盛，虽然功劳很大，但是被“告状”总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在老领导聂司令的提点下，在一团出发下太行前，杨成武下了一道命令。
1940年的2-3月间，一分区政治部颁布调动命令：原一团政治处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调入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在北平报社当过编辑的杨浩也接到调动命令，到新成立的平西挺进军担任挺进报编辑。
当时调进宣传科的不只是已小有名气的魏巍、蔺柳杞，还有许多学生干部，如解放后担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的齐尧、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的刘寿鹏等，一群秀才们齐聚分区宣传科。
写作班子搭建起来，杨成武又亲自布置、动员所有单位的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写工作总结中去。很快，大约在5--6月间，杨成武称之为“全晋察冀最能写的几个人”润色下，《抗战三年来的一分区》，总计四十九篇，大多完成。
魏巍他们告诉杨成武还需要编辑才能成书，杨成武一愣：你们能写，难道就不能编辑吗？在细心的讲解后，杨司令才大约搞明白写作和编辑是两个不同的工种。可再想去调回杨浩时，对方回复：我们是有位编辑，也姓杨，但是位女的。您说的那个杨浩已经下到部队了，找不到。
杨成武如果知道那位姓杨名沫的女编辑后来创作了《青春之歌》，也许当时也就要来了。直到1940年12月，杨成武带队驰援冀察挺进军，聂司令支高招：你去帮了那么大一个忙，要个人这事就好说了。
于是，《抗战三年来的一分区》在1941年成书，出版发行，成为研究抗战的珍贵史料。
1940年3-4月间，一团出动。一分区领导都去送行，战线剧社在一团出发的西山南村外搭起鼓动彩棚，为一团送行。杨成武讲话，朱遵斌代表一团全体指战员表态。从这就能看出朱遵斌在一团的地位。
在晋察冀挺进支队和冀中警备旅的支援下，129师发起了反顽战役，打垮了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
一团是红军团，战斗力强，打了大胜仗，总部和129师领导很是喜欢。那位小个子政委能说会道的，不知怎么朱遵斌动摇了，出现了想带着部队留在太行当军分区司令员的想法。至于其他团领导有没有吃下大饼，也许也是吃了，但肯定有人没吃。
仗已打完，一团迟迟不归，急得聂司令亲自跑去太行。
8月下旬，聂荣臻亲自带着一团从晋东南返回晋察冀。一分区骑兵营和炮兵连被留在晋察冀军区，再也没有回到一分区。骑兵营参与组建军区骑兵团，炮兵连参加组建军区炮兵营。
百团大战8月20日开打，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没有一团战绩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行军。
被聂荣臻“押”回晋察冀的一团在一分区受到夹道欢迎。照片左侧是列队欢迎的战线剧社，右侧近景是一分区司令部警卫班的几个战士——只要”杨成武警卫班“出现，附近肯定有会有杨成武的存在。
南下作战一团赚得盆满钵满，路上因缺粮找一工作队筹借粮食，队长秦基伟说：粮食有，机枪来换。10挺机枪换来的粮食一路吃到了一分区。
当时，杨成武带三团打完井陉回来，正在准备发起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作战——涞灵战役。那两个被三团在战场上救出，又送到聂荣臻那里的两个日本小姑娘，就发生在这一时间。把那两个日本小姑娘送还给日本方面之后，聂荣臻和晋察冀军区有关领导跟一团一起，来到了易县的一分区，此时已是9月。
聂荣臻选择性地仔细阅读了一分区这次群体“工作总结”的文稿，聂荣臻看过之后，基本点头认可，但又指出一些不足之处。1940年底，一分区对这批文稿所进行的修改补充。
上面这张照片中因为杨成武突然转头对身后的某个人说话，只拍到了后脑勺，所以当时作为“废片”没有采用。聂荣臻身后是杨成武和一团代团长宋玉琳；第三排左边是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中间是一团政委朱遵斌、右边是一团参谋长马青山；最后一排左边是前一团政委王道邦，由于五支队长赵玉昆叛变，作为支队政委的王道邦承担了失察的责任被免职，在分区帮忙，一年后才重新被任命为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道邦旁边是一团总支书记罗家旺和政治处主任朱利。
因为聂司令员的行踪要保密，所以照片上的那些穿便衣站在路边欢迎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一地委及行署、县委、县政府的地方干部们。
下面这张检阅部队的照片应是在上一张照片之后拍摄的，部队应是一团。人员没啥变化，只是聂司令拿的手杖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虽然杨成武是在1940年12月冒雪驰援挺进军回来后的会议上当众宣布了对一团领导班子的改组，但实际上，聂荣臻这次来一分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当面与杨成武谈论了对一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并带来了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的新一届的一团领导班子名单，谈话的重点估计是要杨成武尊重总部和军区的决定。
原有的一团领导中，除代团长宋玉琳继续留用担任副团长外，其余团政委朱遵斌、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总支书记罗家旺统统都被撤换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三大原因：
- 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是在陈正湘出走后，杨成武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临时组建起来，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 在太行时某些团领导吃了大饼。虽然都是在八路军，但是这牵涉到了对晋察冀的“忠诚度”问题。无疑，这让聂、杨二位司令很恼火，而他们的建议权分量很重。
- 此时冒出了对“反顽”战斗中的缴获（集中在“钱”上）进行追查的事情。
1938年一团东征冀中，张英辉当时担任一团4连连长。他下去扩兵，招了一千多人，先带着100多人回团部汇报，陈正湘很高兴，打算任命他当支队长。然而一团突然接到命令撤回晋察冀。据他回忆：
“后来我知道了突然撤回的原因，当时一营也派了人下去征兵，个别人下去后收了地主的钱、物，还玩了女人，在当地影响很坏，为此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下令一团立即撤回易县。就这样‘任河支队’的事也就黄了。”
1939年10月，在筹备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之际，杨成武、袁升平主持一分区召开“反不良倾向营以上干部会”。会上，将两个老一团的红军营级干部，一个是营教导员、另一个是特派员，老一团冀中犯错误的主要干部押送晋察冀军区执行枪决。
据记载，1938年上半年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总支书记黄作珍。一营长李德才、教导员朱尊斌，（阜平战斗后，提拔新副营长林必元，39年教导员邓经伟），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罗霄文（39年教导员换朱遵斌，副营长郑南风），三营长杨上堃、教导员霍至德（后杨上堃升团参谋长，马辉接三营长，副营长李青川，营教导员郑秀煜，39年教导员换郭延林）。
根据这份名单，基本可以确定责任人是罗霄文。理由是：自1938年底以后，这个教导员罗霄文再没有在一分区出现过。
就像一团1938年东征冀中有的领导干部犯了错误一样，这一次一团晋东南战斗，也有领导干部犯了错误。据张英辉回忆：
“缴获的战利品，我只许可留下一些武器、弹药和少量军需物资，大部分都上交了，那100挑现钞更是分文未动全部上交。我的习惯就是喜欢武器弹药，从来不留钱财。可是上交团里以后，有个别干部（两个教导员一个政委）偷着留了钱，藏到褥子和马鞍里，违反了纪律。回到晋察冀以后，聂司令大发脾气，把那几个干部撤了职，关了禁闭。”
这件事情在回到一分区后升了级。既然开始了追查，肯定有举报在先。看上图即知。
这件事本来并不严重，仅搜到了很少的钱。但是一则八路军纪律严明，二则在与聂司令谈话时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还有更重要的前面说的那三大原因，所以1941年朱遵斌被撤职，开除党籍，最后延安发来“刀下留人”的电报方才逃过一死。
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的老一团领导班子的名单中，除新任团长邱蔚因涞灵战役的需要暂不离开三团之外，其余新任团政委陈海涵、团参谋长晨光、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总支书记郑秀煜同时走马上任。
老一团兵败涞源
聂荣臻来一分区还有件大事——审阅并批准了杨成武亲自拟定的涞灵战役作战计划。
那一次聂司令突然来，又悄悄走后，杨成武没有马上解决一团的问题。因为大战在即，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就要开始。涞灵战役结束后，接着就是日军随之而来的报复性扫荡，再之后驰援平西挺进军，杨成武一直到了1940年12月从平西回到狼牙山，才彻底解决一团领导班子和朱遵斌的问题。
虽然没有当众宣布，但新的团领导已经上任开始工作，如参谋长晨光参加涞源战斗指挥，总支书记郑秀煜做战场动员，这些迹象不可避免的会让官兵们发现。团领导班子几乎被一锅端，后面还会牵涉到谁？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很多人心里会打开拨浪鼓。事实上受此事件影响，1营和3营的两位教导员后来也被调离。这无疑会引起一些人思想上的波动，进而影响到即将开始的涞源作战。
驻涞灵地区之敌为日军驻蒙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驻张家口)和第二 十六师团(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
涞灵战役我军组织了杨成武指挥的右翼队（5个团、2个游击支队、1个特务营、1个骑兵营）和五分区司令员邓华指挥的左翼队（2个团和1个游击支队）。第一阶段作战左翼队主要任务是准备阻击灵丘、广灵、蔚县方向可能增援涞源之敌，右翼队主攻涞源之敌。第二阶段作战，左翼队在右翼队配合下攻击灵丘之敌。
一分区二十团、游击一支队（一分区涞源支队）、特务营和五分区六团组成了右翼队的北路支队，由黄寿发和王道邦指挥，截断蔚县、西河营至涞源的汽车路，并扫除线上据点，阻击援敌。
上面讲到1939年10月的麻田岭-草沟堡战斗是由黄寿发指挥，他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地形。麻田岭地理位置居中，北有九宫口、南有草沟堡，九宫口是从蔚县平原进入山区的必经之路。因此地山多、峪口多，所以称“九宫口”。
九宫口距离东团堡直线距离仅30余公里，走山间公路不超过60公里，而东团堡走公路至涞源也仅30余公里。
当时担负阻援的除了黄寿发带的右翼北支队在九宫口阻敌，平西的挺进军九团（前身120师716团----陕北红二十八军）也在蔚县白乐镇、桃花镇战场进行了艰苦的阻击战，地点距离著名景点野三坡不远。老陕们性子直，死打硬拼，由于伤亡过大，团领导还挨了萧克的批评。
杨成武集中了三个主力团主攻，根据侦察结果我敌兵力比超过15：1，就算侦察有误，实际的兵力比也达9：1。这三个主力团一年前都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主攻团，因而战前杨成武信心满满。
战役打响前几天，一分区正在紧张地做战前准备。杨成武看到秘书陈子端在看一份《工作通讯》，就顺手拿来翻了翻，顿时目瞪口呆：上面竟然印着他刚刚制定的涞灵战役作战方向、目的及兵力配置等军事机密。杨成武顿时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来到政治部问罪：是哪个混蛋把这种东西印到工作简报上去了？！
《工作通讯》是一分区内部情况通报的简报，每次印发200多份，供分区各机关及所属部队连以上干部阅读。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20岁的魏巍。
面对怒气冲冲的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宣传科长史进前都站出来背锅，承认自己审稿不力，愿意承担领导责任。杨成武严厉批评了魏巍，责令政治部马上将通讯全部收回封存。
确定简报内容没有泄露出去后，杨成武很快消了气。为了避免此后再有类似的纰漏发生，命令李青川回头完善保密条例，不能什么东西都在机关里乱传一通，尤其是宣传部门，严禁他们胡乱打听！命令宣传部门禁止再插手作战的事，如要进行报道，必须等到战后才能搜集素材、撰写文章。
有人认为日军战前增兵是因为这次“魏巍泄密“，实际上，经过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日军已预感到我军将乘胜扩大战果，八路会有大动作，于是先行整修了相关工事据点，并向关键据点增兵，因而确与此事无关。
自从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新任独二混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就发誓要为阿部规秀报仇。仇还未来得及报，杨成武就找上门来。
9月22日晚10点，涞源战役开打。
一团负责攻打涞源县城，负责指挥的是留任的副团长宋玉琳和新到任的参谋长晨光，由于政委陈海涵还未到任，新任总支书记郑秀煜代表政委给战士们做战场动员。
虽然情报失误，敌军的兵力是战前预计的三倍，但是一团仍然具有5：1的兵力优势。不过日军有工事和城墙依托，火力配系完善，对于缺乏重火力和攻坚经验的八路，一团打这一仗实属勉强。
独立团早前收集过不少国民党军遗弃的火炮，战斗中又有所缴获，但是由于缺乏会打炮的人才，因而一分区的炮兵连直到大龙华战斗才第一次参加作战。大龙华战斗缴获颇丰，还缴获了一门野炮，到了黄土岭战斗时炮兵连组织力量参战，炸死了阿部规秀。这是炮兵连在一分区仅有的两次参战记录，南下晋东南时炮兵连也去了，回来时被留在军区参与组建炮兵营，因而一分区炮兵连仅有一年多的历史。
一团使用了围三阙一的战术，经一夜激战，攻击部队夺取了涞源县城东、西、南关和两个外围据点。但是日军却没逃走，反而退入城内固守。
战斗中，一团的战斗意志明显偏弱。
一团先头部队一个排已经攻进了涞源县城，但后续部队迟疑不前，错过了部队进城的大好时机。
这次战役，各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承担前运后送和转移伤员的任务。攻打涞源时，涞源民兵积极求战，宋玉琳竟然答应了。也许他觉得这一仗很容易，于是同意大队民兵夹在队伍里一道攻城，以壮声势。
日军的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打来，没经过战阵的民兵看到爆炸和伤亡，马上掉头就跑，连带着把一团的进攻队伍冲乱，弄成了一场溃散。
已经攻进城的那个排被日军包围，大部牺牲，少数被俘。但是那个排长竟然在危急时刻丢下战士自己跑了出来。杨成武大怒，命令在阵前执行军法。
战后总结中杨成武写道：“此次战役中，一团将民兵派到前线，使之搬运梯子靠近城墙时，敌人炮火飞来，民兵惊慌逃跑。民兵的惊慌有可能引起部队混乱。”
诚然，宋玉琳的指挥和民兵的使用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就算民兵乱跑，如果干部掌握住部队，也不至于部队也跟着往回跑。很明显，一团已没有了当初的精气神。
仅仅11个月时间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其中原因有很多。借用1940年12月杨成武在宣布改组一团领导班子的一分区干部大会上的发言：“团领导指挥打仗，马鞍子后面挂着麻将牌”；“这么好的一支红军队伍不能糟蹋在不争气的腐败干部手里”。这其实是杨成武转述的聂荣臻的原话。
自从黄土岭战斗后，老一团的下一个高光时刻一直等到40年后——打下鬼屯炮台，攻克谅山，打过奇穷河。
三甲村胜仗后的疑问
一夜激战后，三个战场虽都有所进展，但都未能解决战斗。
杨成武的指挥所就设在距离三甲村不远的长城烽火台上，这段长城距浮图峪很近。沙飞的这张《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拍摄于1938年初，地点就在浮图峪。
指挥所目视就能看到三甲村和涞源城，亲眼看到一团攻城溃散下来，杨成武已经认识到涞源日军力量很强，而一团这样的表现，短期内也难以恢复士气。于是，23日中午下定决心放弃攻城，集中力量攻打日军公路沿线的据点，并报聂荣臻批准。
一团3营代营长张英辉在完成了对涞源城南关的攻占任务以后，奉命带领11连、12连和重机枪排火速赶到二团指挥所，参加二团攻打三甲村日军据点的战斗。
三个战场，三甲村之敌最弱，安排的也是最弱的二团。由于黄永胜的三分区没有主力团，1939年1月杨成武就把二团”送“给了黄永胜，交换来地方游击队十大队。
日军在三甲村有4座碉堡，二团激战一夜仅打下来一座。杨成武决定：调一门山炮协助二团作战。
炮兵连留在军区后，一分区还存有不少私货，操炮则由工兵连代劳。因而，虽然1940年后没有炮兵连的参战记录，却有大炮的参战记录。下面这张1940年一分区“五卅”大会时炮兵连照片，此时炮兵连大部分人员和火炮已南下。
下午，调来的山炮到位，但只有3发炮弹。团长肖思明命令轰击东山的碉堡，连打两发都未能打中。正在着急时，碉堡内的日军却冲了出来。
日军没料到土八路有大炮，这炮一响，鬼子觉得完了——与其待在活棺材里等着被炸死，不如出来发起玉碎冲锋。肖思明大喜，立即命令冲上去。就这样又拿下一座碉堡。
黄昏时，张英辉带3营赶到。
夜里，他们悄悄剪开铁丝网，溜进村里。还在睡觉的伪军老老实实地当了俘虏，炮楼里的伪军企图顽抗，3营往楼下堆了些木柴干草，威胁要点火，没等他们动手，伪军就全部投降了。鬼子则趁着黑夜逃出村子，跑到了西南山坡上的工事。
二团攻了两次拼了刺刀还动用了大炮才攻下来两个碉堡，而一团3营的两个连仅用时两小时就拿下了另外两个，肖思明都吓了一跳：你们居然这么厉害！
按照《赣南将星：戎马生涯建奇功的张英辉少将》的记载：
“西南山上，日本鬼子躲在坑道和碉堡里。张英辉指挥部队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山头，进行火力侦察。掌握了敌人火力点和火力配备以后，他们在每个方向各组织一个投弹梯队，每个梯队集中三名投弹能手，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敌人工事里投弹，重机枪利用有利地形进行火力掩护。这样连续300多颗手榴弹投过去，敌人的碉堡哑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勇猛地冲上去，鬼子大部分被炸死，剩下的乖乖当了俘虏。”
罗元发给三甲村被俘日军训话
这股日军的素质一般，作战意志不够顽强，也许是白天看到八路有大炮，因而泄了气。战士们冲进去时，活着的日军要么举手投降，要么躺下装死，只有一个伤兵藏着手雷，企图炸死担架员，被当场抢了下来。
24日清晨，三甲村据点被攻克，残余之敌被消灭。而张英辉带着的这两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竟然无一伤亡。“这时太阳刚刚升起，在四周山上观战的老百姓高兴地吹呼着围了上来。那场面，令老将军至今难以忘怀！”
这一仗俘虏日军二十多人，伪军五十多人，其余八十余人被歼灭，缴获甚多。直到四年后粟裕指挥的车桥战役俘虏日军24人，在一场战斗中俘虏日军人数的记录才被打破。
从三甲村出发可以步行上山走到当年杨成武指挥所，因而，沙飞作品中的这个“欢呼楼”应该在指挥部所在的那段古长城。他拍了欢呼，拍了总结，拍了给俘虏训话，但李永生那张肩扛三八枪、手提机关枪的照片确实不是他拍摄的。也许沙飞给摄影师做了分工，他跟随司令部、政治部，而安排杨国治跟拍二团，李途和刘峰则跟随最有可能打大胜仗的一团，只是由于一团败了，也就没啥可拍的了。
清晨，涞源城的日伪军出动了100多人前往三甲村增援，但在我军工事面前被挡住，丢下些尸体退回了涞源。
三甲村在涞源城东，而东、西、南关已被一团在22日晚占领。日军脱离城墙和工事能够出来，那么一团在干嘛？日军出来后本是在野外歼敌的好机会，但日军却能被阻击后又退回城，一团又在干嘛？这里面一团的战斗精神值得检讨。
惨胜
东团堡（日军资料称东圈堡）是宣化至涞源公路上的日军后勤供应中继站和分割晋察冀根据地的战略支点，建有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在该处防守的是日军独混二旅团的士官教导大队，成员全是各部队选来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日军这个教导队人数有80人、130人、170人等多种说法。我军攻击前恰好日军换防，结果都未能走脱，因而日军这个教导队的人数更倾向于80余人。
22日夜，三团在团长邱蔚的指挥下向东团堡发起进攻，不顾日军凶猛的火力，前赴后继，于拂晓前攻占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
日军全是老兵，武士道精神十足。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打得如泼水一般，并不时地施放毒气。阵地丢掉后，马上组织战斗群反冲锋。三团牺牲很大，支前民兵，见到戴口罩倒下的人就往下抬。
23日上午，一夜没合眼的杨成武拿起电话首先打给了进攻东团堡的邱蔚。讲清楚了攻打东团堡的重要性，邱蔚回答：“明白！鬼子放毒气，很多战士中毒了！现在正在采取防护措施，准备继续攻击。”“告诉营连干部，东团的守军几乎全是士官，都是带兵的人。对付他们不能光是死打硬拼，要多动点脑子。”
日军的技战术素养很高，枪打得准，掷弹筒打得狠，交叉火力封闭了所有进攻死角。三团没有炮，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动脑子也只能想出来一个方法——硬攻，把鬼子一步步的往后逼。
24日，在我军夺回三甲村，攻克中庄、白石口、下北头等敌据点后，东团堡仍在激战。
经22日、23日两夜一天的激战，三团付出重大牺牲，逼得日军步步后退。我军逼近西南角的一个地主大院，这里是日军指挥部。
24日上午8时许，40多名日军向9连的阵地扑来。当日军冲到40米左右的位置，连长一声”打“，一阵排枪过去，前排的日军倒下，后面的日军继续冲，又一阵排枪......残余日军被迫逃回。
9连3排占领了东团堡大院西南角的一处碉堡，这对日军威胁很大。中午，日军队长甲田中佐亲率几十人反击，3排排长于勇跟日军进行白刃战，接连刺死4名日军后，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拉响4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三团的伤亡很大，团总支书记杨志德阵亡，有一个排冲进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全部牺牲。
许多战士负重伤。那些负伤的战士被及时送往乌龙沟，印度援华医疗队在那里开设了战地救治所。
从地图可看到，乌龙沟地处两处阻击阵地以及涞源三个战场的中心点。事实上，涞源战斗最先开打的是黄寿发指挥的九宫口阻击战。部队14日出发，20日就已经与日军交战，当天就有伤员由蔚县民兵后送到乌龙沟的医疗站。25日东团堡战斗结束，26日黄寿发率部撤离九宫口，足足挡住了日军7天。涞源战斗，黄参谋长功不可没！
24日晚，邱蔚集合全团动员，再次进行攻击部署。
20时整，三团发起了总攻。7连1排用炸药包炸开大院东大门，迅速占领了东南角的碉堡。9连、12连趁机突破围墙。
12连攻击的西北角碉堡高约10米，40名战士抬着大梯子，在火力掩护下，奋勇向前冲。班长王国庆将二十几颗手榴弹背在身上，他快速往上爬，当他爬到碉堡口，被敌人的子弹打中牺牲，挂在梯子上。12连的党支书王陆红马上背着二十几颗手榴弹爬上梯子，爬到王国庆身边时，他取下王国庆身上所有的手榴弹。然后，他将四五十颗手榴弹一起塞进敌人的碉堡。
巨响过后，堡垒里的日军全部炸死。
经过激战，9连和12连分别占领了西南、西北2座碉堡。残余日军退守东北角碉堡，猛烈射击，并施放毒气。战士们猝不及防，大部分中毒受伤，三团不得不暂停进攻。
团长邱蔚在向杨成武打电话汇报时，三营营长陈宗坤抢过了电话，大吵着要杨司令增派援军。
“鬼子放毒，许多战士都中毒了，我们人手不够不能组织进攻，请尽快派兵支援。”
杨成武说：“现在各团都在战斗中，没有战士补充。”
“那你就让我们白白错过大好时机吗？”
杨成武在独立团、一分区威信很高，平时也没人敢这么顶撞他。陈宗坤虽是老红军，但他不是出身于独立团，他是二团”送“给三分区时交换来的第十大队的参谋长。一个外来户，竟敢对杨司令大吼大叫，把旁边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杨成武也想支援三团，可他手上实在没有兵。“你冷静一下，发脾气也不能解决问题。根据目前情况，你赶紧组织营内的力量，把炊事员、文书等所有能集中的人都集中起来，向残余敌人冲锋。等打完仗，我给你补人。”司令员毕竟是司令员。
“行。”陈宗坤这才消了气。
虽然顶撞了司令员，但是司令员给他升官，担任了20团团长
25日下午，日军突围被打退，三团随即组织所有人员不顾伤亡地从四面发起猛攻。
甲田见大势已去，便命令士兵把粮食物资和枪支弹药堆放在一起，撒上汽油，准备焚烧。此时日军仅剩27人，甲田对士兵说：“我们突围不了，绝不能当八路军的俘虏。所有人跟我一起跳入火中自焚，报效天皇。”
一个士兵说：“我不自焚。”甲田大怒，挥起指挥刀把这个士兵的肚子刺破，将肠子挑出来，“所有人必须执行命令。不服从命令也是死路一条。”
这些情节都是名叫金井的翻译官逃出后向我军所述。金井是朝鲜人，我军地下工作人员曾多次与他接触，有几次他看到我军侦察员化装成便衣打探日军消息，也没有向日军报告。
在日军点火焚烧时，金井趁机溜出碉堡。日军哨兵发现后连开几枪，但没有打到金井。是距离过远不好打，还是已到最后时刻心态崩溃而打不准，亦或是根本就不想打中他，这些已不得而知。
金井拼命跑到我军阵地，见到邱蔚之后，忙说：“日军把机枪、掷弹筒浇上汽油，还剩27名日军，他们准备跳到火里。”
邱蔚马上打电话向杨成武报告。杨成武着急地大喊：“命令部队冲进去，鬼子放火我们就缴不到武器了。”
部队开始冲击，这时，日军已爬上屋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并跳着日本舞，然后一个个跳入熊熊大火中。
当战士们冲进去时，27名日军已经被全部烧死，许多武器也被烧坏了。但是，三团在战斗中还是缴获了不少武器，有许多轻重机枪、100多支步枪、掷弹筒和弹药，还有一些粮食和罐头。
打下东团堡后，各部开始陆续向东转移，9月26日，结束涞灵战役第一阶段作战。
独二混旅团的教导队被全歼，无疑对日军的打击极大。这些都是士官，将来放出去就是日军步兵分队的伍长、曹长。从政治意义来说，击毙阿部规秀意义重大，可如果从军事角度看，将这一百多名教导队歼灭，相当于让日军立即损失了一百多名合格的班长，这比死一个旅团长更让日军受伤。
三团虽然全歼了日军的教导队，但是自身伤亡也高达近2000人。与三甲村战斗后马上有一百四五十名青年参加八路军不同，东团堡战斗后当地无人参军。
三团的兵员组成大多是涞源、灵丘子弟，一年后，三团好不容易招来了1000多名涞源新兵，组建了新兵营，任命在打井陉时表现亮眼的一营长赖庆尧任营长。
1941年9月日军秋季大扫荡，日军袭击口头村的新兵训练营。
八路会打日军的埋伏，日军也会打八路的埋伏。日军先派人去村里打枪，制造混乱，赖庆尧决定分两路突围，他带着一个连从村南冲了出去，而4连长韩金铭带着连队则冲进了村东的伏击圈。据村民回忆，枪响了半个时辰，等大胆的村民去看时，到处是八路军的尸体。这一战就损失了200多新兵。
此后，再去涞源征兵就极为困难了。
更让人惋惜的是东团堡之战三团的骨干几乎被打光，杨成武之后虽然也努力往三团输入骨干，但三团一直难以恢复元气。就是到了抗美援朝时也表现一般，倒是进入新世纪后在朱日和大放神威，面对各大军区主力，取得六胜一平的”战绩“。
三甲村能够打下来，一则是敌军弱，二则是我军用了大炮，三则指挥员指挥正确。聂荣臻曾感叹的”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的东团堡之战，虽全歼了强敌，但自身一个主力团也被打残，有点得不偿失。涞源城之战更不用说，堂堂第一主力团竟然溃散。这些战例都说明，以当时八路军的装备水平、技战术水平、指挥水平，显然还不具备攻坚能力。
涞源战斗前后老一团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许看了上图大概就能看出问题根源的一些端倪。1941年老一团三巨头，左边团长邱蔚，右边副团长宋玉琳，中间C位的是团政委陈海涵。也许，这也能折射出一分区的一些问题。
回到开头，据说这是英雄李永生晚年时的照片，不知真假。希望有知道的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