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的朋友圈已经被上海白马会所事件刷屏了。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还有什么比鸭子的命运,更能给平淡无奇的城市生活带来猎奇与冲击?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蜕变。就在今天,一个值得上海人、中国人铭记的日子,或许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了。

但我记得。

1932年1月28日,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上海,朔风凛冽,砭人肌骨。

此前几个月,日本政府在上海频频挑起事端,并先后布置下23艘兵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早期的航母)、20多架飞机和4000名陆战队员,还准备了3000多名后备役人员。

日军野心勃勃,企图在“九·一八”之后转移各国注意力,继而蚕食中国。

蓄谋已久的日军在苍茫的夜色中突袭上海闸北,并派兵扼制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等交通枢纽,将枪炮对准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驻上海司令盐泽幸一口出狂言,“4个小时可以占领上海”。

夜凉如水,人心浮动,黎明之前,是无边的黑暗,还有冉冉升起的一丝光亮。面对日军的夜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寸步不让,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带领下奋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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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戟、蒋光鼐与蔡廷锴。

第19军前身为粤军第一师,共3万余人,他们不是隶属中央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得不到国民政府支持,不能及时领到军饷,也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尽管以孙科为代表的“广州帮”,曾在“一·二八”前夕猛烈攻击蒋介石,迫使其下野,但是当他们真正上台后,面对国民政府的财政仍然捉襟见肘,实在无力支持自己的广东老乡。1932年1月,第19军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

第19军可谓“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蔡廷锴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处境,称“第19军在战争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国民党一概不予补给。”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第19军的抗日情绪依旧高昂。1月23日,事变爆发前五天,第19军命令各部严密戒备,如果日军攻击驻地,全军应尽全力予以消灭。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表《告第19军全体官兵》与《告淞沪民众书》,用一段官宣体慨然喊出口号:“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事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

然而,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国民政府中却有些人仍想息事宁人,甚至命令第19军撤防到南翔以西地区。1月2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还给第19军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其尽量避免同日军冲突。

失去上峰的支持,坚守前线的第19军只能孤军奋战。硝烟将燃,正是第19路军,在事变爆发后以几乎是清一色的轻装陆军,与不断增援的7万日军及其飞机、军舰、坦克、大炮苦战,迫使日军在一个月内三度增兵,四易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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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炮击中国守军阵地。

1月28日晚,驻守闸北的第156旅打响了中国军队反击的第一枪,盐泽幸一“4个小时可以占领上海”的预言没有实现。

156旅旅长翁照垣,原名翁辉腾,广东惠来人。在第19军的将领中,翁照垣的军旅生涯极富传奇色彩,早年在陈炯明手下崭露头角,又在陈战败后四处游历,并前往日、欧求学。

在法国学习航空技术期间,有一次,初来乍到的翁照垣独自驾驶飞行,发动机发生故障,他反应迅速,在一块农田上紧急迫降,避免了人员伤亡,自己则被甩出飞机,重重摔在地上。这次事故让翁照垣住院三天,也让远在上海的邹韬奋听说后不住赞叹,他以《勇敢的中国人》为题撰文称赞,发表在1930年9月21日的《生活》杂志上。

日军涌向闸北区的那一夜,比飞机失事的那一刻更加危急,翁照垣率领手下三个团与日军血战。

156旅的将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抵挡住日军连续五六次的冲锋,在日军冲进阵地后,端起刺刀与其展开白刃战。

第二天凌晨,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在日机的轰炸下,无数民居被毁,上海居民纷纷逃难,建于清末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也陷入战火之中,许多珍藏典籍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多处起火,印刷机几乎全被烧毁,腾起的纸灰一直飞到几公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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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等建筑。

在无任何空中支援的情况下,翁照垣调来仅有的两门高射炮,组织部队对空射击,犹如手持弓弩的屠龙勇士,高仰着头,毫不畏地面对来自天空的威胁。

闸北的北火车站成为日军主要轰炸目标,第19军与守卫在火车站的宪兵誓死捍卫这一交通枢纽。

第三营第9连的连长林玉在战斗中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全连士兵见连长战死,悲痛交加,跃过战友的尸体,与日军拼死相争,日军抵挡不住,不得不后撤。宪兵第六团第1营在炮火中突入火车站中,死守站内建筑物,凭借这一据点与日军巷战。

一日之间,日军攻击受挫,损失战车3辆、一架飞机被击落、伤亡数百人,而只有陆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同样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直至2月5日,日军向闸北发起数次猛烈进攻,都在第19路军的坚强阻击下失败。

之后前往上海增援的88师师长俞济时,在战后所写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经过》中曾评价“此次闸北巷战之胜利,关系全盘战局至为重大,不仅我军士气为之大振,且认识所谓‘皇军’之真面目。”

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中国军人也不怂。

时任黄埔军校教务长张治中时刻关注着上海战场的形势,并向蒋介石主动请缨,准备带兵前往上海作战。蒋介石起初不答应,张治中进一步要求:“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之后,蒋介石同意派兵增援,命其嫡系部队的精锐87师、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作为第19路军的后备军开往上海。

87师、88师的前身是蒋介石的个人警卫师,该师士兵原先都是孙中山或蒋介石的个人卫队,全部配备德式装备,接受德国顾问的指导。

遗憾的是,日军兵临城下,并没有给中国发展新式军队的时间。这些所谓的德械师,尽管装备精良,在素质上远不如日军,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德国顾问对中国政府将这些刚刚换装的军队投入战场表示不满,甚至跟蒋介石发生冲突。

2月14日,87师、88师合为第5军,由张治中率领增援上海。经由国民政府任命,第19军总指挥蒋光鼐有权指挥第5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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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沪增援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营。

出征前,张治中留下一份遗书:“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此时的张治中尚有誓死报国的决心,一心为保卫祖国而战,可诚如其所言,纵观其戎马半生,实在是充满“意外”。

第19路军虽得到国军精锐增援,但相比源源不断增加兵力的日军,仍然处于下风。出师不利的日军怒不可遏,更是派出战机,组成空中编队,对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国城市进行轰炸。

二战以前,日本已经拥有世界先进的战斗机,并以海、陆、空立体作战形式进攻,而中国空军不过才刚刚起步,上海也没有可供停靠战机的机场。起初,中国军队能够反击日机的只有炮兵部队,且武器非常落后,直到2月5日,才有一架日机被中国军队的密集炮火击落。

蒋光鼐两次致电何应钦,请求空军参战:“虞日敌以海、陆军向我吴淞总攻,炮台及散兵壕被毁殆尽,并投烧夷弹,房屋被焚甚多,我军损失极大,在江边之散兵两连,只剩二十余人,血肉横飞,状极惨烈……万速增派大数飞机,前来援沪。”

当时,所谓的中国空军,其实并未成军。可是,在第19路军的请求下,这些菜鸟毅然决然飞向前线。

接到军政部航空署的命令,空军所属的第2、第6航空队,共计18家飞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广东空军第1大队第2中队共计7架飞机,也飞往淞沪战场。

在淞沪战场的蓝天上,这些年轻的空军将士初试锋芒。在激烈的作战中,第6队副队长黄毓全为支援空中作战的战友,不顾危险,立即登上受损战机再度升空,因操纵失灵而坠地牺牲。

黄毓全是淞沪抗战中第一个牺牲的空军将士。他是一个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归国华侨,家境富裕,完全可以在国外过着富足的生活,远离祖国的战乱,可他从小梦想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尽一份力。中学毕业后进入航空学校学习,担任机械师,更远赴苏联研究军事航空。

黄毓全毕生的心愿是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他最终为这一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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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毓全(1905-1932)。

和黄毓全一样,在淞沪战场的天空中不幸牺牲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志愿援华飞行员罗伯特·萧特。

萧特是受邀来中国的波音公司试飞员,日机对平民的轰炸让他义愤填膺,于是驾驶波音二一八驱逐机参与对日作战。2月20日,在龙华上空,萧特曾以一敌三,与日军对抗20分钟,毫发无损地摆脱日本战机的包围圈。

2月22日,萧特驾驶战机与9架中国战机从南京飞往杭州。由于天气原因,萧特与中国战机失散,遭遇6架日机的包围。经验老到的萧特凭借波音飞机优异的性能,与日机周旋。在交战中,萧特击毙了日机飞行员谷进大尉,并击落一架日机。

无奈遭受日机围攻,寡不敌众,萧特的战机被击落,坠毁于苏州东南高庄别墅湖中。

一位如此高尚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了一场正义的斗争,不幸牺牲在异国他乡。上海人民为纪念萧特,在征得其母亲同意后,将他安葬在虹桥公墓。

在空战中,初出茅庐的中国空军始终屈居下风。2月23日、26日,日军先后派出舰载攻击机轰炸苏州机场、虹桥机场和杭州笕桥机场。

中国空军无法继续对日军作战,第19路军和第5军依旧只能靠陆军与日军鏖战。

第19路军以硬碰硬,迎接日军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156旅旅长翁照垣被国军将士们表现出的顽强精神深深感动,他一生都忘不了,当年春寒料峭时,那些为国捐躯的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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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照垣指挥部下作战。

在广东路街口,第5团第1营的潘德章率领手下一个班坚守阵地。日军如狼似虎,发起数次冲锋,撕裂防线,班里的战士前仆后继,陆续倒下,最后仅剩潘德章一人。

身边战友都已战死沙场,潘德章眼看着一批日军又冲上来,毫不犹豫地操起一挺机枪,向日军扫射。直到敌人杀到眼前,潘德章将几颗手榴弹捆在腰间,冲出战壕,与日军肉搏。随后,潘德章拉开了手榴弹,瞬间响起爆炸声,以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使命。

第2营第5连连长钟国华,指挥将士死守通天庵阵地。

一场激战过后,阵地前沿出现了日军的装甲车,大批日军士兵跟在车后向前推进。中国士兵一见装甲车顿时乱了阵脚,只能靠着血肉之躯去阻挡,大批将士倒在装甲车的炮火之下。

情急之下,钟国华一马当先,伴随着一声怒吼,朝日军的装甲车冲去,在靠近敌军的一刻,拉响了身上的6枚手榴弹。

凭借中国军人在劣势之下的顽强抵抗,直到2月下旬,日军也没能顺利突破中国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2月22日凌晨,日军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总攻,主要目标是位于吴淞与江湾镇之间的庙行镇。

镇守庙行的是新成立的第5军。

日军第9师团和第24混成旅团约2万人向第5军阵地发起进攻,日军的炮火沿着竹园墩至麦家宅的防线进行轰炸。

中国守军阵地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被日军轰炸了一遍,满目疮痍,伤亡枕藉,但中国军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将冲上来的日军一次次打回去。没有飞机、大炮,就用枪支、大刀与日军搏斗。

战至22日下午,中国军队的3个师将日军围住。第87师宋希濂旅从侧翼发起突袭,第88师守军与第87师孙元良旅从正面发起反攻,夺回阵地,日军遭受夹击,阵脚大乱。

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3000余人,日军也损失3000多人。第5军以一命换一命的代价,以少胜多,使日军暂时放弃对江湾、庙行一带的进攻。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顾庙行大捷,称“这一天庙行战斗的激烈,为开展以来所少有,中外报纸,一致以为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淞沪战场刚刚出现一线转机,国军却没能趁胜追击,给了日军喘息的机会。

2月28日,日军再次增兵,并决定3月1日在长江南岸太仓县浏河镇附近的七丫口、杨林口登陆。

七丫口、杨林口位于浏河以西,在上海市区西北方向,两滩平坦、地面开阔,一旦日军于此地登陆,就可以便捷地到达浏河,攻击中国军队的左侧,并顺势将国军包围。七丫口还是昆山(正是那个“龙哥”开宝马持刀被反杀的地方)的门户,昆山一旦失守,沪宁杭的交通枢纽被日军控制,上海至南京的交通将被切断,上海的中国军队就成了孤军。

战斗进行到此时,第19路军的弹药所剩无几,蔡廷锴不得不让部下使用上海工人用罐头加工制作的土炸弹,由于连日激战,伤亡惨重,也难以抽调兵力守住浏河。

逆境之下,中国军队仍然拼死血战,当日军援军在晨光熹微之中到达七丫口,第5军的宋希濂旅奉命保卫浏河,迎战数倍于己的上万日军。

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3月1日,浏河防线溃败,闸北、八字桥等地也遭受日军全面进攻,第19路军、第5军都被迫后撤到嘉定、黄渡一线。

次日,19路军向全国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发表“暂驻原地,停止战斗”的声明。适逢国联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占不到便宜的中、日双方打算借由西方各国调停。随后开始长达两个月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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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界到前线拍摄,支援抗日。

然而,战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白川义则发表停战声明的当天,日军继续向嘉定方向攻击,中国军队在撤退的途中对日军进行阻击。

当天,葛隆镇一战,弹药将尽的第517团在一天之内构筑工事,孤军断后,抵挡7000多日军,避免大军撤退路线被截断。

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身中七弹,壮烈殉国。牺牲前两天,他还作了一首《月夜巡视阵线有感》,可谓字字泣血,诗中曰: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蕰藻浜河),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战事未了,中国就与日本讲和,不仅中国人不甘心,国际友人也看不下去。在斧头帮大佬、“暗杀大王”王亚樵的策划下,朝鲜义士尹奉吉在中、日谈判期间对日军将领展开一次大胆的暗杀行动。

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耀武扬威。庆典当天,会场周围戒备森严,甚至架设了机关枪。

尹奉吉在乔装打扮之后潜入会场,他抱着必死的决心,临行之前已给亲人写好遗书。

庆典举行之前,日本人在报纸上刊登消息:凡是参加庆典的人可以携带一个午餐饭盒、一个水壶和一面太阳旗。

日本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尹奉吉正是在看到这一消息后,制造水壶和饭盒形状炸弹,并带着这两个秘密武器一步步往日军检阅台靠近。

庆典中,日军高唱日本国歌,尹奉吉趁乱投掷炸弹。爆炸声瞬间响起,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当场身亡,在他之前指挥入侵淞沪日军的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一个被炸断一腿,一个被炸瞎一眼。

尹奉吉着实为被侵略的各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爆炸案后,尹奉吉被日军逮捕,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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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奉吉(1908-1932)。

然而,中、日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还是让第19路军和第5军拼死得到的成果化为乌有。

1932年5月5日,在欧美各国调停之下,中、日双方于上海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按照这份协定规定,自签署当日起,中日双方停止在上海的敌对行动,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只能留苏州、昆山一带。除正式协定外,日本还有三项要求:中国取消抗日团体、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浦东及苏州河南岸驻军。

日军的蛮横无理激起更多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五年后,还是在淞沪战场,中、日军队展开了持续三个月的大决战,80多万中国军人奔赴战场,追随当年第19路军和第5军的先烈,在八年烽火中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丰碑。

历史自有脉络可寻,可堪今日谁愿记取这些英雄,这些往事?

参考文献: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余子道:《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蒋庆渝:《我的父亲蒋光鼐》,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

李韧之:《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肖如平:《南京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沈铁、黑马:《孤军捍淞沪: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像全纪录》,长城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