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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人可以承载时代的记忆。

中国饮料业传奇、承载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他,永远地和我们分别了。2024年2月25日10时30分,娃哈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79岁。

宗庆后去世的消息,央视新闻联播罕见地用了10分钟进行了播报。播报中,除了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外,更以同志称呼,这充分体现了官方对他高度的政治评价。

在杭州宗老的追思会上,全国各地自发赶来的人太多了,鉴于众多网友无法亲临追思会现场,娃哈哈集团又开设了网络吊唁平台,线上参加悼念的人很快就突破了40万。

还有很多人通过外卖小哥快递,或是一束鲜花,或是一箱AD鲜奶,又或是一双布鞋等等寄到娃哈哈总部,表达对宗老的敬仰、哀悼之情。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家,但如宗老这样,生前赞誉盈耳、身后极尽哀荣者,是少之又少的。

相反,放眼当下某些所谓的企业家,他们有的圈资跑路,有的烂尾坑民等等,完全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其结果是,他们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宗老生前曾说:“为老百姓造福,人家才尊重你的财富。”是的,老百姓并不仇富,而是仇那些为富不仁者。

众所周知,宗庆后属于典型的白手起家、草根逆袭,他三度问鼎中国首富,娃哈哈也成为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但他仍旧行走在初心之上,鞠躬尽瘁为人民,夙兴夜寐谋发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工作-----

宗庆后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广泛爱戴?他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他又有着什么样的财富观和人生价值观?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

1945年10月11日,宗庆后出生于江苏徐州。在很多场合,宗庆后说自己1945年10月12日出生在江苏宿迁,这显然是他搞错了。

一个母亲,什么都可以记错,但永远不会记错自己孩子的生日。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曾亲口对记者讲述过当年宗庆后的出生经过,包括出生日期和地点等诸多细节,90多岁的她仍旧思维清晰。

据考证,宗庆后是宋朝名将宗泽之后,祖父曾担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河北省代省长。父亲宗启騄毕业于中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南京政府的邮局做了个小职员,母亲王树珍是满族镶黄旗人,是位格格的女儿。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每个的人命运都被时代裹挟着,宗庆后的父母一直在辗转飘蓬,宿迁、徐州等地都曾是他们的落脚点,直到到了南京才算暂时安定下来,宗庆后的发蒙教育也是在南京。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政府供职的宗启騄又失业了,只好带领全家回到了老家杭州谋生。

到了杭州,宗庆后全家是一无所有,只好投靠在宗庆后九叔家,住在九叔家的还有宗庆后的十叔,结果九叔家仅有的两间房内挤满了三家人。关键是没吃的,宗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

因为九叔会开车,宗庆后的父亲就和九叔搞了辆破车跑物流,但经营惨淡,根本挣不到钱,全家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在这关键时刻,宗庆后母亲王树珍站了出来。先前王树珍是高中毕业,后来她又参加夜校学习考取了师范文凭,再后来,杭州文教局向社会公开招聘老师。

王树珍在20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幸运的四十多人中的一员。王树珍曾骄傲地说:“我的工作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王树珍当上老师后,每月可以领到55元工资,这对全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王树珍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靠着这55元,节衣缩食,好歹算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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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作为家中长子,他看着母亲白天上班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下班了还得照顾弟弟妹妹们,他意识到母亲是他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人,看着母亲如此劳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她分担一些生活压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压力。

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陷入到饿荒状态,宗庆后家同样不能幸免。王树珍不得不将最小的女儿宗蕊送给九弟家,一是工作太忙没人照看,二是实在是养不起了。

宗庆后坚决反对送走妹妹,但反对无效。想到妹妹到了九叔家,以后就没办法和妹妹在一起生活了,宗庆后大哭一场。

而父亲宗启騄因曾在国民政府任过职,还做过牢,注定他无法在一个新时代获得新生,他的一生都是悲催的、默默无闻的。

宗庆后的童年,可以说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母亲把她生命中最杰出的坚韧和坚强遗传给了他,他也暗暗发誓:一定要挣到更多的钱,供养母亲、“赎”回妹妹。

1961年,宗庆后初中毕业,品学兼优的他,听说报考师范学校吃饭不要钱,还能发生活补贴,就打算去报考师范学校。可是去报名时却被告知:你的家庭成分不好,报考师范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

“嗡”的一声音,宗庆后听后仿佛脑袋都要炸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上次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无法加入共青团。

因为家庭生活实在困难,既然不让考师范,宗庆后索性下学,早点挣钱养家。

这一年,16岁的宗庆后告别校园,踏上了社会。此后两年,宗庆后四处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他跟人家学过修汽车、和弟弟抬着爆米机走街串巷吆喝爆米花、到火车站卖过红薯等等。

1963年,舟山马目农场招收知识青年,而且不讲成分。打零工并没有挣到钱的宗庆后,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机会,他很快就报名了,于是宗庆后就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18岁的宗庆后告别母亲出门远行。

马目农场本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被称作“舟山西伯利亚”,位置偏僻、人迹罕至,而且不适宜人类生存。

更令宗庆后等知青绝望的是,他们劳动量很大,每天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超负荷的劳动,大部分人都受不了,有的人躲在被窝里哭鼻子,有的人偷偷跑回了杭州城。

但宗庆后表现得超级顽强,他是一个好胜的人。他带领大家搞劳动竞赛,白天干不过人家,就晚上偷偷起来干,直到超过对方为止。

鉴于宗庆后的优秀表现,他当年被评为先进,还成了整个舟山地区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

一年后,马目农场停办,宗庆后又被安置到绍兴茶场。没想到宗庆后在绍兴茶场一干就是14年。绍兴茶场比马目农场条件要好些,不但离杭州近,时常可以回家看看,劳动强度也比在马目农场时要轻一些。

在绍兴茶场,宗庆后插秧、种菜、采茶、拉砖建房等,基本上什么农活都会干,较苦的活有开山打石头和修石坝等。宗庆后还当过厨师,甚至学会了杀猪吹皮刮毛。

茶场的生活是枯燥的。很多知青靠喝老酒、打扑克等娱乐活动来逃避绝望。

但宗庆后不一样,他从不参与这些活动,闲暇时间他喜欢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毛选》都要被他翻烂了,倒也不是他特别喜欢,只是因为那个年代可供他选择的书并不多。

无心插柳。以后宗庆后在商战中总不自觉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就这样,宗庆后15年的青春岁月,在时代的洪流中蹉跎而逝,看似碌碌无为,其实不然。多年后宗庆后回忆说,上山下乡那段岁月,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强健自己的体魄,为自己以后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只要你保持一颗不懈奋斗的心,那么你现在所经受的所有苦难,都会转化为以后的财富。

那时候知青要返城很难,很多知青注定一生都要留在农村。眼瞅着宗庆后返城无望,而且都30多岁了,宗庆后母亲王树珍和家人商量,就想让宗庆后在绍兴茶场成家,甚至还为宗庆后打了一套家具送到茶场。

但宗庆合坚决不同意,尽管当地也有不少姑娘追他,但都被他拒绝了,他不愿意就这样老死乡陌。他很喜欢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过的一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他还在咬牙坚持,他相信机会总会出现的。

苦心人,天不负。1978年秋,中央出台政策,规定城镇干部职工退休后,下乡插队的知青子女可以返城顶替。

听到这个消息,宗庆后母亲王树珍高兴坏了,马上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宗庆后返城。因学历不够,宗庆后只能顶替母亲去校办工厂当工人。

宗庆后所在的校办工厂是个以糊纸箱为主的小不点厂,厂子虽小,但宗庆后总把自己当金子,非要发光不可,他异常活跃,经常给厂长提建议,要这样这样,不要那样那样等等。

厂长不胜其烦,说你这么能干,那你就去当供销员吧。所谓的供销员,也就是骑辆破三轮拉点纸箱到处推销。宗庆后愉快地接受了任命,他觉得骑着三轮车到处跑,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比在纸箱厂天天坐班糊纸箱好多了。

在接触市场的过程中,宗庆后发现电表、电风扇赚钱,于是游说领导在纸箱厂内成立了电表厂、电风扇厂。所谓的电表厂、电扇厂其实也就是买了一些配件,在一房间里搞组装。

电表组装好后,宗庆后就背着几十斤重的电表出去推销。展销会不让进,宗庆后就在展销会门口摆地摊,扯着嗓子吆喝电表,最后成功地拉到了两笔生意。

同样,电扇组装好了以后,宗庆后背着六、七台电扇,每台都几十斤重,坐绿皮火车,天南地北地去推销。

就这样,在成为企业家之前,宗庆后已经是一个伟大的供销员了。

八年的供销生涯,他用脚丈量中国的一、二、三市场,身挑肩扛,挤绿皮火车,打地铺,摆地摊,和客户斗智斗勇追款讨债,收获、失败、喜悦、辛酸----不足为外人道也。

宗庆后曾说:更多的时候,只有付出感动上苍的努力,才能扭转你的命运。

由于校办纸箱厂连年亏损,1987年4月,杭州上城区教育局决定把纸箱厂对外承包,条件是每年上交4万元利润。

4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教育局指定的几名候选人无人愿意承包,除了宗庆后外。

“我干吧,不过当年创利4万元好像少了点,我可以保证上交10万元。”外表憨厚内心诚实的宗庆后说。因为宗庆后常年跑市场,了解行情,他有这个信心,当然,他也想吓退其他竞争者,他很想当这个经理,承包这个经销部。

会场一下子炸了锅,很多人以为宗庆后因为紧张说错了数字,文教局傅美珍副局长暗示宗庆后再说一遍,于是宗庆后又重复了刚刚作出的承诺。

宗庆后就这样成了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说是经理,其实连他自己在内不过三人,他手下还有两位退休女教师。我们常常说宗庆后41岁才开始创业,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10万元的利润指标对宗庆后来说还是有压力的,但这是自己作出的承诺,必须完成。

宗庆后向银行贷款14万,带着两名退休女职工开始了艰难创业。他踩着三轮车向上城区各家小学推销文具和拖把、扫帚等物品,夏天时候就卖冰棒、汽水。

作为唯一名男士,体力活儿基本都落到了宗庆后身上,所有货物都是宗庆后用三轮车一脚一脚蹬过去的,真的被当牲口一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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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女将也被宗庆后的身先士卒深深打动,身上的潜能余热被激发出来了。她们本来是拿粉笔教书育人的,年龄又大,哪有什么力气,现在也拼命地把自己当男人用,这大概就是榜样的力量吧。

宗庆后外表憨厚内心炽热,待人诚恳、童叟无欺、随叫随到,赢得了老师、经销商们的尊重、口碑和业务。

中国保灵公司直接找上门来,让宗庆后经销“中国花粉口服液”。宗庆后代销口服液后,经销部产值剧增,也为他后来自己生产口服液埋下了伏笔。

1988年5月,经销部成立周年之际,实现销售额436万元,上交利润22.2万元,超出宗庆后当初承诺的10万元一倍多。这时候企业已经拥有130名工人,成立了三家企业单位,净资产超过800万元。

上文说过,宗庆后通过代销口服液获取巨大利润,但他并不满足。有一天他在车间,看到流水线上那排排滚动的口服液,他灵机一动,既然口服液这么挣钱,为什么不自己生产呢?

宗庆后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他通过市场调查发现,虽然市场上有38种口服液,竞争激烈,市场也接近饱和,但他敏锐地发现市场几乎没有一款儿童专用的口服液。

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于是立即着手儿童口服液的研发和生产。他找到了浙江医科大学营养系朱寿民教授,起初朱教授并不相信宗庆后,对他是否有能力研发儿童口服液持怀疑态度。

宗庆后三顾茅庐,并为朱教授提供了5万元的研发经费。宗庆后的执着与诚意打动了朱教授,朱教授决定全力以赴研发儿童营养口服液配方。

而宗庆后为了留住工程师张宏辉,毫不犹豫地将上城区文教局奖励给他的三室一厅的房子,送给了张宏辉。士为知己者死,张宏辉此后一直在娃哈哈工作,为娃哈哈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经过三个多月攻关研发,儿童营养口服液研发成功,被命名为“娃哈哈”,当年10月20日正式投产。为了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从此10月20日被定为娃哈哈的“厂庆日”。

为了打开儿童营养液的销路,宗庆后又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魄力。他拿出21万元到电视台为儿童营养液做广告,但此时他手中仅有流动资金10万元,还需贷款11万元,意味着一旦广告达不到预期效果,就需要承担巨额债务。

所有人都反对宗庆后近乎疯狂的举动,但宗庆后不为所动,毅然和电视台签订了合同,支付了21万元广告费。

万幸的是,随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宣传口号,通过电视台传播到千家万户,杭州人人都知道有一种叫娃哈哈的儿童营养液,儿童喝了,爱吃饭了,于是纷纷购买。娃哈哈一炮打响,赢得了市场青睐。

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推出当年,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实现营收488万元,创利税210万元。

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热销,雄心勃勃的宗庆后并不满足杭州市场,他通过大手笔的广告投入,先后拿下了上海、天津和北京市场,娃哈哈也即将跨入“亿元”量级的大企业,而它诞生不过才三年时间。

随着娃哈哈风靡全国,从1988年开始的三年时间里,它的产能扩大了60倍、利润暴涨了100倍,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甚至出现了黄牛倒卖娃哈哈销售指标现象。

为扩大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在杭州市委的支持下,只有一百人的校办小厂娃哈哈,“小鱼吃大鱼”,兼并了有着2200多名员工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厂。娃哈哈兼并杭罐仅仅100多天,就一举扭转了杭罐长达三年的亏损状态。

这次兼并,实现了娃哈哈新的跨越发展,娃哈哈也告别了校办小厂地位,在快销行业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宗庆后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成为90年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和改革的符号,成为杭州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然,娃哈哈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商场如战场,稍不留神就会被对手吃掉。娃哈哈不但要在市场上和对手展开竞争,比如广州太阳神、乐百氏等等。

还有偶发的危机,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企业的溃败破产,这就需要企业领导人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决断力,才能化“危”为“机”。

当娃哈哈果奶在南京市场遭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戕害、被定义为“不合格产品”时;当《北京青年报》罔顾事实,虚假报道“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时。

所有的娃哈哈人都愤怒不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市场部经理孙建荣写下血书、要以死证明娃哈哈果奶的清白。

作为娃哈哈的领头人,憨厚温情的宗庆后一方面被员工的忠诚而感动,另一方面,他展现了自己的强硬、担当和智慧,最终化解了这两场危机。

从南京迷雾及“北青报”事件走出,娃哈哈昂首阔步,不断前进。到了1993年,娃哈哈成为利润过亿的公司,在中国食品制造业位居第一位,真正成为食品行业的霸主,而这不过用了6年时间。

对此,宗庆后很清楚,娃哈哈能有今天的地位,因素很多,其中固然有他个人的智慧和勤勉、历史机遇、营销模式的创新、全体员工的努力等等,但他认为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何赢得民心。他也一直强调,“体系、规矩要有,但还是要以人为本。”

如何赢得民心,是政治家永恒的追求。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熟读《毛选》的宗庆后把它移植到企业管理,企业要获得永久的胜利,就必须以人为本、赢得民心,这是多么深刻的领悟啊。

说到民心,不得不提到娃哈哈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另一次重大危机——达娃之争。达娃之争直接关系到娃哈哈的生死存亡,最终,在宗庆后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下,娃哈哈赢得了达娃之争。

这次胜利,与其是说娃哈哈的胜利,不如说是娃哈哈“家文化”即“凝聚小家,发展大家,报效国家”的胜利,是赢得民心、获得民众支持而取得的胜利。

那么到底什么达娃之争?

为了加快娃哈哈集团业务的发展,引进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加上“招商引资”背景下当地政府的不断推动。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及香港的百富勤正式合资。法国达能和香港的百富勤通过新加坡金加公司出资4500万元入股娃哈哈,金加公司占有51%股权、娃哈哈占有49%股权。

法国达能是食品行业巨头,位列世界500强。香港百富勤则是香港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虽然金加公司控股娃哈哈,但宗庆后认为,达能和百富勤是两家不同的公司,而自己持有49%的股权,但作为单一最大股东,却拥有相对控股权。

显然宗庆后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百富勤是一家投资银行,只要利益合适,它随时会倒向达能,这也是达能为什么要和百富勤通过新加坡的金加公司控股娃哈哈的原因。换句话讲,这是达能一次有预谋的控股。

1998年前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达能收购了百富勤持有的新加坡金加公司全部股权,摇身一变,直接变成了持有娃哈哈合资公司51%股权的控股股东,最终导致了达能和娃哈哈长达二年多的达娃之争。

当然,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发生,达能也会以其他方式实现对娃哈哈的控股,这是它的既定政策。

合作初期,宗庆后完全撑控合资公司,娃哈哈持续业绩增长,达能和百富勤从中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但随着达能成为合资公司的控股方,他们不断介入公司业务,宗庆后的管理权被大大削弱,甚至规定1万元的开支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

宗庆后提出诸多的经营计划大多通不过董事会的审核,他感觉自己已完全被“架空”了。当初达能承诺的对娃哈哈进行技术支持,此时也成了一纸空文,达能拒绝将核心技术引入合资公司。

因达能拒绝宗庆后提出的扩大投资增加产能计划,宗庆后只好让娃哈哈旗下的非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哈商标代加工,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保持娃哈哈在市场上的份额。

非合资公司同时分摊合资公司销售费用并上交利润,这些都在合资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明确披露,并有账可查,达能也默许非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哈”商标。

经过10多年的接触,宗庆后认识到达能控股娃哈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将企业经营壮大,而是为了资本运作——在国际市场出售或上市,以套取巨额资金和利润。

乐百氏的“消失”也给宗庆后提了个醒。乐百氏曾经是娃哈哈最强大的竞争对手。2000年3月,乐百氏被达能收购,准确讲叫吞并。不久,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等“四龙一凤”五人被踢出局,乐百氏最后也被达能消化一空,连个渣都没剩。

如果有一天娃哈哈不得不和达能撕破脸的时候,这些非合资的公司就能承担起保护娃哈哈品牌、保护娃哈哈集团利益的重任。宗庆后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为将要到来的战斗提前做了准备,娃哈哈绝不做第二个乐百氏。

果然如宗庆后料想的那样,达能故伎重施,欲以40亿人民币低价,强行收购娃哈哈下属所有的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遭到宗庆后的断然拒绝。

达能岂肯善罢甘休,对宗庆后威逼利诱,除了承诺出价40亿人民币外,还承诺对宗庆后和其他股东个人给予6000万美元的补偿。

为挑拨瓦解宗庆后和非合资公司的关系,达能还承诺,所有非合资公司的高管和员工的薪资待遇不变。

这些无一例外遭到宗庆后的拒绝,达能企图挖脚娃哈哈的人,也是一个没挖倒。达能气急败坏,居然用流氓的手段对宗庆后实施跟踪、监听,甚至拿宗庆后妻女相威胁。这彻底激怒了宗庆后,也让他看清了达能的本质,此后他拒绝达能一切所谓的和谈。

达能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以起诉宗庆后侵权相要挟,扬言要让其“在法律的诉讼中度过余生”。宗庆后不是“厦大”的,只有初中文凭的他淡然一笑:来吧。达能由此在全球对宗庆后发起70多场诉讼,宗庆后全部应诉。

宗庆后没学过法律,就买了很多有关法律的书自学,并亲自撰写供词并出庭辩护。

经过两年半的漫长争斗,宗庆后展现了顽强的斗志和过人的智慧,挫败了达能抢购娃哈哈的企图,赢得了达娃之争的胜利,打赢了保卫民族品牌的“自卫反击战”。

达娃之争虽然胜利了,但宗庆后有很多的话要说,他认为:

对跨国公司要有正确的认识,很多企业抱着“以市场换技术”的愿望,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但往往是自己的市场给人了,技术却没有到手。

目前中国很多产业已实际上被外资控制,拿着别人过期的技术为别人打工,反而丧失了自己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很多跨国公司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高尚,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中国的民族产业要振兴,真正实现强国富民,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味地依赖别人是没有出路的。

有人问宗庆后,娃哈哈这么强大了,为什么不上市呢?宗庆后说,娃哈哈有足够的现金流,不需要融资。上市了就要对股东负责任,如果股票最后跌了,让老百姓损失大笔钱,我觉得也不合适。

在谈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时,宗庆后说:娃哈哈这么年来一直坚持实业,相信实业真正创造财富,而资本运作只是通过虚拟将财富再分配,而非创造财富。如果大家都去分配财富,却没有人去创造财富,国家就垮掉了。

现在有的国家或企业热衷于搞虚拟经济,将别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虚拟经济再繁荣,其自身也不能增加一丝一毫的社会财富。

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也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没有实业的经济,是“空心化”的经济。

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的辛苦经营,而不是依靠资本市场的掠夺。在房地产最火的时候,他也不愿意通过“圈地”去攫取不义之财。

这场达娃之争的胜利,让宗庆后最为感动的是,在他遭遇人生和事业困境的时候,他的员工、经销商和朋友,在达能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前,没有一个“反水”的。

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也自始至终站在他这一边,成为他的坚强后盾。这份磅礴的民意既感动了宗庆后,也震慑了对手。

你既然把员工当家人,那么员工自然把你当家长。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

达娃之争的胜利,既是宗庆后个人的胜利,更是他所推崇践行的“家文化”的胜利。

宗庆后曾说,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一家饮料企业,娃哈哈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宗庆后小时候的梦想不过是当一名拖拉机手,没想到会成为风云浙商的标杆人物。

曾庆后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三度问鼎中国首富。首富对绝大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对宗庆后来说,虽然他三度登顶“首富”,但他极为淡定。他说,超过1000万的财富都属于社会。

一个人只有在历尽千帆后才会有如此境界。

宗庆后对“首富”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他更在意人民、员工对他的评价。在1992年杭州重奖经济开拓者活动中,宗庆后获得了10万元奖金。当他接过10万元大奖时,这个铮铮铁汉流下了热泪,他为自己艰辛创业并获得认可而感动。

2002年,杭州市政府树立工业兴市的“三面红旗”,宗庆后作为其中之一,获得了300万元奖励,颁奖现场宗庆后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

但当宗庆后回到厂里时,员工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宗庆后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潸然泪下,这次他既为自己而哭,更为他心爱的员工而哭。

他知道这一路走来,若没有这些员工,他是没办法将娃哈哈做大做强的,他们才是娃哈哈的根本。

宗庆后每年都要和娃哈哈员工一起吃年夜饭,并像长辈一样给他们分红包,除了2024年他因为身体原因没来、由女儿宗馥莉代劳外,三十多年来从未间断。

这当然不是摆pose拍照上头条作秀,发出去都是好几个亿的真金白银,原本企业可以没有这份开支,完全可以省下来留在老板的腰包里,这和有些老板千万百计压榨员工可谓有天壤之别。

宗庆后虽为首富,却低调务实不搞形式主义,也不混所谓的“富豪圈”。他拒绝过比尔•盖茨的邀请,也拒绝过英国女王的晚宴。

除了发红包外,娃哈哈还用多种方式激励员工,比如分房、给股权等等,很多中层干部包括经销商因娃哈哈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们对钱的感觉也在慢慢降低、淡薄。

既然对钱都失去了兴趣,那么宗庆后就千万百计从精神上感召他们,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身边的小事,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培养他们对娃哈哈的归属感、荣誉感。

宗庆后会记得哪个员工有没有结婚,哪个员工的孩子多大了,经常帮助员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可是因工作忙,他对自己的女儿宗馥莉,却很少过问到,甚至连女儿上几年级都不知道。

宗馥莉是宗庆后独女,1982年1月出生。她16岁赴美留学,大学主修国际贸易专业。2004年学成归国后,在娃哈哈从基层做起,一路坐上宏胜饮料总裁之位,管理着娃哈哈旗下近三分之一的企业。

宗馥莉也像父亲宗庆后一样,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心无旁骛,她被员工称作娃哈哈第二勤奋的人,宗庆后则说宗馥莉+娃哈哈=更强大的娃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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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手下有个员工叫单启宁,他的女儿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刻,单启宁因工作忙顾不上。宗庆后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不求人的他,专门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杭州最热门的一所民办中学校长,向他推荐了这个优秀女孩。

宗庆后谦虚地对单启宁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校长认不认识我,写信应该更有诚意一点。后来,单启宁的女儿如愿进入了这所中学。

还有一个员工叫邬文龙,女儿中考时他正在外地出差。中考成绩下来,女儿以两分之差未达重点线,在外地的邬文龙觉得对不起女儿。宗庆后得知情况后,立即让市场部的杨秀玲部长帮助邬文龙解决了难题。

还有一位肖姓员工说,宗总还百忙之中指导她怎么找对象。

宗庆后把员工当家人,但为了企业这个“大家庭”的利益,他又可以“六亲不认”。有一次,娃哈哈员工在验收一批安瓿瓶时,发现质量不是很好,但员工考虑到这家供货单位是宗总的父亲帮忙寻找的,就将这批安瓿瓶收了下来。

宗庆后得知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这名员工,责令他退回这批货。他当着大家的面对父亲说:企业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要对大家负责,这批货必须退回去,请你理解我。

还有,宗庆后的一个弟弟要向银行贷款,希望娃哈哈来担保,被他一口回绝:我们从来不贷款,也不做担保。

当然,更广为人知的,宗老板不裁45岁以上的员工,可能很多人听到这话就哭了,因为他们已经失业,或者即将失业。

很多在私企的打工人,超过35岁了就产生了焦虑:说不定哪天就让老板开了,我的房贷、车贷、奶粉钱-----临了,老板还会给你一个扎心的理由: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因为你年龄大了。

“让企业的发展成果和员工共享,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升格。”宗庆后如是说。他还说,自己是企业家,不是资本家。

宗庆后成为“首富”后,他的衣食住行包括工作状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宗庆后每天的工作超过16小时,几十年如一日,也没有节假日之说。一年中,他有200多天在市场一线奔走、考察,几乎走遍了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包括新疆、西藏等地。

他的办公室后边有一张床,床边摆了几个行李箱,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联销体、产销地等都是宗庆后在深入考察市场后,采取的有效举措。娃哈哈的销售网络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全国各地,实现了公司新品一周内铺遍全国。即便是中缅边境和西藏小城的小卖部,都能买到娃哈哈的产品。

娃哈哈在国内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后,宗庆后把眼光放到了全球,他要把娃哈哈打造成像可口可乐那样全球性的大公司。所以宗庆后也要经常出国考察。

陪同宗庆后出国考察的娃哈哈工作人员,起初都很高兴,可以浏览一下当地名胜啦。

可是宗老板让他们失望了,因为随宗庆后参观厂子采购好设备后,接下来的不是放松,而是逛超市买各种饮料,根本就不去旅游景点,而他们只能充当苦力,背着装满饮料的大箱子,死沉死沉的,吭哧吭哧背回酒店----

出门在外的宗庆后,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偶尔会想起自己的宝贝女儿,他会给女儿买几套漂亮衣服,回去哄女儿开心。

宗庆后对娃哈哈的管理模式是:大权独揽,分级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一肩挑,不设副总经理,但有部、厂长,部、厂长直接听命于他。

从而过滤掉了中间环节,形成了一套扁平而又绝对集权的管理架构,保证了企业决策的高度统一。有人调侃道:公司买一把扫帚都得宗总签字,否则就不给报销。

没有出差的日子,他就会在娃哈哈清泰街总部那幢不起眼的六层小楼里办公,批阅完文件后,再给各个部长、分厂厂长布置第二天的工作任务等等,事无巨细,每晚都要忙到十一二点,累了困了就睡在办公室。

因为宗庆后太能干了,精力又充沛,导致这些部、厂长们的工作缺乏创造性,完全是按照宗庆后的指示进行工作。这种模式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显得格格不入。在美国留过学的宗馥莉就很不认可老爸的这种管理模式。

宗庆后是个强势的人,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管理风格。宗庆后强大的“身先士卒”示范作用,让人又不得不认可他,尊敬他,心甘情愿地供他“驱使”、被他“专制”。

宗庆后虽然当上了“首富”,但和创业初期登三轮送货相比,除了岁数比以前大了,体力有所下降外,他并没有多大改变。除了跑市场外,设计工厂、安装生产线的时候,宗庆后都是亲力亲为。

有时看到工人装货忙不过来,他二话不说,外套一脱,就冲上去和工人一起装货,装完货后,他浑身上下跟水捞的一样。

还有一次,他到车间检查,发现八宝粥车间很热,先前工人查了好几次都没查出来,他查看了一会说,肯定是通风设备出了问题。宗庆后看见车间外有个云梯,就自己架好云梯,爬上了房顶。

现场的人瞬间都吓坏了惊呆了,当时正值夏季高温,10多米高的车间房顶,有三层楼那么高。他们敬爱的宗总,中国首富,60多岁的老人,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爬上去了。

震惊之余,在场的所有中层干部像是被电击一般,哗啦一下,不管恐高不恐高的,都颤颤巍巍跟着爬了上去-----

“跟着宗总干活真是累呀”,这是很多娃哈哈人的共识,虽然他们不说,他们也不好意思说, 因为宗总总是“身先士卒”。

每天都有两拨人马当班跟着宗总,处理各种事务,一拨人马下来,另一拨人马顶上,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宗总不知累不累,但看他好像不累。

大家不得不惊叹宗总是个超人,还八卦说,这可能跟宗总当过15年知青有关,大概是吸收了某种神秘能量吧。看来要想当超人,那就得下放农村去锻炼。

我们知道,宗庆后的质朴低调也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成为“首富”后,却依然保持一贯的简朴作风,他既不会打高尔夫,也不会玩游艇、赛马,出行也没有豪车、私人飞机。

很多时候,他就一个人出行,拉着行李箱,没有保镖,没有秘书,没有生活助理,没有经纪人等等那一大串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多数乘坐经济舱或是二等座,后来身体不好了,才给自己升级到商务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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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有豪宅,全家就住着一套平凡的公寓,公寓房子都因他的入住而涨了价。

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很便宜的地摊货,也很少穿皮鞋,一年到头穿着一双老布鞋,被人亲切地称作“布鞋老总”。连女儿宗馥莉都“嫌弃”他,说他太土,给他买了几身好一点的西装,但宗庆后也只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穿。

吃就更简单了,宗庆后在单位的时候就吃食堂,豆腐乳、米饭拌菜就是他的日常,偶尔会给自己加只大闸蟹,算是对自己的犒劳了。宗庆后说,他一年的花销不会超过五万元。

宗庆后唯一的一次“晒富”,是有一次记者采访他,他亮了亮手腕上的手表,对记者说:我这块表还是比较值钱的,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可以说,宗庆后的生活质量可能还没有很多员工好。曾有员工动情地问宗庆后:老板,你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还拼死拼活地干呀?宗庆后笑笑说:我得给你们打工呀。

这不是玩笑话,他真的是在为娃哈哈的近三万名员工负责。他曾说:我们这些人,没时间享受,贪图安逸了,企业就垮了。我的身后有三万名员工,还有这么多合作伙伴,如果我不做了,他们怎么办?

宗庆后说,财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帮助到了别人,财富才具有了意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宗庆后除了把娃哈哈员工当家人外,他还切实履行一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作为共产党员、人大代表,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国家、为人民慷慨解囊,伸手援助。

自2000年杭州开展的“春风行动”,娃哈哈年年捐款,帮助下岗职工和困难家庭;

2008年,汶川大地震,娃哈哈向灾区捐款达1500万;

2009年浙江省娃哈哈慈善基金会成立,累计社会捐赠7亿多元;

在西南旱灾、雅泸地震、河南洪灾、山西暴雨等天灾及新冠疫情期间,娃哈哈慈善基金会都不遗余力地捐款捐物;

由于受到电商和新消费品的冲击,娃哈哈面临发展乏力、业绩下降的问题,这是正常现象,做企业和个人成长一样,潮起潮落,不可能一帆风顺。

有挑战,就有机遇。宗庆后虽然岁数大了,但他的思想一点也不落伍,他76岁时还取得了基金从业资格证书。他一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寻找娃哈哈新的经济增长点。

他还很“新潮”地化身主播直播带货,谈娃哈哈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梦想是把娃哈哈打造成一家百年老店,他一直在追梦的路上,从未停息。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宗庆后,一代传奇虽然落幕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不消逝,他的未竟事业也必然实现。2013年,在娃哈哈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宗馥莉被宣告成为娃哈哈的传承人。

新的征程,新的启航,既是传承也是超越。我们相信,有了宗馥莉把舵定向,娃哈哈这艘商业巨轮一定会劈波斩浪、不畏风雨,走向深蓝!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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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迟宇宙 著

作者:探花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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