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举办了三场大师班，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4月25日举办的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大师班。本场大师班对谈嘉宾为中国第五代著名电影导演黄建新和著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余华，嘉宾阵容充分体现了文学与电影的跨界融合，“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的主题也尤为深刻。
三位大师围绕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以及深沉的家国主题、心灵刻画展开探讨，讲述他们各自是如何在时代洪流和社会变迁中体认自我的。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国际评委会主席、塞尔维亚导演
黄建新
中国第五代著名电影导演
余华
著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
个人成长与社会变迁
自1981年上映的首部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处女作金狮奖、影评人费西比奖之后，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便成为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的常客。 他曾获得两次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一次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一次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以及一次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特别奖，是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国际电影节重要奖项全满贯的电影人。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总是以荒诞不经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方式，呈现国家和民族等宏大主题，传递深沉的家国情怀。“绝不向遗忘屈服”和“我们身在何处”是他的电影中最常出现的主题。1985年上映的《爸爸去出差》就是一部他半自传性质的电影，影片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表现特定年代里的家庭悲欢。该片在第3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大奖，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也成为南斯拉夫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导演。而电影《地下》则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至19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这部影片获得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年少的成长环境和所见所闻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表示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较好的家庭里，但周围的人家庭关系较为复杂 ，“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家庭比较贫困。记忆里我一直在寻求这种生存感，寻找这种力量。我想看看街上的人们，看看他们的发展，也想见证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变迁。”
余华回忆他跟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认识，与后者的代表作《地下》有关 ，两人一起到电影《地下》的创作灵感发源地探访，那是一扇陈旧的、像一处遗址的门，静静地伫立在灯光下。正是这扇来往行人都不会过多关注的小门，背后却是电影《地下》那片如梦似幻却又深沉厚重的光影世界。“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灵感、我们故事里的一切可能都是来自于某一扇小门， 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里面是一片如此宽广的世界。 ”余华说。
关于库斯图里卡作品中的天马行空，余华则评价：“库导在我心目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莎士比亚的灵魂，一个是契诃夫的灵魂。这两个灵魂有时候是分开的，比如《爸爸去出差》是契诃夫的灵魂在跳动，但是《地下》是莎士比亚的灵魂在跳动，是莎士比亚式的那种放肆、那种开放、那种为所欲为、那种天马行空，所有的这些都出来了。但是到了《流浪者之歌》，又感觉两个灵魂合在一起了。”
而于黄建新而言，对作品题材和故事的选择也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表示：“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就特别关注普通人以及那些周围陪伴我一起成长一些细微的事情。之后我开始拍摄更加写实的电影，记录国家发展中发生的变化，所以就有了《背靠背，脸对脸》等。比如《红灯停，绿灯行》里的场景，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院子，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回望历史与认知自我
“我经历过特殊的年代，经历过动荡，我很幸运，但是我的国家的人民却没有我幸运。”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说，是生活给自己提供了灵感 ，“直到上世纪末，我都没有减轻自己心灵上的伤痛。”他把个人经历和时代变迁结合起来，通过电影的表达，将自己的家国情怀标注其中。
谈及自己的国家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表示：“对于我来说，我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一直到上世纪末的时候都没有减轻我心灵上因为历史背景而带来的伤痛。我能够从每一个群众的内心深处听到他们是否因为长期动荡而产生的心灵创伤，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苦中作乐的幽默感产生出来。这也使得我重新思考，会不会有其他的元素可以在我创作的电影中体现出来。我希望能够在我的电影中把这种大的时代背景展现出来，也希望可以借由这种展现更好地传达我个人的家国情怀。”
这种影响和烙印不仅反映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中，甚至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细节里。活动现场，他向观众分享了他“不系鞋带”的原因：“大家看到我的鞋带没有系上，为什么？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心情特别平和，过去在我们国内的街头，我们可能会受到威胁，可能会爆发冲突，因此必须系紧鞋带随时准备逃跑。但是现在我把鞋带解开，以一个放松的姿态坐在这里，因为现在是和平的。”
黄建新感慨道：“最初拍电影一定是一段历史经历对你这个个体产生的影响，那些历史的痕迹在我的心里特别深刻地留存下来。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一定会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当你真诚地用情感真实地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你的表达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以一个导演做电影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始终如一用你所能展现的想象力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把这些人物塑造出来。”
与黄建新“同龄”的余华对此感同身受，他的作品中总是饱含苦难意识。这样的苦难意识源于余华的亲身经历，更源于时代和社会在他心中烙下的印记。 “我们三个人的共同之处都是‘坏孩子’出身。”余华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虽然现在住在贝尔格莱德，但小时候在萨拉热窝长大，自称是“库斯图里卡粉丝”的余华，还专门去了萨拉热窝，找到库斯图里卡从小长大的街区，只为“看看偶像小时候的经历”。“这哥们小时候干过的坏事，就跟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一样多。”余华笑道，库斯图里卡小时候的玩伴后来几乎都进了监狱，“是艺术和电影拯救了他，让他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在本场大师班的末尾，主持人以“我身在历史何处”为题，邀请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分享自己的感受。“我们知道太阳从东边升起，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落下，我们文化的延伸也是这样慢慢地展开。我希望能够用镜头跟大家表达出时代和家国的变迁。不论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走到了什么样的路径下，都需要立足当下、回望历史，它会给我们带来改变和启发，你才知道你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如果问我此时此刻身在历史何处的话，我觉得我正处在时间的洪流中，来自于我所属于的地方。我正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上、历史上都是如此，我正处在我所信仰的这样一个时代。”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如是说。
文 康荦
编辑 韩哈哈
图片及资料提供 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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