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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群聚传播》，隋岩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319页，ISBN:978-7-03-075552-0，168元。

作者简介

黄笑，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行动无论其特定内容是什么，总是建立着关系，从而内在地具有冲破所有限制和跨越所有界限的倾向”(阿伦特，1958/2009:150)，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人类的行动及其所建构的关系，能够越过重重藩篱、对极广阔范围内的事物产生影响。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加速显化行动效果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缔结关系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离散性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中实现了即时化与常态化的聚集并且产生了强大的传播能量，互联网传播的“群聚”本质也得以凸显。

《互联网群聚传播》作为我国首部研究互联网群聚传播的学术专著，其聚焦于当下极端多元的互联网传播主体，建构了“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理论体系，在为传播学开辟了新研究维度的同时，对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也具有重要价值。并且，该书的主体视角及其对互联网群聚传播所引发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社会文化思潮、社会结构总体性变迁的研究，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接近互联网的本质与理解时代的变革，从而达成“发展人类存在、人类个人间相互关系和社会存在”（莫兰，2015/2020：19）的社会生活目的。

一

经由传播主体触及传播本质

对传播主体的关注是揭示互联网传播本质的关键。早在2012年，该书作者隋岩就敏锐地看到了主体在互联网传播中的本源性意义，并以“群体传播”为关键概念开展了大量研究。2023年，他将原概念更名为“群聚传播”，并通过《互联网群聚传播》一书对新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与系统阐释。该书提出，“群聚”即群体聚集，是指原本分散但又能够因事聚集的离散性多元主体的暂时性群集（隋岩，2023：1-2）。互联网群聚传播（the internet-based assembly communication）即指极端多元的互联网主体因事自发聚集在互联网空间中，以去结构的方式展开的传播活动，是原本非常态化的社会集合行为在互联网传播中的常态化（隋岩，2023：1）。相较于“群体传播”，“群聚传播”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却向互联网传播本质的揭示迈进了一大步。“群体”作为互联网时代中崛起的新传播主体，以之命名的传播模式意在强调传播主体的变革，并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传播模式形成对比，凸显新的传播主体及其引发的广泛社会影响。而修改后的“群聚”，则凝练了新的互联网传播主体即互联网群体何以形成，其暗含了互联网群体的匿名性、自发性、松散性以及暂时性等属性，使之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易言之，“群聚”不仅揭示了互联网传播的本质，更揭示了本质何以为本质。

当前，学界关于互联网传播的研究与新媒体高度相关，我国学者胡翼青归纳了研究的两种主要路径：关于新媒体传播现象、特性与功能的分析描述，以及围绕新媒体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现象研究；他认为，这两种路径延续了大众传播时代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定式，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需要超越结构功能主义，探索新媒体对人类存在方式与意义的建构与影响（胡翼青，2016）。互联网群体即是在学界对传播研究新路径的探索中逐渐受到关注的，但关于其具体概念与社会意义，学者们的观点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彭兰从社群主义的视角定义群体传播，她认为，任何群体都应该具有明确的成员关系、持续的相互交往、一致的群体意识与规范、一定的分工协作以及一致行动的能力，网络群体的形成以社区为基础，而群体传播则是包含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诸多方面的网络社区中最常见的一种（彭兰，2017：66-68）。陈力丹从“小众群体”处着眼，认为互联网增强了人们主动传播信息的能力，促进了有共同兴趣的小团体的形成，在互联网中，此类小团体以群体的名义开展小众传播，其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甚至有望超越大众传播（陈力丹，霍仟，2013）。与以上观点相异，《互联网群聚传播》主张的群体有别于首属群体、次属群体以及社群，是由原本分散的多元主体因事暂时群集而形成的，在此基础上的“群聚传播”也非仅作为一种传播范式与其他传播范式并列存在，而是作为互联网的本质持续影响与建构着整个人类社会。

立足广阔的人类社会，是该书理解互联网传播的重要思路。“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而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型信息技术范式更为其扩张至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卡斯特，1996/2001：569）。从整体性视角出发，互联网为极端多元主体的传播行为提供了超越时空限制的媒介环境，人们不再囿于时空构筑的围墙之内，其身份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的身体群集也变为注意力的聚合，群体间的无接触传染取代了接触性传染，在互联网传播机制下，主体的信息获取与亲身参与都变得迅捷而轻易，因事而发的社会聚集也日益常态化，构建起现代社会新的传播格局。常态化的主体聚集促生了海浪状的传播样态，一切传播皆因“聚”而来，也因下一次“聚”而阶段性地结束上一次“聚”所引发的传播，此种如海浪般因事聚散的更迭彰显了互联网的本质特征（隋岩，2023：3）。互联网从不缺乏新闻，因此事聚集的群体以及伴生的传播能量也会转而出现在彼事周围。该书将这种随着新旧事件更替的群体聚集与传播能量转移比作翻涌的海浪，此起彼落，无止无休。阿伦特曾这样描述人类生活：“我们只不过是被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推动着，在这个循环当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但都不会长久地围绕着置身于它们中间的生命过程”（阿伦特，1958/2009：96）。该书对互联网传播形态的阐释与阿伦特观点的逻辑共通性再度说明，传播研究离不开对社会整体的观照，即使是细分的学术领域也会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与深刻内核相契合。因此，该书不仅指向了互联网传播的本质，更指向了整体社会乃至时代的本质。

二

群聚的离散性多元主体

对主体的关注是群聚传播的起点，关于互联网传播主体的系统性论述亦是该书的基础与核心所在。该书所探讨的互联网传播主体，不仅包括网民个体，也包括自发或非自发形成的各类社会组织主体、政府职能部门主体以及智能化的数字主体等活跃在互联网中的各类行动者（隋岩，2023：2）。

人类对与他人进行交流有天然的渴望，“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了建立社交关系网而生的”（斯丹迪奇，2013/2019：13）。因此，“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媒介、以极端多元的传播主体及其互构为本质属性”（隋岩，2023：34）的群聚传播，昭示了传播向主体关系偏倚的事实及其根源。在群聚传播的范式之下，主体间的关系被重组并与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形成同构，进而影响媒介的特性以及传播的偏向（隋岩，2023：36）。藉由对主体社会关系实践、文化关系实践与人际关系实践的考察，该书发现了感性化的关系建构逻辑。该书将感性定义为感觉、知觉、表象等直接感官层面的意识（隋岩，2023：44），群聚传播赋普通网民以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力，也开启了全民感性传播实践。在传播主体及传播模式层面，互联网群聚传播提升了主体的能动性与传播意识，并在传播实践中逐渐发展为难于言说的日常与惯例的主体意识——感性意识，因而形成了自发性、自组织、无结构化与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隋岩，2023：49）。在媒介逻辑与信息方式层面，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主体的多元丰富了信息性表意符号的能指，强化了能指的具象性与形象感，凸显了网络传播模式流动、弹性、柔化的感性特征（隋岩，2023：50-51）。在传播主体价值诉求层面，主体倾向遵循以情感判断为主的主观逻辑，并以符号展示和语言交往来呈现其现实生存状态与感性诉求（隋岩，2023：53）。在以上三类作用机制下，主体的感性传播实践经由主体关系的显化，最终对传播格局与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

在主体关系的建构与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了复杂的群体心理，但这种群体心理却并非个体心理的简单机械叠加。该书从网络社群、网络集群、网络民族三个维度出发，对群体心理的媒介呈现、作用机制与传播效果进行阐释。基于共同的群体爱好或兴趣结成的网络社群，其心理特征凸显为价值体系的标新立异，在社会参与和社会关联的作用机制下，呈现出“重”政治参与感与“轻”社会责任感的属性（隋岩，2023：104，111，115）。网络集群心理指临时聚集群体的心态过程，呈现为网络传播主体在日常游牧中的集体围观，其同样遵循社会参与和关联的作用机制，但其暗含的思维方式刻板化、价值判断简单化等弊端，极易产生从众效应与群体极化（隋岩，2023：106，111，117）。网络民族心理以传达民族情绪、彰显民族精神的媒介景观营建媒介仪式，依据社会融入与民族认同的机制产生作用，而其中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激进的民族情绪却容易成为极端行为的导火索（隋岩，2023：109，113，119）。可以看到，集聚的网络群体并不必然走向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主张的“乌合之众”，个体的意识与理性也并不一定沉没于群体意识的滚滚洪流之中。个体与群体间的相互影响逻辑更符合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观点，个体通过采取一个群体的共识或态度来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但二者的相互作用并非仅表现为群体对个体的单向影响，“个体也持续不断地对这些社会态度作出反应，并且在这种合作过程中持续不断地改变他所从属的这个共同体”（米德，1934/2014：221）。因此该书作出了判断，群体既有表现出极高道德水准的可能，也有自我纠错与自我进化的潜能（隋岩，2023：140-141），网络群聚的心理路径并非必然通往盲目或非理性。

三

革新的信息生产方式

传播主体的极端多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方式。在社会产能过剩凸显消费者主体性的时代语境下，媒介技术作为直接诱因导致了群聚传播时代的到来（隋岩，2023：249）。主体的崛起意味着信息生产与传播权力的扩散以及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此时的主体“可以积极拒绝、采纳和改变成为某种主体的方式”（奥克萨拉，2007/2021：146）。在此全时空、全民参与的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文化思潮以及社会情绪等诸方面共同成为了互联网群聚传播的社会表征。

互联网的发展与极端多元传播主体的崛起，动摇了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的制高点地位，打破了从传者到受众的单向、线性传播规律。传统媒体信息生产者对传播渠道和传播行为的控制能力渐趋弱化，而曾经的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却得以提升，逐渐加入了信息生产者的行列，同时，信息的顺从解读模式被打破，逐渐转向协商甚至颠覆（隋岩，2023：27，273-274）。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新路径，于是，互联网群聚传播取代大众媒体成为了注意力的分配者。林南（Nan Li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中的资源，他认为作为关系和嵌入性资源的电子网络可以算作一种社会资本（林南，2001/2020：25，231）。互联网的节点式网状结构建构了新的社会资本关系，促生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与权力格局的变化，“我们正在经历着电子网络所代表的社会资本的革命性上升时代。也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社会资本在意义与影响上将会很快超过个人资本的新时代”（林南，2001/2020：216）。社会资本在群聚传播的资源配置中不断发生变化与转移，最终也将带来个人资本的改变。

同时，群聚传播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叙事从少数人主导转向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呈现出了互联网叙事与主流叙事共生的样态。在第三章中，该书以本源性的视角审视互联网叙事的生成机制，为读者理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范式。互联网叙事作为一种信息生产与传递形态，其生成逻辑与实践过程注重关系的展示或状态的描述，通过三个层次的动态组合来实现。一为事件相关体，指一系列相关的社会事件及其情感经验、社会时空环境等共同绑定成为互联网叙事的背景、语境和相关事件；二为文本集合体，指事件相关体的多种媒介化再现及其延伸；三为具体文本，是传播主体当前阅读、点赞、转发和评论的此文本（隋岩，2023：144-147）。三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塑造，共同生成了互联网叙事。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互联网叙事的互文性，指出叙事文本不仅与其他文本对话，更与整个时代环境形成了互文性关系。互文性的概念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指某一文本与其此前文本和此后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克里斯蒂娃，2016：11）。该书认为，网络叙事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就某一事件相关体而言，具体文本和文本集合体之间大多存在着显性的互文性关系；其次，具体文本的叙事意义生成是一个普遍多向的共建过程，一方面依据其自身的正文本与副文本的合并而实现意义增殖，另一方面也经历着与其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等其他文本的“互染”；最后，群聚传播将原本分散的个体叙事行为汇聚成为关于某一事件的文本集合体，形成了网络文本与传受双方的文本阐释相勾连的互动叙事形态，实现了意义的再生产（隋岩，2023：149-151）。

四

流动的信息现代性

作为互联网本质的群聚传播，其自身的本质又是什么？该书在最后一节中给出了答案。信息传播技术促使人类社会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现代化加速转换，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生活时空的知觉与组织，建构了全新的时空秩序，以“非线性流动”与“无组织聚集”为特点的新传播范式——互联网群聚传播应运而生。但技术的支配地位也使工具理性日益膨胀，导致了“实用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抢夺”（隋岩，2023：299），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的鸿沟不断加深。

社会的加速肇始于工业时代，在机械生产主导的社会背景下，线性矢量时间观具有方向规定性与不可逆性，这种内生的加速逻辑支配着社会主体，使之进入持续加速的社会进程之中（隋岩，2023：284）。近十年，加速社会理论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如今，以互联网为重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成为影响社会运行的决定性力量，信息“抛开了物质的量的沉重，脱离了能量的质的密集，以优于原子和电子的轻灵与流动，穿梭于全球互联网世界”（隋岩，2023：287），人类的生产与交往方式被重置，信息性原则也成为新的支配逻辑与加速动力。信息性原则延续了时间性原则，“时间征服空间”依旧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信条，但其引发的自我征服与自我超越取向，却直接为信息性原则的主导地位铺平了道路。于是，崭新的互联网时间系统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加速促使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被非线性模式所替代，同时，物理空间的界限也逐渐在信息传播中隐退，个体及其所处的空间“流动”起来。在这个柔性轻盈的时空体系中，散布在互联网中的多元传播主体获得了在任何时空传播信息的条件，并与其使用的互联网终端共同组成了个体化的、无组织的“流动时空中持续运动的节点”（隋岩，2023：293），最终带来了作为全新传播秩序的互联网群聚传播。这种非线性、不连续、拼贴与碎片化的互联网时间和流动的空间建构起全新的时空秩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时空感受与实践，也彰显出了社会的“信息现代性”特征。

该书以“信息现代性”定义信息方式在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总体特征，将媒介技术、信息方式与人的信息化生存间的矛盾关系，与传播关系、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共同置于一个有机的整体思维体系中考量，发现，信息现代性正加速从现代性的整体属性中凸显出来，并企图成为信息社会的全部原则和内在尺度（隋岩，2023：283）。信息现代性以信息化为动力，以信息性为原则，其所具有的拼贴时间与流动空间属性为互联网多元主体群聚的常态化创造了条件，互联网群聚传播逐渐成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信息传播制度（隋岩，2023：293），普通个体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自我存在感与社会参与感得到极大提升。

然而，该书也提醒了读者，信息现代性脱胎自现代性，天然地继承了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同时其自身轻灵、流动的信息逻辑也极大增加了社会的风险。轻易形成的互联网群聚在信息洪流中消散又再生，快速建立的主体关系在信息逻辑下日益扁平和脆弱，正如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判断，“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伯曼，1988/2013：23）。信息性原则与新时空系统使一切都变得不确定，时间的非线性与因果逻辑的失序裹挟人们在信息的洪流之中，并将传播主体推向漩涡的边缘。在此背景下，无需经验时间与文化过程便可结成的“速度的社群”、放弃时间意义而保留信息价值的“脉冲式文化”诞生了（隋岩，2023：296-297）。在无限压缩的时间中，个体的生命叙事也被压缩了，人们变得无暇反顾与思考，工具理性强硬地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异化。工具理性的异化指实践活动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使工具理性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抑制（陈新汉，2019），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是现代性问题的突出体现（李凌凌，2017），在信息现代化进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使人们忽略了价值理性，甚至将价值理性的实现也寄托在工具理性之上，理性与文化价值让位于速度与信息价值，理性被非理性钳制，文化的再生产陷入危机。最终，工具理性的膨胀加剧了价值理性的式微，产生了信息现代性的悖论。

五

结语

《互联网群聚传播》将互联网群聚传播上升至人类社会信息生产方式变革的高度。在学理层面，该书一改学界“重媒介，轻主体”的研究取向，走出了技术引领媒介环境改变的技术决定论误区，指出了传播主体对信息传播机制与社会环境的本源性影响，也为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该书指出个体信息的社会化传播渠道被打通使多元主体在社会对话的参与中产生了多种可能，为舆论潮流的引导、极化情绪的缓和与社会风险的管控开辟了新的路径。

当然，该书站立在时代浪潮之上，扎根于中国土壤之中，难免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该书的理论视角虽反映出了当今互联网传播的特质，但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发展中难免出现其不足以阐释与应对的境况，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理论难免逐渐被遗留原地。另一方面，该书聚焦于中国的互联网传播现状，在国际传播视野与中外比较研究方面稍有欠缺。

尽管我们的信息传播与媒体使用行为会受到社会议程、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的影响，但我们对于使人际关系和自身有意义的追求却是永恒不变的（拜厄姆，2015/2020：177）。因此，该书关于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式微风险的警醒，能够促使读者回归到人与自身、与他者、与社会关系的本源主题，在当下重新思考庄子的“物物而不物于物”。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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