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充分展现我校广大教师立德树人、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全媒体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今天推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柴文华老师、关健英老师的两篇文章《“双知双淑”：追思恩师张锡勤先生》《怀念张锡勤老师》。
张锡勤（1939-2016），我国著名学者、中国近代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历任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哲学系教师，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兼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黑龙江省哲学学会荣誉会长等职。
“双知双淑”：追思恩师张锡勤先生
柴文华
今年的4月30日，是恩师张锡勤先生离开我们整整8周年的日子。8年来，他生活中慈祥和蔼的笑容、课堂上广博精深的教诲时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先生生前把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双知双淑斋”，而“双知双淑”正是先生本人的人生写照。
先生1939年7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黑龙江省哲学学会荣誉会长等职。先生是国家教学名师、中国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先生做人诚实、宽厚、谦虚，做事勤奋、认真、严谨，是涵养于身、精进于业的人格典范，是兼备德才、含融诗礼（“诗意”指趣味高尚，知道美的欣赏；“礼意”指内有和悦的心情，外有整齐的品节）的学者，这是每一位熟悉先生的人都有的共同感受。
先生在他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后记》中把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双知双淑斋”，“双知”即生活上知足、学业德业上知不足；“双淑”即淑身、淑世。可以说，“双知双淑”不仅是先生深刻的生存体悟和理性结晶，也是他塑造自身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代表着纯粹的中国文化，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先生正是以其对“双知双淑”的躬身践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做人做事的典范。
先生曾说过，教书是为了育人。但育人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在这一点上，教师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试想，自己不能为人师表，又如何去要求学生？先生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应是教师的座右铭。先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在平淡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缓缓地流淌出来，感动和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自己做”，“尽量不去麻烦别人”，“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是先生做事的原则。对于异地求学的研究生们，先生极尽关心，每到元旦，先生都会把学生们请到家里，自己亲自下厨，弄上一桌可口的年饭招待大家，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入口醇香的鸡汤、白斩鹅、鸡油白菜等。师生一起，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这样的场景深深留在了每一位学生的心中。2004年，先生的一位山东籍学生因病住院两月有余，身边没有人照顾，先生承担起了为人师、为人父的责任，医院的伙食条件有限，为了保证营养和口味，先生制定菜谱，并亲自下厨，在家把饭做好，一日三餐，有菜有汤，从未间断，这种对于学生的爱是无私的、真挚的。
“不误人子弟”
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的基本教育理念是“不误人子弟”。先生从小就听过父辈讲的一个故事，并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们：从前有个庸医，总是乱给病人开药方，因此害死了很多人。庸医死后被打入第十八层地狱，庸医因此愤愤不平，却听到脚下还有声音，庸医疑惑怎么还会有第十九层地狱，一问才知道打到第十九层地域的是误人子弟的教师。足见，误人子弟的教师比害死人的庸医还要坏，受到的惩罚更为严厉。先生常说：“木匠做桌椅做坏了可以重做，但教师把人教坏了就是一辈子的事了。”先生认为，要做到不误人子弟，关键要很好地练内功，教师自己“不像样”，很难让学生“像样”，要想圆满地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自己必须有丰厚的学问积累。先生把这种理念贯彻到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博览群书，深研专业，认真备课，循序引导，生动讲授，耐心解答，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观云览月”“披沙拣金”
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影响广远。
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史论结合、以史见长，全面系统、内容厚重等特点。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历史与思想的结合，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又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先生学习历史出身，文献功底相当扎实，历史知识十分丰富，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不夸张的说，在大陆所有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的著作中，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最为全面，最为厚重。
先生及其他所带领的团队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上开创了国内数个第一：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近现代的断代伦理思想史、第一部中国道德名言选粹、第一部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第一部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史、第一部从中国伦理道德产生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生活史，为龙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使得龙江的中国伦理道德史研究成为全国同一领域的一个“重镇”。
最后，谨以我为《张锡勤文集·总序》所作的一首拙诗为结语，以表达对先生的思念和纪念：“一生一世温如玉，双知双淑诗礼融。观云览月识千古，拣金披沙过万重。”
怀念张锡勤老师
关健英
初入师门二三事
1
我是张锡勤老师的第二届硕士，名副其实的老学生。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说话，尾音总是拖着儿化音，因此大家总是喊我“小关儿”，听起来轻盈活泼。只有张老师，操着南方普通话的口音，语速很慢，称呼我为“小关”。每次听到他喊我名字，总给我一种要端庄起来、不能造次的感觉。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读研，毕业，留系工作，从当年的小女生到后来的老教师，几十年过去，我早已变成老关，但张老师还是一直喊我“小关”。
我入师门虽早，但最初一些年和张老师交往，并不是很多。我入学那年88届的中国哲学专业，只招了我一个硕士生。当时的研究生在1号楼上课，教室不大。师生二人对面而坐，他讲我听，讨论的时候，基本上是他问我答。现在回想，我回答的基本上都是书上的内容。以我当时的功底，问不出什么有深度的问题。也有几次写了论文交给老师看，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宋明理学的论文，主题很宏大，文献很单薄的那种。张老师提了意见，我修改很久自己不满意，也不好意思交给老师看，后来就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当学生，总是有点惧怕导师，怕自己才疏学浅露怯，怕让老师失望。
张老师最初给我感觉确实是望之俨然、厚重有威，加上我那时候年轻，谈恋爱、读小说、写诗，心思也没全用到专业课上，所以每次见他心里都很忐忑。后来我结婚，生小孩，去人民大学读博士，忙忙碌碌，总觉得自己学问做的不好，没能给老师争光，每每见到张老师的时候愈发感到心虚。张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好，告诉我做学问不能着急，也不要急功近利，要多读文献，慢慢积累。平和的语言中饱含着希望。我结婚的时候他送我一个红包，还送我一个软木画摆件，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
读研期间最高兴的事就是去张老师家里聚餐了，一般是新年的时候。在读的同学一起去他家里。那时候张老师住在东大直街的黑大家属楼，房间很小，厨房是几家共用。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平时在学校食堂吃不到的美味。老师这时候总是叫我们多吃，不会问学习的事。毕业后也多次到他家里吃饭，都是与同门、同事一起。应老师师母之邀一个人去他家里吃饭，只有过一次。最后一次去张老师家里吃饭，是张老师去世半年前，2015年冬天里的某个晚上，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孙慧玲老师一起。记得那天很冷，雾霾很重。
张老师待客的时候，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就像在饭店吃饭那样。有东北菜，有南方菜，也有南北融合的做法。张老师做的鹅肉是一绝，大家都说比当时流行的烧鹅还好吃。这道菜工艺复杂，提前几天就开始处理食材。我也按照张老师的流程在家里如法炮制，但终究不是那个味道。和张老师学会了一道西红柿山药小炒，现在是我家里过年过节餐桌上的必备菜品。张老师做过一道奶汤白菜，普通的白菜鲜软入味，没有学会。张老师住院期间，有次魏义霞师姐做了这个菜送到病房，张老师叫我们一起尝尝，大家边吃边说起来当年在张老师家里聚餐的往事。说笑中，忽然心里一酸，眼泪忍不住就要流出来，怕张老师看见，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严谨的治学态度
2
2000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博。每年寒暑假回来，我都会去张老师家里看望他。那时候，他已经不住在东大直街，而是搬到道外区南极街附近。后来，他搬进黑大家属区，住在5号楼。房子很宽敞，养了很多绿植，客厅整个一面墙是古董架，北向一个房间是张老师书房。张老师人生的最后15年一直住在这里。张老师去世后，偶尔从5号楼经过的时候，我还是会向楼上看一眼。窗子是关着的，晚上也没有灯光。
我和张老师工作上的接触多起来，是我从北京读博毕业回黑大哲学系之后。每次张老师参加硕博开题、答辩，很少发宏阔之论，而是指出学生论文的文献错讹之处，或者是从文献角度启发学生的思路，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每次和张老师一起参加学生的开题、答辩、中期检查，感觉都是一堂科研训练课，总是令我获益很多，钦敬不已。
2004年，张老师带领团队做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柴文华、樊志辉、魏义霞、张继军和我。分给我撰写的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我先后写了两稿，张老师改了两遍。每一稿的空白处写满批语，有钢笔字迹，有铅笔字迹，密密麻麻，勾勾画画。有的是直接删掉，有的是改写，有的则是写下他的修改意见，特别写上“请酌”两字，并在下面加上提示符号。这些张老师批注过的纸质文稿，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记得，某处我引用一条史料来描述北朝的道德风尚，张老师在旁边批注，“此恐系南朝事”。寥寥几字，看得我脸热心跳，冷汗涔涔，马上去核实文献，果如张老师所言。张老师对史料烂熟于心，看似随手拈来，实则是多年积累的扎实文献功夫。这件能让我记一辈子的糗事，也是我科研经历中的幸事。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对文献有丝毫马虎。后来我自己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常给他们讲起这件事，让他们了解老一辈学者对待学问的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
张锡勤先生（右三）与笔者（左一）共同参加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
张老师做第一首席专家
3
2008年，张老师率领黑龙江大学团队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招标项目，全国多所高校参与投标。教育部组成答辩专家组，张老师带我赴北京答辩。时任教务处工作人员的李兴禹老师陪同前往。结果公布后，黑龙江大学作为第一首席专家单位中标，与其他申报学校共同组成《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课题组。
张老师任《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第一首席专家，另外两位首席专家是南京大学的杨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的张怀承教授。课题组由全国8所高校12个学者组成，黑大哲学学院的柴文华、张继军和我参与编写。“马工程”教材是国家工程，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代表黑龙江大学在马工程教材建设方面的“国家队”水平。
张锡勤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第一首席专家编写的《中国伦理思想史》
张锡勤先生与《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杨明教授（右一）、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左一）
课题伊始，张老师让我兼任课题组秘书，协助张老师处理课题组的各种事务，包括课题组的沟通联络、文稿统筹、参会办会、财务报销等等。在工作中，张老师每每称呼我为“关秘书长”，我也每每和张老师开玩笑说，看来我做女秘书超龄了，所以您还得加个“长”字。
从2009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课题启动工作会议，到2015年2月《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出版，这个课题前后做了5年。从提纲审查到最后定稿，全国众多的专家参加审定，每次都是大大小小若干条意见。最多的一次，15个委员，提出的书面意见总计15000多字。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张老师都会与另外两位首席专家电话商量，逐条落实。
整部教材，前后三易其稿，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教材主编，每次统稿都是逐字逐句动笔修改。张老师不会用电脑，整部教材都是在纸质书稿上修改，然后由我负责誊到电子版中。从观点的斟酌，文献的征引，到语句的表述，甚至是标点符号的使用，张老师都会做改动。有时，原作者整段的文字都会弃而不用，张老师在稿纸上重新写，整整齐齐粘在旁边，并用箭头做清晰指示，怕我誊写的时候弄错了。
誊稿子，在我看来是一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更别提什么科研含量。当时有人问我，这种简单劳动为什么不送到打字社。说实话，最初我私心里也有这个想法。但张老师不想假他人之手，而是让我誊写，作为弟子，我就必须服其劳。我是一个听老师话的学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优点，这可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使然。在誊稿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学问。比如，原作者一段拖沓冗赘的口水文，被张老师修改后，干净，漂亮；一些不易发现的文献上的错误，也总是逃不过张老师的法眼。我总是边誊写边琢磨，心得甚多，受益匪浅。有时候就一些问题与张老师探讨，张老师也会采纳我的意见。在工作中，我越来越觉得“誊稿子”是我做课题组秘书的偏得，从心里感谢张老师给我这个老学生上的这堂“私人订制”的科研训练课。
张老师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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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统稿亲力亲为，但他非常尊重课题组每个成员的劳动。每次动笔改稿之前，总是与原作者商量，外地的学者，他也总是要电话沟通，解释修改的理由。正因如此，《中国伦理思想史》课题组没有任何的龃龉与不睦，大家合作的非常愉快。每次见面，三个分属于不同年龄段的首席专家，总是默契地掏出香烟、互敬、开始工作。看他们在烟雾缭绕中讨论学术问题，简直就是神仙开会的感觉。
根据张老师的委派，每次我电话征询杨明、张怀承两位首席专家对课题意见时，两位首席回答几乎都是同样一句话：听张老师的。正是因为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时间、精力付出，5年中，课题组高质量完成了工作，《中国伦理思想史》成为“马工程”第一批29本教材中率先完成、第一本出版的教材。与此同时，学者们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张老师逝世后，杨明、张怀承两位首席发来唁函，并代表课题组全体同仁，为张老师敬献花圈。杨明教授在唁函中说：如果没有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不可能顺利出版；如果没有张老师费那么多心思，从一开始确定体例、写作指导思想，特别到最后的统稿把关，这本教材也不可能这么成功。张怀承教授发来唁函：惊闻张先生逝世，不胜悲痛之至。怀承不能亲至灵前叩头，谨托关老师代向家人悼念，并代我个人及湖南师大公共管理学院敬献花圈。同时，向张门诸子致以亲切的慰问！
张老师在天有知，应当欣慰，可以高兴地点上一颗烟了。
张老师去世后，杨明教授发来一张照片，是课题组2015年7月在黑大开会时，三位首席的合影。照片中，张老师端坐中间，笑容干净，精神矍铄，穿一件格子衬衫，显得很年轻，看不出丝毫异样。谁能想到，仅仅10个月后，他就遽然离世了呢？
张老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2015年3月，我读博时的导师罗国杰先生去世，我去北京参加告别仪式前夕，张老师特地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交给我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是奠仪，请我转交给罗师母。他说，罗老师对自己很关心，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中国传统道德丛书》，他与罗先生在一起工作的往事。说到动情之处，竟至哽咽，几近落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老师如此动情，看到了他平和、内敛的性格中很感性的一面。
坚韧顽强的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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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卧病以后，数次进入重症监护室，他坚忍顽强，与病魔抗争。两个多月中，眼见着他的身上，最初是挂上了肾的引流管，之后是导尿管，再之后是鼻饲管、氧气管，最后在重症监护室插上了呼吸机的管子。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各种管子的包围缠绕中，眼见着形与神在一天天、一点点的萎去。眼见着精神矍铄的老师，被病痛折磨的瘦成一把骨头，连说一句完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和其他弟子随他家人进去重症监护室四次，每次看到他，都会有一种彻骨的悲凉和无力感。我甚至想，如果能够在止痛药的作用下安然睡去，不再醒来，于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种种心绪涌上心头，有时在走廊里、电梯里就会泪流满面。好在并没有什么人侧目。肿瘤医院里的人，无论是病人或者是亲属，哪个人不是一肚子的酸楚，哪个家庭又不是饱尝痛苦的折磨呢？
我当时住的小区离医院很近，所以没课的时候经常过去，帮不上什么忙，仅仅就是看他一眼而已。其实，看一眼固然心安，但何尝不是心痛。有时，张老师是在昏睡中，我就与他家人静默相对，相顾无言，病房里一片沉寂。张老师感觉稍好的时候，也会和他闲聊几句，措辞小心。只要张老师表现出疲劳，或者说“小关，你回去吧”，我便立即起身告辞，唯恐老师多说一句话、多一个手势都会耗费他的精力。每次走出病房大楼，都会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似乎要赶走心里郁结的块垒，赶走那浓重的越来越近的死亡阴影。走在肿瘤医院的院子里，有时也会停下来看看，那些在料峭春寒里顽强萌出地面的新绿，昭示着生命的坚忍与希望。有时，也会驻足仰望天上变幻的诡异的云朵，想着庄子说的“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想着庄子说的善待生命与善待死亡。死亡，作为一个纯粹的私人事件，无法经验，不可共享。可是，在生命的那一端，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张老师去世后，我写了一幅挽联，发在我的朋友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可谓先生矣，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不亦君子乎。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张老师已经离开我们8年了，但似乎又没有离开。当一个老师的为人为学风范能够令人怀念，给人启迪，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说的“不朽”吧。
作者简介：
柴文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张锡勤先生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
关健英，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1991年，师从张锡勤先生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
图文来源 | 柴文华 关健英
排版 | 张鹏宇
审校 | 张笑雷 王思聪
责任编辑 | 肖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