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对i人的印象大概是不喜社交、无时无刻不在耕耘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如果让i人住进一座与世隔绝的房子，安心创作，他一定会很开心吧？
塞巴尔德的《乡墅中的居止》便记录了六位内向型创作者：J. P. 黑贝尔、让-雅克·卢梭、爱德华·默里克、戈特弗里德·凯勒、罗伯特·瓦尔泽和扬·彼得·特里普，他们都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或自愿或被迫地住进了一座乡间小院。在那里他们当然并未停止创作，但完全不是一幅平安喜乐的光景。创作之于他们，似乎并非福祉，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苦役。
今天给大家分享书中一段颇富戏剧性的独处，愿各位i人都能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哭（或者不哭！）……
以下内容节选自《乡墅中的居止》“孤独的散步者：纪念罗伯特·瓦尔泽”（为阅读通顺，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分段）
罗伯特·瓦尔泽在他的生命道路上留下的痕迹是如此轻浅，以至于它们几乎都被吹散了。至少从他1913年春返回瑞士起，事实上当然是从一开始，他就只是以最最草率的方式和外界联系着。他无处安身，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丁点财产。他既不曾有过房子，也没有过长居的公寓，没有一件家具，大多数时候在衣帽架上只有一套稍好的和另外一套稍差的西服。即便是一位作家投入写作所需的东西，当中也几乎没有什么他能说是属于自己的。我想，他连他自己写的书都没有。他阅读的出版物大多是借来的。连他用来写作的纸都是二手的。
就像他一生一贫如洗，也离群索居。他甚至越来越疏远他一开始最为亲密的兄弟姐妹，画家卡尔和美丽的学校教师莉萨，直到最后，就像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2023，德国作家，出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的小镇瓦瑟堡，著有《迸涌的流泉》《批评家之死》等，曾获得黑塞奖、毕希纳奖、席勒促进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形容他的那样，成了所有最孤独的作家当中最最孤独的那个。
向一个女人妥协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蓝十字旅店里的那个女仆，他通过在他阁楼房间墙上钻的窥探孔来观察她；伯尔尼的餐厅女服务员们；来自莱茵兰地区的蕾茜·布赖特巴赫小姐，他长时间和她保持着通信往来：所有这些女性，就像他在文学幻想中渴望地围在她们身边献殷勤的那些女性一样，都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生命。
在那个庞大的子孙后代还是普遍现象的年代——父亲阿道夫·瓦尔泽就来自一个十五口之家，令人奇怪的是，下一代的八个兄弟姐妹当中没有一个人生育孩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先后逝去的瓦尔泽家族后代中，也许人人都比这位，就他的情况而言人们也许有理由说，一直保持着童贞的罗伯特，更加符合成功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这个最后几乎与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之人的离世，尤其是在这个久居精神病院的人隐姓埋名之后，很可能不为人察觉，就像长期以来他的生活那样。罗伯特·瓦尔泽在今天不属于下落不明的作家群体，这一点首先要归功于卡尔·泽利希给予他关照这一事实。如果没有泽利希关于他和瓦尔泽一起散步的记录，没有他为了传记所做的前期工作，没有由他编辑出版的选集，没有他劳心费力确保由数百万不可解读的文字组成的遗著的安全，那么恢复瓦尔泽应有的名誉可能就不会成功，对他的记忆可能就会消散了。
注：卡尔·泽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瑞士编辑和传记作家，曾为斯威夫特、诺瓦利斯、毕希纳等人写过传记，更是第一位为爱因斯坦作传的作家。对罗伯特·瓦尔泽而言，泽利希是亲密的朋友、无私的支持者，在瓦尔泽身后为其发掘、整理、出版了具有重大文学价值和深远影响的作品。1929年，罗伯特·瓦尔泽因精神失常被送进黑里绍精神病院，从此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一直待到生命的尽头。住院期间，瓦尔泽不再继续写作，但是经常做他最喜欢的事情：散步。1936 年起，泽利希定期去看望瓦尔泽，陪他散步聊天。1977 年，泽利希创作的《与瓦尔泽一起散步》问世。
不过，瓦尔泽因为死后世人对其遗作的拯救性发掘而积累的名誉，还是无法与诸如本雅明或卡夫卡这样的人物相比。瓦尔泽一如既往地是一位独一无二、不可解释的人物。面对他的读者，他在很大程度上隐瞒了自我。根据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英籍犹太人，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于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观点，瓦尔泽的特点在于他写作时总是否认他内心最深处的忧虑，不断忽略自己的一部分。这种缺位，卡内蒂说，正是他身上的独特恐惧之处。
他流传下来的生平事迹都相当单薄，这也很奇怪。我们知道他的童年笼罩着母亲罹患精神疾病和父亲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阴影，知道他想接受培训成为一名演员，知道他作为职员在任何职位上都坚持不了太久，知道他从1905年到1913年都待在柏林。然而，他在那里除了从事写作这件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之外还做了别的什么事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关于这座德国大都会，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很少，后来关于湖泊地区、关于他在比尔的生活和伯尔尼的情况他也说得很少，因此可以说相关编年史材料十分匮乏。
瓦尔泽看似并没有受到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样的外界大事的影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以越来越大的努力继续进行着创作；即使在对他作品的需求下降时，他也日复一日地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痛苦边缘，我想，不少时候还会克服痛苦写下去。到了再也继续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住进瓦尔道精神病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花园里做些活儿或者自己和自己打台球，最后，在黑里绍精神病院，他就在厨房洗洗蔬菜，整理锡纸屑，看看弗里德里希·格斯塔克或者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有时甚至，如罗伯特·梅希勒所说，就只是僵硬地站在角落里。
瓦尔泽一生中流传下来给我们的场景之间相距如此遥远，我们根本不能称之为一段历史或者一段生平：我觉得倒不如说是一段传奇。在死后继续发挥影响力的瓦尔泽一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中无所不在的空白，就像是某种幽灵般的东西，它们和他文本的不可描述性一样，可能会吓退专业的阐释者。
马丁·瓦尔泽评价说，罗伯特·瓦尔泽根本不能被系统地论述，尽管他的作品完全适合用以撰写博士论文，这一评论毫无疑问是对的。人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位作家，他被阴影笼罩，尽管如此，却把最为友善的光明投射到了每一张书页上；他把纯粹的绝望书写成了幽默；他几乎总是写同样的东西然而却绝不重复；他不理解自己在微小之处打磨的思想；他完全脚踏实地却又毫无保留地迷失在空气中；他的散文有一种在阅读时发生消解的特性，以至于人们在读过之后几个钟头就几乎记不起倏忽而过的角色、情节和作品中讲述的东西。是一个名叫万达的女士还是一个漫游学徒，是埃莱娜小姐还是埃迪特小姐，是一位管家、一名侍从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是剧院里的一场大火、一阵喝彩、森帕赫战役、一记耳光还是浪子的归来，是一个石瓮、一个手提旅行箱、一只怀表还是一块鹅卵石？这些无可比拟的书中所写的一切，就像它们的作者可能说过的那样，都有一种消散的趋势。就在刚刚看起来还特别有意义的地方，读者突然间就发现全然无意义。反过来，在瓦尔泽的荒谬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探测的深意。
尽管存在这样的困难，它们一再挫败任何想要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人的设想，但还是有很多关于罗伯特·瓦尔泽的文章面世。它们中的大多数自然具有一种相当粗略或者点到为止的性质，或者可以被看作对他心怀尊崇之人的一种个人致敬。下文中的评注也是如此，因为我从最初知道他开始，也总是只能不成体系地阅读他的作品。一会儿开始看看这个，一会儿又读读那个，多年来我有时候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漫游，有时候在他的铅笔领域（注：罗伯特·瓦尔泽去世后，他生前所在的黑里绍精神病院将他的遗物交给了他的监护人卡尔·泽利希先生，其中包括一只旧皮鞋盒，里面装着526张密密麻麻写满了只有一两毫米大小，几乎辨认不清的铅笔小字的手稿，而这些小字均写在车票、日历和卷烟壳等废纸上。同时身兼瓦尔泽文学作品执行人、为出版瓦尔泽遗作而奔走忙碌的泽利希去世后，瑞士政府专门设立了泽利希基金会，继续推进瓦尔泽遗著的出版事业。经过整理和发掘，人们发现瓦尔泽从1917年开始就用铅笔在纸上撰写草稿，然后用钢笔将其中少量文稿誊写出来寄给出版社或杂志编辑部以寻发表，余下的依然保留在草稿纸上，瓦尔泽陆陆续续用这种方式创作了大量“微型图”（Mikrogramm）式的文稿，其中包括了大量散文、诗歌、剧本以及戏剧残片《菲利克斯》（Felix）和长篇小说《强盗》（Der Räuber）。1985年至2000年，瓦尔泽的部分铅笔手稿被破译并编辑出版为六卷本的《来自铅笔领域》（Aus dem Bleistiftgebiet）。本章的“铅笔领域”“铅笔系统”“微型图”等类似表述都是同一个意思。）中徜徉，每当我断断续续地重新阅读瓦尔泽的作品，我也总是会仔细看他现存的肖像照，七个很不一样的面相阶段，它们能够让人猜到发生在它们之间的无声无息的灾难。
我最熟悉的是他在黑里绍时期拍的照片，它们展示了瓦尔泽散步时的场景，因为这位早就不再创作的作家站在一片风景当中的样子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祖父约瑟夫·埃格尔霍费，小时候，在相同的年代，我经常跟着他在和阿彭策尔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地方散步好几个小时。每当我看着这些散步的照片，看着瓦尔泽用来做三件套西服的衣料，看着柔软的衬衫领、领带扣，看着手背上的老年斑、剪短了的灰白色小胡子、眼睛里平静的神情，我就觉得祖父在我面前。
不过不仅是外表，在习惯方面，我祖父和瓦尔泽也非常相似，比如他们戴礼帽的方式，在最明朗的夏日会带着雨伞或者雨披的行为。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还想象祖父和瓦尔泽一样都有不扣马甲最上面一颗纽扣的习惯。无论是否确实如此，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两人都死于同一年，1956年，众所周知瓦尔泽在12月25日散步时去世，而我祖父则死于4月14日，瓦尔泽最后一次生日的前一天晚上，那晚还下了一场雪，尽管春天已经到来。也许正因为如此，如今每当回想起我祖父那让我无法忘怀的死，我总会看到是他躺在牛角雪橇上，正是用那只雪橇，人们在雪地中找到瓦尔泽并拍下照片，然后把他的尸体带回了精神病院。
这些相似、重叠和巧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它们只是记忆的拼图，是自我欺骗或者感官幻觉，还是某种被编码进人类关系混乱态之中、同时包括生者和死者、令我们不可捉摸的秩序模式？
卡尔·泽利希讲述道，有一次他和罗伯特·瓦尔泽一起散步，当时他们刚好走到了巴尔加赫村，提到了保罗·克利，他刚说完那个名字，就在走进村庄的时候看见一扇空荡荡的橱窗里摆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保罗·克利——木制烛台雕刻匠”。泽利希并没有试图解释这一奇怪的巧合。他只是把它记录了下来，也许因为人们最快忘记的正是最奇怪的东西。我也只是想在这里不加评论地写下我最近在看小说《强盗》时的感想，它是瓦尔泽唯一一部在当时我还不了解的长篇作品。在一开头，叙述者说强盗趁着月光穿过了博登湖。也是这样在月光下，在我写的一篇故事（注：指塞巴尔德小说《移民》中的第三个故事《安布罗斯·阿德尔瓦尔特》。）中，菲妮阿姨想象着年轻的安布罗斯渡过同一片湖面，尽管，如她自己所说，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往下不到两页的地方，这篇故事讲到，安布罗斯之后在伦敦萨伏伊饭店当楼层侍者时结识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士，然而菲妮阿姨对她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她偏爱棕色的羊羔皮手套以及，像安布罗斯说的那样，标志着他悲哀生涯的开始。在博登湖场景往后两页，强盗在11月的苍白森林里遇到了一位差不多同样神秘、浑身棕色打扮、被叙述者称为亨利·卢梭女郎的女人，不仅如此，文章后面的段落中，“悲哀生涯”这个词也从我不知道的哪个地方登场了，当初在萨伏伊那段轶事结尾写下它的时候，我以为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想到。我总是尝试着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对那些让我感受到吸引力的作者们表达我的敬意，尝试着通过从他们那里借用一个美丽的画面或者一些特别的词语在某种意义上向他们脱帽致敬，但是，为逝去的同行设一个标记以表纪念是一回事，而如果不能摆脱这种被另一方召唤的感觉又是另一回事。
《乡墅中的居止》
作者：[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著
译者：闵志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24年3月
塞巴尔德在这部散文集中思考与讲述了他最为珍视的六位创作者，他们是作家约翰·彼得·黑贝尔、让–雅克·卢梭、爱德华·默里克、戈特弗里德·凯勒、罗伯特·瓦尔泽，以及画家扬·彼得·特里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到脆弱天性的诅咒，遭遇生活的不平，即便写作已经失去乐趣，思考成了折磨，却仍然无法停止书写。
同为创作者，塞巴尔德从这六人的经历中寻求慰藉与灵感，关注他们怪异而优美、痛苦而深刻的细节，绘出他们精致而古怪的肖像。同时，他也在他人的生平中掺入自己的思考，企图在混乱和荒谬的现实中寻找创作的意义。在人物传记和自我体悟的交叉叙事中，读者得以窥见塞巴尔德的文学之源和心灵世界。
作者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德国作家、学者，1944年出生于德国，自1970年起定居英国，在东英吉利大学执教。2001年因车祸去世。曾获德国柏林文学奖、不莱梅文学奖、海因里希·伯尔文学奖、海涅文学奖等，著有《奥斯特利茨》《土星之环》《眩晕》《移民》《自然之后：一部元素诗》《未曾叙说》。
译者
闵志荣，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和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硕士，现任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系主任，译有《土星之环》《德意志星球》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