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努力，再努力，追上 2019 年

读到单读新书 039《可能的世界》的书名，编辑部的大家各有各的惆怅：我们相互张望，由书名一下子想到的，是北京奥运会前后人人期待的“可能的世界”，还是近年来见识过“不可能”后急剧紧缩的“可能的世界”，或是其他地方与时空里的“可能的世界”……

作为这一代内心紧缩的青年们，我们还有去想象什么是“可能”的自由吗？如果要保持这份自由，什么可以用作想象的材料，从何处寻找可能性的样本？《可能的世界》就在这样一个迷惘不安的时刻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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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到 2019 年，杨潇作为记者和背包客陆续去了美国、埃及、缅甸、德国等十多个国家。时而乐观，时而忧虑，他把在当时当地的记录与对远方的思考一起，写在了《可能的世界》的 20 篇文章里。

现在回头来看，那十年拥抱世界的机会并非常态，而是一段宝贵的窗口期。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压倒性”的丰富的访学时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在缅甸历经曲折采访到了结束软禁刚刚一年的昂山素季，那时无人了解历史的反复会如此迅速；在爱尔兰，在对“船”和“墙”的来回忖量中，他“好像听到了钟摆开始转向的声音”。每一次行走都是一次对可能性的捉摸，与此同时，也是对不可能性的靠近。

今天单读分享杨潇为《可能的世界》作的《自序：追上 2019》，希望我们能从世界与自我不停变动的关系里，从不同社会历史纹理之间，守住基本的自由感。他在自序里写道，“你将看到的，是不可能与可能此消彼长的故事。也许，只要保持想象力，人们就能守住自由感，进而守住自己的生活。”

自序：追上 2019

作者：杨潇

那年冬天准备考研时，我总去学校的老图书馆二楼，那是外文报刊阅览室，平时人很少，不用担心占座问题。因为厌倦了复习材料上枯燥的阅读理解，我决定读英文报刊作为替代。阅览室订阅的外刊不多，《卫报》太新闻，《纽约客》又太深，只有《国家地理》杂志难度适中且多是我感兴趣的题材。有一篇写自驾沿长城旅行的长文尤为好看，配图里，公路上等待车轮帮忙脱粒的黄澄澄的谷物也让人印象深刻。可惜我没记住作者的名字。按时间推算，他应该就是后来写《寻路中国》的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

老图用的是那种老式长桌，从下午到晚上，我就趴在桌上啃杂志来应试。老图很安静，来上自习的总是那些人，好几个也都是考研的，谁也不认识谁，见面笑笑，有种共赴某事的同侪温暖。读累了，下楼围着新开湖夜跑，再去临近的天南街买几个橘子解渴，时隔二十来年，我仍然记得那带着冰碴的酸甜。

几个月后，《国家地理》帮我在考研英语里拿了高分，但我却莫名其妙丧失了继续读书的热情，毕业进了媒体。我从编辑干起，学习校对、排版、起标题，还莫名其妙写起了时评，毕竟那是一个“热言时代”。纸上谈兵几年后，我到了市场化媒体，开始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当记者，写稿子。先写时政报道，再写人物报道，最后写特稿，我做得还不赖，但总觉得少点儿什么。2010 年 4 月的某一天，我正在一个灾难现场采访，歇脚时接到短信，编辑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采访。

年初，杂志社就计划拓展海外报道，这一年的目标是近邻印度和日本。因为之前读过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写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我对印度这个矛盾之国充满好奇，对日本则兴趣寥寥。不过，作为年轻记者，在这种重大选题面前，通常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我告诉自己，不去日本，也未必轮得着你去印度，便硬着头皮回复编辑：好！

在哈佛大学，杨潇遇见了电影《枪声俱乐部》主角之一的原型，一位曾经的战地摄影师

现在想起来怪有意思。一家媒体会把一个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甚至没怎么出过国的年轻记者，扔到一个陌生国度去写封面报道。你可以说这不够职业化，但也可以说是霸蛮生长：很少自我设限，想到什么就去做了，带着积极、热切甚至急吼吼的劲儿，管它什么“万事俱备”。

于是，这位被点名的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开始准备。一边联系采访，一边大量阅读。我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边读边从注释里发掘更多参考书，再买，再借，再读。这种主题阅读效率极高且令人愉悦，三个月啃了 40 多本日本主题的书，我对目的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很难说关于日本我写的到底是什么。有一点时事，有一点历史，有一点地理，有一点人物，有一点智识讨论，再用自己的游历把它们都串起来。系列文章发表后，一位我尊重的媒体前辈说，读起来有点像《国家地理》。那时我更多凭本能写作，谈不上什么文体意识，但他的评价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老图度过的那些安静夜晚，以及带着冰碴的橘子果汁。反正，开卷总是有益，阅读不会吃亏。

《国家地理》的底色什么？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在为《有待探险的世界》（这是一本《国家地理》的旅行与探险故事集）所撰序言中说，“对浪漫体验的向往和对冒险经历的向往，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第一推动力”。早在十岁时，温切斯特就明白了这种渴望，每次和父母进伦敦城，他都会趴在科克斯普尔街（Cockspur Street）那些航运公司总部的明亮大橱窗前，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用橡木、柚木、铁制构件和雕刻精美的黄铜组装起来的”远洋巨轮模型，一边看一边“在伦敦西区的雾霭中，做着无比美妙的梦”。

我想象着有朝一日有了钱，我会很神气地大步走进去，径直走到办事员的高台子跟前，让他给我一张手写的远洋船票……我想着开阔海面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尾流在船后缓缓舒展……我想象着自己在特内里费岛水域生平第一次看到飞鱼，在南太平洋上第一次看到信天翁；船驶过赤道无风带，我汗津津地一路瞌睡，在咆哮西风带，我被滔天巨浪吓得胆战心惊…….

许多人小时候都有一扇或者几扇自己的橱窗通往远方。对我来说，这是每期《少年科学》杂志内页夹着的折纸模型（你能想象吗，有一期他们居然让读者来造航母），是外婆家房头泥巴地上被我挖出的沟沟壑壑（我名之为江河湖海，在上面观察雨水对泥沙的运输），是长途私营中巴里的汽油味儿（曾经令人心醉），是湘江里轮船的汽笛声（至今仍可直达脊柱令它微微发麻），是深夜里传来的铁轨上有节奏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咔嗒咔嗒，更是伴随我长大的那些与地理有关的作品，不论它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还是关于非洲、堪察加半岛或者南太平洋的探险故事。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出版后，我和朋友复盘各自的写作。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四个现代化”氛围浓厚的改革开放早期，每个人的梦想都是长大当科学家，从小学就开始鼓捣“小发明”“小创造”，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家家都有两本地图册，红色塑料皮是中国的，深绿色塑料皮是世界的——并阅读大量科普作品。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以降的那些博物学家、冒险家、记者、作家（他们往往一人容纳这所有身份）就是从那时开始，借“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这一路径源源不断进入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视野，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终结。于是，哪怕今日世界已很少有未被探索的角落，但这一代中的不少人因为曾经在纸上凫水于大航海时代，知识结构殊为驳杂，所以他们的潜意识里（容我大胆假设）仍然住着一个博物学家。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写作时，就总忍不住想要写万事万物。不要误会，他们并非要撰著百科全书，而是不甘于特定专业、领域或者文体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业余者”），总希望占有不同时空的素材，铺排，穿插，交跳跃——有时摔到地上，但智识的乐趣一直都在。

日本之行开了一扇门。从 2010 年到 2019 年这十年间，我陆续去了二三十个国家出差、旅行或者短住。在整理过去十年所写文章时，三个字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可能性。这里头当然有年轻带来的乐观，尤其是当年轻与跨国旅行结合的时候——安排自己的旅行会有一种安排自己生活的错觉，而人在异乡也往往很容易踏入（我不愿用“陷入”）某种“自由生活”的想象。但其中也有结构性的东西，回到 2010 年或许能看得更清楚：那一年是中国加入 WTO 第十年，中国的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世界都比十年前更开放了，又一个十年开始了，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但那是 2010 年，不是 2014 年——这一年 3 月 1 日，我跟着一群中国留学生，与访美的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哈佛法学院围炉夜话。二十多个年轻人围着这位谦逊儒雅又光芒四射的知识分子，无话不谈。久违的单纯热烈美好，好得让我觉得不真实。这一年是“一战”爆发 100 周年，我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从 1914 到 2014，人类有过多少个温馨恳谈的夜晚？”美好归美好，某一瞬间我仍然觉得，他是不是太乐观了？我想起阿富汗和墨西哥同学对我说的，如果你不经历我们国家的剧变，你不会想到国家是可以倒退几十年的。于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这样的疑问：“这是晚期还是新世界，是隧道的入口还是出口？”

哈佛的拉蒙特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临近期末，自习到深夜的人会收到学生组织发的“鼓劲卡”（摄影：杨潇）

也不是 2016 年——这一年 12 月 19 日，我和同事在印度菩提伽耶采访宗萨仁波切。采访正在进行时，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仁波切从我们这里知道了特朗普当选的消息，他又一次谈起万事万物之间的因缘，并重复了之前的预测：“可能就是那些讨厌特朗普的人，会让他获得胜利。”菩提迦耶雾霾很重，这反而给了它一种出尘之感。在绕塔时，我碰到一位郁闷的纽约小哥。他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你周围发疯乱转，而我们却在这么个地方安静地待着，真是太奇怪了。

菩提迦耶，以佛祖证悟的那株菩提树为中心，一场法会即将开始（摄影：杨潇）

更不是 2019 年——这一年 12 月 5 日，逆时针环绕德国采访旅行 40 天后，我从柏林飞回国内。按预算可以在德国多待几天的，但我急着回来，去绍兴观看一项国际赛事。我在浦东机场下了飞机就直奔比赛举办地，心里想着，等来年春天争取再去德国一趟，把漏掉的城市补上，反正，去欧洲也非常容易。一个月后，新冠疫情暴发，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德国最东端，与波兰一河之隔（摄影：杨潇）

可能需要拉开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我们身处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恰如在 2010 到 2019 那个十年，我带着属于当时当地的问题（和局限）去现场，观察，采访，记录，难以知悉随着时空的变化，哪些文字将变得幼稚、唐突乃至尴尬，哪些文字却将在时间棱镜的折射下，闪耀出一点点预言的光芒。我所能做的，只是诚实地记录。

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比丧失自由更可怕的，是丧失自由感。前者的丧失往往是一夜之间，而后者的丧失则更像一次缓慢的中毒。2023 年 8 月，时隔近四年我再一次出国，目的地是新加坡——你能想到的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国家之一，我却一直被名种毫无必要的担心困扰，我的舌头和脑子都像冻僵了似的，讲英语不断结巴，看着手机里陌生的 app 也心生畏惧。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天，最后，在一家英文书店里，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主题，我感觉自己好像缓过来了。2023 年 11 月某个深夜，和几个朋友在一档播客节目聊天时我说起那次经历，我说我还在克服自己，克服那种没来由的害怕，克服那种自己吓唬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听到自己说：我想努力，再努力，追上 2019 年。

谁知道呢？也许我想要追上的还有 2016 年，2013 年，2010 年，2008 年，2003 年——带着冰渣的橘子我好久没吃过了，对未来翘首以盼的滋味我也久违了。从较悲观的角度，你也可以说我写的是“不可能性”，人与国家都在某道长长的阴影之下。就像我在疫情前最后拜访的柏林，法西斯浪潮退却后，同盟国的一个临时安排在冷战中变成“长期的凝固状态”，又在冷战结束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化，留下遍地沉渣（在本书第十章《另一个国度》中可以看到沉渣的样子）。不过，正如如今柏林的活力满满与多元包容，我愿意换一种依旧乐观的说法：你将看到的，是不可能与可能此消彼长的故事。也许，只要保持想象力，人们就能守住自由感，进而守住自己的生活。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德语词 Fernweh，指的是“对远方的向往”。研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段义孚先生，在风景画的演变中看出了中世纪思想的结束与现代早期思想的开始：景观艺术家不再仰望天堂，而是向外眺望远方的地平线。借用段先生的理解，2010—2019 那个十年也有某种可贵的“现代性”，而“对远方的向往”实乃基本人性，这会决定更长时间段的方向。

回到那十年中点的 2014 年 6 月 1 日，在美国访学一年后，我离开马萨诸塞州剑桥，踏上回国之路。在这之前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打包，光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的书就有好几本，写加利福尼亚的，写大峡谷的，写阿拉斯加的，都是科考、地理与冒险结合的非虚构作品——心里那个博物学家放弃了生物多样性的原则，不断敲打我：都带走！这些书不惜代价也得带走！我拖着两个装得太满的沉重的“诺亚方舟”去坐波士顿地铁的红线，脑子里盘旋着琼·迪迪翁与纽约告别的名篇的开头：

It's easy to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things, and harder to see the ends.（要看清事情的开始是容易的，看清事情的结束则比较困难。）

不知道这次告别与归来意味着什么。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办理完托运后，我松了一口气，坐下来吃最后一顿“合法海鲜”餐厅的软壳蟹。我打算先飞芝加哥走马观花几天，再从那里出发，坐上两天的火车到旧金山，从西海岸回国。前路漫漫啊。行业已经狼烟四起，热切、野心与冒险精神还剩多少呢？我不知道。在校园的十个月短暂又漫长，不管怎样，在回到真实世界之前，还有一趟未知的火车旅行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