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盈
在这个孤岛化的原子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很难理解彼此。而电影作为一种沟通和表达的媒介，青年电影人不仅渴望通过电影向观众表达自我，更希望以电影为桥梁去抵达那些不曾触碰过的心灵。
同样，在这个碎片化的数智时代里，影评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但深度的沟通却越来越稀缺。青年影评人不想只做束之高阁的学术论文，而是想要用批评成为电影人的镜子，成为和观众距离更近的朋友。
图片来源：北京国际电影节（下同）
在4月26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人论坛——议题电影与作者表达”和 “青年影评人论坛——通与变：数智时代的电影批评”论坛上，多位青年电影人、影评人带着这样的渴望，用沟通的姿态相聚一堂。他们共同探讨了这些或理性、或感性、或犀利、或温暖的命题，为在场的观众们提供了一次思想的盛宴。
作者表达和大众接受间的平衡
很多青年电影人或许都有同一个困惑，那就是在自我表达和观众接受之间的平衡。一旦自我表达的部分过多或过于复杂，就会让观众感到费解，甚至会感到反感和排斥，但如果过于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那又不再是一部能充分表达创作者发心的电影。
例如去年上映的《河边的错误》，讲述了一个刑警队长追查凶手屡次失败，反倒把自己迷失在了扑朔迷离的真相里的故事。有很多观众看完之后感觉不解，还有观众犀利地评价道，“拍电影不能试图让观众理解你。”但对于编剧康春雷来说，他创作这部电影时的初衷是基于哲理的思考，而非遵循现实的理性。
论坛上，康春雷分享道：“《河边的错误》里疯子的行为逻辑是我们的理性、认知无法抵达的事情。当这些事情降临的时候，我们只能姑且将它称之为命运。因此我在创作时经常想到《三体》里的火鸡寓言，这个世界上也许会有很多人（像火鸡科学家一样）努力将我们不理解之事纳入我们的知识范围，但我想知道的是在感恩节没有来临时，我们如何作为一只火鸡去思考，去恋爱。这是我想通过《河边的错误》传达出的思考。”
而最近上映的《银河写手》，是一部讲述小人物编剧为了自己的电影梦，勇敢挑战甲方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导演单丹丹的生活经历。单丹丹第一天做编剧时向甲方提出了一个想法，但因为人物行动没有合理性被甲方否定。可她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无序的，剧本人物的每一步行动却要有合理性，这让生活和剧本中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缝隙。
这个主题困扰了单丹丹十年，所以她将这个主题放进了《银河写手》里，但很多观众并没有从中找到共鸣。导演单丹丹说：“我们三个编剧写每一场戏时，都是以观众为出发点去创作的。但我们和观众沟通时才发现，他们对于一个小众编剧的痛苦并没有清晰的同感。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寻找作者表达和大众接受的平衡，未来我们会从题材、主题和价值观的选择上找到这个平衡点。”
如果说这两部电影都是更偏向于作者表达的电影，能够更深层次地启发观众对于哲学和生命的思考，那么去年上映的《消失的她》则是一部更加关注当下社会情绪的议题电影。《消失的她》因为击中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而引发了广泛的共鸣，票房也冲上了35.24亿元的高峰。
导演崔睿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创作的初衷，当时他看到了一组联合国的数据，震惊地发现”世界上每十分钟就有一个女性被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所伤害”，于是他想要将这种感受通过电影带给大众。而对于一部商业类型的议题电影来说，强话题性只是吸引观众的第一步，还需要用扣人心弦的剧情抓住观众的眼睛。所以《消失的她》里做了很多类型化的尝试，如剧情的多重反转、绚烂的色彩表达和人物被逼到极致的精神状态。
崔睿说：“越现实的题材，我越不想用现实的方式来表现，我更喜欢用超越现实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的故事。我认为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过程，观众带着感性的冲动来观看电影，我们需要让观众沉浸在梦里，直到他们走出电影院时再理性地反思。所以我在创作中会更重视视觉语言的表达和极致的戏剧化手法，创造出一些有记忆度的时刻，给大众带来冲击。比如，我会让电影的主角成为反派，让观众有反向的情感冲击，最终留下的却是正向的情感留存。”
专业评论与大众评论的争议
如果说，电影是一座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么好的影评则是一面给创作者反馈，给观众指点迷津的明镜。
在数智时代的浪潮下，影评的门槛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参与其中。影评不再是专业杂志和主流媒体的专属领地，而是每一个观众都可以自由发声的广阔平台。媒介的转变，既促进了影评生态的繁荣和多元，却也让一小部分专业的声音被大众的声音所淹没。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在论坛上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传播渠道不是很多元化，影评更多集中发布在主流媒体上，比如《大众电影》《电影周报》《影视评论》，所以当时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的互动更密切，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能够相互给予对方灵感。但随着这些主流媒体不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评论者和创作者的关系相对减弱了，但依然有一个微妙的联系。
而如今传播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在主流媒体之外，更多的野生影评人活跃在豆瓣、小红书、B站等网络平台上。吴冠平也注册了一个豆瓣账号，他说：“我想用另一种语言来做影评。因为我发现过于学术的评论只是满足媒体的趣味，离观众很远，而网络平台上的评论则非常有意思，有的狂野，有的俏皮，对我也有启发。所以我在豆瓣上很少用学术的语言，但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两个月只有一个人给我点赞。”说到这里，吴冠平无奈地笑了笑。
对于大众影评生态的繁荣，电影媒体《深焦DeepFocus》的创始人赵晋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小红书这种表达方式更简洁的平台，把每一个人变成了影评人。”
同时他也提到不要忽视专业影评的力量。“法国有一个类似猫眼的电影票售卖APP上，有两种评分体系：一种是大众评分，一种是媒体评分。媒体评分对电影票房有决定性影响，因为观众们会去看《电影手册》等专业媒体的评价，这会让影评生态和电影口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豆瓣、猫眼都是大众的评分体系，缺少了专业媒体的评分体系。”
当专业的声音被大众的声音掩盖时，就会让一些小众的电影因为作者表达的主题较为深邃，而遭到了大众口碑的滑铁卢，从而拉低了票房。制片人杨城表示：“其实一些小众电影更依赖于影评的评价体系，影评人应该对那些没钱的电影有更多的包容度，而不是一味犀利地批判。”
同时杨城也在论坛上谈到了目前影评生态的一些缺陷，比如，有些红包影评人破坏了影评的真实性。“我们要去分辨哪些影评是收钱的，哪些是不收钱的。所以我现在反而爱看学术影评，因为这些老师不可能收片方的钱。而很多平台的评价和评分体系都被严重污染了，很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大家应该眼见为实，相信自己对电影的判断。”
除了专业评论与大众评论的争议，众多影评人也谈论到了影评的新形态。在数智时代下，影评不再局限于文字，而是可以用视频、播客等多种载体来表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刚表示：“除了书面论文之外，我会要求学生做视频论文。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电影的方式来看待电影，而且相比于文字呈现，有的学生做的视频影评会让我感觉影像对时空的呈现更加直观，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影评方式会更加多元化。”
周嘉桐作为自媒体账号《布衣探案》的主理人，在抖音拥有上千万粉丝。他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做视频影评的心得：“短视频在某种角度上和导演表达是相通的，我们希望借助电影的外壳，把自己阶段性的思考传递给观众，让观众再产生下一轮的思考。”这也是诸多博主二创的意义所在。
正是因为大众对于电影的不断讨论和关注，才造就了影评生态的整体繁荣，而非精英阶层的曲高和寡。
影评生态反哺电影生态
优秀的影评人对于电影人而言，往往扮演着诤友的角色。他们的犀利批评，虽然有时如同尖锐的箭矢，让创作者的自尊心受伤，但这种刺痛往往能促进创作者深入反思，激发出更加卓越的创作灵感。
在论坛上，《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分享道：“自己作为导演在做后期剪辑时，因为每一场戏都是精心拍摄的，所以会有一种非理性地舍不得（动剪刀）。尤其是青年创作者在创作初期时，有一种对自己作品的保护欲，会特别抗拒所有人的意见。”
为了走出自己的局限性，李睿珺在剪辑时会邀请不同领域的朋友、学者来看片，借助局外人的评价来帮自己下决心动剪刀，从而让影片变得更加精炼。
此外，李睿珺还能从影评人的评价中得到新的美学灵感，“有时候我无意识创作的东西，经过影评人的阐释，让我发现了未来的潜在可能性，也许就是我接下来要探索的美学方向。”
而《封神》《画皮2》的编剧冉甲男认为，影评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反馈。早期创作者只能依赖于评论家的反馈，但在互联网时代，呼啸而来的观众的声音就是最直接的反馈。
冉甲男说：“观众有权利通过影评表达他的情绪，哪怕就两个字，烂片。现在的电影市场环境和从前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在做项目前期开发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观众为什么要看这个故事？所以这些年我看的最多的是观众的评论。其中有一个观众评论我印象比较深，他说《画皮2》这个电影无比冗长，很多长镜头让他昏昏欲睡。这个观众的感受让我开始反思爱情这种类型的电影，也许在叙事上需要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左衡，则提出了更加先锋的观点，他认为影评应该介入到创作的最前端，从马后炮变成马前卒。左衡说：“最近两年有一部票房非常好的春节档电影，在项目开发前期就收到了一位电影理论研究者的两个建议，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建议值五个亿。”当然这样的成功案例毕竟是建立在信任和共鸣的基础上，很难推而广之。
现如今，更多影评人还是站在局外者的角度给出自己对电影的评价，他们或包容，或犀利，或深刻，或简单的评价共同构成了影评生态的多元，也最终反哺到了创作端的电影生态，启发创作者更加了解大众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