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粉丝投稿
本文节选自读者投稿的文章《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与设计院劳动纠纷一裁二审的经验分享》。
此前公众号陆续发布了投稿人在中*设计院的操蛋工作经历以及与该院的仲裁失败经验。
最近很多读者留言询问后续，我就抓紧把一审过程给改了出来（拖了近两个月，不好意思哈）。
从一审结果看：
投稿人与设计院之间的劳动纠纷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和仲裁的结果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投稿人在一审期间，自学了司法考试，诉讼经验增长迅猛，为二审反败为胜，埋下了伏笔。
注：我个人建议，与设计院发生纠纷时，还是请个好点的律师，毕竟不是谁都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设计院请的讼棍。
以下正文：
前情概要
本文主角原在某上市公司（民企）任职部门副总，因项目交集，跳槽到中X设计院三级公司担任部门经理。
在疫情期间，他作为专业负责人，奔赴海外工程现场，负责合同签订与设计进度把控。
期间历经波折，被其直属领导C和公司总经理Y长期PUA。
项目成功落地后，不但功劳被抢，还被违法裁员。
图 1 本文涉及到的公司/人物关系图
在沟通无果后，读者选择与中*设计院劳动仲裁，但由于此前没有任何诉讼（仲裁）经验，在仲裁过程中，吃了大亏：
中X设计院违法裁员的事实被仲裁庭认定，但主张的加班工资和年终奖却没有得到支持。
一、上诉
仲裁结果对K公司有利，K公司接受了仲裁，放弃上诉，但我拒绝接受，直接去法院申请立案了。
原本 ，仲裁阶段已经完成了几乎全部证据的收集和整理，一审重写起诉状，就是走个过场，但没想到法院拖了许久。
2021年10 月，我在网上立案提交诉讼材料。
法院收到材料后，退回了两次，要求对材料进行补充说明。
11 月 14 日，完成法院要求材料的提供和确认。
2022年2月16号正式立案，把法律授予的立案时间拖到了极限。
一审二审的立案日期，均拖到了极限时间
二、等待
立案后，就是漫长的开庭等待。
审限快到前（4月11 日），法庭安排了谈话， 希望双方可以调解解决问题。
考虑到此前的经历，我并没有同意。
然而，K公司的律师说她们希望我提个调解方案，他们跟公司汇报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调解。
法官以此认为存在调解可能，希望我签一个月的调解期。
考虑到法官要是能在此期间认真看看我的证据文件，多一个月就多一个月吧，我也就接受了。
等到审限又快到期时，法院安排了开庭（6月7日）。
由于双方没有新证据补充，开庭完全就是走个过场。
可是，一审法庭以案情复杂为由，又让我签了一个月的调解期！
我想着前面都签了，就同意了，而且审限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无限期拖吧！
三、敷衍
延长了一个月的调解期后，我打电话给法院，法院说在研究案情。
直到审限又快到期，才打电话问我，之前寄送证据材料的邮政快递单号是多少，他们没找到！
出一审判决书的前 2-3 天，法官又打电话跟我确认我证据里一个词语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审限最后一天的晚上十点，给我发了一审判决书。
一审判决书的内容基本就是照着仲裁裁决书抄的。
至此一审结束。
一审过程中，我向法院书面提交了《证据调查申请书》，希望 K 公司可以提供仅由其掌握的打卡记录和企业微信聊天记录。
因为打卡记录清楚记录了我每天在哪儿工作的，但是 K 公司以记录太多不便提供为由拒绝了。
按照法律要求，仅由公司掌握的证据，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是需要承担不利后果的。
公司就用“数量太多”这种 理由拒绝提供，是不是太儿戏了？
可惜，最终小丑还是我自己，法院依然要我自己提供证据去证明我有在工作。
四、失望
在一审判决下来之前，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提供的证据足够有力，其中几段录音中领导 C 亲口承认了加班和节假日工作情况。
领导 Y 也亲口说“算上海外项目的出差补贴，你算算你拿了多少！”
公司提供的证据上连个手写签字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和同事敢给这些证据“保真”。
公司提出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那个所谓的“绩效制度”，PS了两个签名。
仅由公司掌握的打卡记录和工作记录在我提出要求以后，他们也以一个非常可笑的理由拒绝提供。
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没想到法院会判出这样的结果。
等待过程中，我看了不少司法判例，觉得自己的赢面挺大。
就算无法拿到全部主张，但是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大的偏差应该不会有。
事实证明，我天真了！
五、学法
一审期间，我开始恶补法律知识，学习司法考试。
只可惜，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客观题部分只考了 179 分，而上海地区司法考试的及格线是 180 分。
此外，因为觉得K公司在法庭上提交的证据太假了，我找了一些资料学习证据鉴定方面的技能。
正好遇到司法鉴定院组织了一次司法鉴定研讨会，就去参加了一下。
六、反思
事后，对一审判决进行分析，如下几个问题实在让我如哽在喉：
1.举证责任的认定上“捣糨糊”
一审判决书上说，我需要进行举证，如果不能举证，需要承担不利后果。
但是“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怎么只字不提了？
我已经举证了公司掌握了打卡记录，我也举证了公司掌握企业微信记录，企业也承认了自己掌握这些文件，只是因为数量太多不方便提供。
法院还让我举证我不可能掌握的证据并承担不利后果，这就太 CD了。
2.考核制度在认定上“瞎胡搞”
我入职时，公司并没有薪酬管理制度。入职一年后，公司才从外面抄了一些回来让我们看。
仲裁时我就已经打不开企业微信了，但我依然很诚实的确认了我见过这个制度的征求意见稿。
但征求意见稿毕竟不是生效文件啊！
一个考核制度只考核公司的基层员工，制度把员工超过一半的工资划入由领导任意评价的“绩效工资”。
这种制度完全没有经过民主决策怎么就生效了呢？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提的意见呢？怎么就恰好在给我发工资的前两天就生效了呢？
公司制度连个公章都没有盖，就靠一个领导签名的PS印记就生效了么？
这些问题，法院全部忽略，反正你看过这个制度的征求意见稿，反正公司发给过你，所以这个制度对你就是生效的。
制度指定的“民主决策”和“程序正义”什么的，不存在的。
3.一审法院做了有罪推定
“证有不证无”是重要的逻辑概念和司法概念，是“疑罪从无” 的体现。
K 公司都没有发给我年底这部分工资，我怎么去证明这部分钱是存在的呢？
我跟K公司的劳动合同上没有写明工资数额和发放形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工资标准的，以该约定为准。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 集体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均未约定的， 按照劳动者申请人正常劳动实际发放的工资标准工资确定”。
我在一审诉讼中要求的数字是 2020 年的年工资水平。我已经举证了2020 年的工资发放数额和发放形式，举证了 2019 年的工资发放数额和发放形式。
2021 年我冒着疫情风险去海外签了合同回来， 就算公司要降我的薪，至少要跟我说声吧？
公司拿不出跟我沟通降薪的证据，我已经退而求其次，以 21 年的收入水平进行要求了（19 年的数字更高）。
公司用莫须有的“绩效评分”给我降薪 50%， 这合法？法院是让我去证明这笔没有发生的工资是应该存在的 么？
4.一审法院在假期加班和疫情防控政策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出差执行工作任务的劳动者，因疫情防控未能及时返京的工作待遇，用人单位按照正常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支付”。
一审法院你自己也说了，我不能返京是“因疫情原因”啊！
北京高院发的文件是 XXXX 么？
我提交的证据已经显示了我在隔离期间正常提交了工作成果，直到被通知裁员的当周还在通知我参与海外的项目例会，你要我怎么证明公司给我安排了工作？
5.证据认定上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举证责任认定错误
我提供的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中，领导C亲口承认了我们在海外项目上是每周工作6天，还需要我提供每个周六的工作记录么？
每周六的工作记录在K公司所掌握的企业微信上啊！
我的证据证明了我的工作是通过企业微信提交的，企业也承认自己有企业微信的聊天记录，但是他们不提供。
企业不提供仅由其掌握的证据，不需要承担不利后果，反倒需要我证明我“每周六”都在工作证据。
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认定跟周末加班认定一样，所有的加班记录都在 K 公司手上。
6. 法律适用错误
一审唯一坚持的结果就是维持了这个违法解除的定性。
但是在计算2N的赔偿上，还是按照月发的基本工资进行的计算。
判决书里所写的加班工资一毛钱都没给我算，所谓的年终奖也就是工资条上不到 10%的“意思意思”。
好在二审的时候，二审法院纠正了这 个计算方式，把我海外项目的出差补贴计算进来了，好歹给我算了个差不多拿回2021年欠发工资的数回来。
一审的结果打破了我对司法公正的期望。
如果仲裁有“捣糨糊”的成分，司法审判这种本应该很严肃的事情，怎么看起来有“应付工作”的成分。
忽悠我配合着走完流程，让我给他们最大限度的审限时间，最后给我个捣糨糊的结果。
以上，就是投稿人与设计院之间的一审全过程。
反思部分有些长，看得出来，投稿人的法律知识已经猛涨。
说出来也是无奈，明明一个工科毕业生，本以为搞好技术就能养家糊口，没想到最后被垃圾设计院逼着学了法。
简单透露一下后续，该投稿人利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举证了设计院关键证据造假，不但绝地反杀，拿到了大部分赔偿，还有一定概率把虾鸡8搞的领导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