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共中央决定由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负责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实现上海的重建。
陈毅上任后马不停蹄，立刻就为战后的恢复工作开始了奔波劳碌，可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急电。
电文中写到：陈毅市长，我深知君之忙碌尤甚，然仍要拜托代为查找李静安同志的下落，烦请您务必要找到他，无论生死。
陈毅看完电报后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当即向李克农回电表示愿意帮忙，在处理完手头的急事后，随即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全力寻找李静安的下落。
当时北方初定，上海也刚刚解放，李克农和陈毅二人责任重大，每天都需要处理非常多的急务，为此经常工作到半夜，连一点空闲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可李静安究竟何许人也？他为何能够得到李克农和陈毅两位我党高层领导的重视？上海市公安局最终有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呢？
其实，李静安就是我党著名的红色特工李白，静安是他的化名，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一部电台说起。
“电台重于生命”
李白，原名李华初，于1910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白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在他8岁时被父亲送往私塾念书，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正在上学的李白几年后家中突遭不幸，他的母亲因病离世，作为家中长子的他被迫辍学，从小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因为饱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李家生活极为困顿，家中常无隔夜之粮，父亲难以养活他们兄妹三人，无奈之下就将13岁的李白送到了镇上的一家染坊当学徒。
当时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湖南各地正在毛泽东等党员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年幼的李白深受鼓舞，于是便主动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参加宣传工作。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豁然开朗，各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李白年纪虽小但表现十分突出，在1925年就以15岁的年纪破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李白加入我党后更加努力，常常跟随组织一起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行动，可就在农民运动席卷湖南之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农民运动也随之陷入了低谷。
然而有着坚定信念和革命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救亡图存的希望，并不断为之奋斗，李白亦是如此。
在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那段时间里，李白转入地下，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同志，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暴动，一刻也没有停歇。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地区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李白当即参加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后来和毛泽东一起上了井冈山。
起初，蒋介石对盘踞在井冈山的我党部队并不在意，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我军南昌起义的部队上，然而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战士连战连捷，后又和朱德成功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空前扩大，从此成为蒋伪政权的心腹大患。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民党军对红军部队发动了多次围剿，而就在1931年初的一次围剿中，我军成功缴获了一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台，随即成立了无线电培训班。
李白因为年轻学习能力强而且工作积极认真，便被组织上选派到培训班学习，开始了与电台的首次接触。
或许连李白自己都没有想到，当看到电台的那刻，他心里有着一股难以言说的亲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李白凭借着惊人的天赋和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无线电通讯人员。
1934年10月，苏区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进行长征，李白此时担任红五军团电台台长，因为当时部队电台急缺，他被安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以保证安全。
就这样，李白和无线电队的战士们用肩扛手提的方式带着发报机、蓄电池等电台的零件随队出发了，路上不仅要面对敌军从地面的围追堵截，还要时刻警惕飞机的轰炸，环境十分险峻。
李白深知电台的重要性，出发之前就向大家提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长征路上，他冒着枪林弹雨的生命危险，临危不惧，多次从容地完成了发报任务，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后，李白前往抗大继续深造，不久就成为了我党无线电领域内的翘楚，同时被任命为电台政委。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军从南北两路对我国领土发起了大举进攻，不久上海沦陷。
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一致之后，红军改变为八路军奔赴了抗日战场，此时刚从抗大学成的李白同样跃跃欲试，随时做好了开赴前线的准备。
可就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来到了他所住的窑洞，王诤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李白同志，考虑到你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能够精通电台使用的战士，组织上决定派你前往上海敌占区执行秘密潜伏任务。”
李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果断答应了组织的安排，尽管王诤来之前还想着争取他的意见，毕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办事确实十分危险。
就这样，李白化名李霞，在沿途地下党同志的护送下前往了上海。
没有硝烟的战场
1937年10月，李白顺利抵达了上海，几天后就见到了时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李克农，两人刚一见面就相谈甚欢，并在接下来长达十几年的共同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使得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面目全非，除了洋人的租界以外，其他地方都变成了一堆废墟，上海百姓在日寇的蹂躏下流离失所，生活艰难。
因为彼时上海已经沦陷，李克农为了保护李白的安全，便凑钱在法租界霞飞路148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供他栖身。
初到上海的李白显得与这座魔都格格不入，过惯了贫苦生活的他哪里受得了上海的灯红酒绿，面对组织上提供的优厚待遇，李白开始心生愧疚。
一次，和李克农汇报完工作以后，李白当即向他表示道：“克农同志，我这几天实在受不了这里的生活，你还是向组织上申请换一个人来吧，我想去前线打仗，天天在这里吃好的喝好的，这让我实在过意不去。”
李克农听后笑着说道：“李白同志，给你的特殊照顾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不要以为现在很安逸，以后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不比在前线少，这里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李白听完李克农的话这才放下心来，为了让他尽快适应上海的生活，李克农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教李白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学着做一个“大少爷”，很快李白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1938年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电台终于架设完成，李白打开了开关，戴上耳机，用手仔细搜索着延安的信号。
“通了！通了！”十几分钟以后，李白高兴地喊道。
日军占领上海以后，为了肃清残留的抗日力量，专门成立了特务组织特高课，加大了对上海来往人员的监视。
为了避免暴露，李白经过一段时间内的努力，主动利用手中仅有的几个简陋工具，调低了电台的功率并且选择在半夜12点以后发报，因为自己住在法租界，日军电讯处的探测车离得比较远，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李白在上海公开场合的身份是一位富商家的学生，但却是单身，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1938年4月，李克农安排一名叫裘慧英的同志和李白假扮成夫妻，共同完成工作。
裘慧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在上海是一名从事工运的女工，和李白假装结为夫妻的时候才21岁。
李白早在之前就听说组织要给他找一个对象假扮夫妻，可没想到她竟是如此年轻，所以在刚“结婚”那天的当晚，李白就嘱咐裘慧英道：“一旦被捕，绝不能使党的利益有丝毫损害，不能连累任何同志”。
裘惠英起初也不理解组织上为什么派她来和李白假扮夫妻，因为在这里丝毫没有任何工作，只是单纯地吃喝玩乐，为此她多次请求组织上能让她回去继续动员工人抗日。
几个月后，组织上批准了裘惠英的请求，可此时的她却反悔了，表示愿意留下来陪李白一起工作，并高兴地对组织说：“我不走了，哪里也不去了！”
原来通过日复一日地相处，裘惠英多次见到李白深夜发报时的模样，还不时听到楼外的警报声和日军巡逻的声音，她深刻体会到了李白工作的危险性，裘惠英决定留在这里陪着他一起工作。
两人在工作中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秋，在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后，李白和裘惠英正式结为了革命伴侣。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日军公然走进了法租界，开始加大力度搜寻租界内潜藏的“抗日分子”。
李白得知日军占领租界后，没有选择撤退，而是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向延安方向传递情报，裘惠英也一直陪伴着他，并表示与之荣辱与共。
1942年9月的一天，几个日本宪兵突然冲进了李白的家里，此时李白正在楼上发报，裘惠英在楼下看到闯进来的日本宪兵后，当即高声朝着楼上大喊。
李白知道事情不妙，赶紧销毁了往来的秘密文件，并在极快的时间内把最后一封电文发了出去，电文的最后李白加上了“再见”、“再见”、“再见”……
随后，日军冲了上来，把他连同裘惠英一起抓进了监狱，李白知道自己这次可能无法活着离开了，此时的他望着眼前的妻子心里满是愧疚。
但尽管如此，为了革命大局，李白还是担心妻子经受不住严刑拷打而供出组织的信息，在被押解的路上，李白趁日军不注意，悄悄地和妻子说道：“牺牲事小，革命事大，一定要保守党的秘密”。
裘惠英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李白夫妇被关到监狱以后，敌人对二人用尽了酷刑，夫妻身上皆是血迹，触目惊心，但他们两个无一屈服。
日本特务见一起用刑不成，便把裘惠英拉开，转而继续拷打李白，不仅如此还让裘惠英站在旁边看着，以达到让其崩溃的目的。
特务们用上了辣椒水、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李白的腿被打断了，指甲也没有了，身上的衣服和血肉紧紧粘在了一起，但纵使日军如何逼迫，他始终都没有说出一个关于我党的秘密。
可一旁的裘惠英亲眼看见丈夫受此酷刑，她怒吼着：“你们这群畜生！快住手！不要再打了！”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李白见状赶紧朝妻子递了一个眼神，裘惠英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经过两个月的关押和毒打，日本特务始终没有查出李白夫妻是抗日分子的确凿证据，后来在打入敌人内部情报人员许彦飞的帮助下于6个月后被保释出狱。
此时的李白早已遍体鳞伤，组织上建议他前往延安后方进行休养，可李白依然果断地回答道：“我愿意继续留在这里为组织传递情报，因为没有比我更了解这里情况的了。”
裘惠英也没有走，因为上海战事吃紧，两个人暂时前往了浙江避难，在那里，裘惠英用心照料着李白，二人形影不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养好身体的李白又带着妻子一同回到了上海，继续参加工作。
次年6月，内战爆发，在李克农的直接指挥下，李白再次在上海潜伏下来，并且化名为李静安。
解放战争前期，战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南方我党的部队很少，而上海作为蒋伪政权的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更是备受重视，大批特务聚集在了上海。
身处敌人腹地而外无援军，李白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即为了救国，不怕牺牲，坚决服从命令。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的失败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解放战争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而此时的李白也更加忙碌，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传递打入敌人内部的人员用生命送出来的情报，他日以继夜地忘我地工作着，期待着黎明的到来。
然而尽管李白已经隐藏得天衣无缝，可长时间的发报还是让敌特有机可乘，他们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追踪设备，并且采取分区断电的方法，最终还是锁定了李白的住处。
1948年12月29日深夜，一群特务冲了进来，可李白丝毫没有慌张，他像往常一样冷静地发着昨天送来的情报，直到敌人上楼的那一刻……
李白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正准备对他进行拷问时，掀开了他的衣服，发现了道道疤痕，原来这是上次日本特务留下的，可国民党特务还是没有手下留情，再次毒打了李白同志的身躯。
可无论敌特如何逼迫，李白都一口咬定一切事情是自己所为，用生命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密，为我军日后成功解放上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9年5月5日，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了“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密令，两日后李白被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秘密杀害，年仅39岁。
就在牺牲前不久，李白在牢中找机会给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书中写道：
慧英：
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字 四月十二晚
“008号”电文
1949年5月27日，经过16天的激烈战斗，上海成功解放，为了稳固民心和上海的形势，第二天一早党中央经讨论决定由陈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上海市市长，维护治安。
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听到上海解放后，立刻想起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好友李白，但由于自己在北平实在抽不开身，便立刻给陈毅发去了一封电报，请他代为查找。
此时的陈毅正为了众多的战后遗留问题忙得焦头烂额，但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还是答应了李克农的请求，因为早年间陈毅也在敌后进行过几年的游击战争，他深知潜伏人员是多么的不容易。
1949年6月17日，陈毅以军管会的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去了“008号”电文：兹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在全市内组织警民共同寻找，这时候就再次印证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仅仅三日后，公安就在群众的帮助下，于浦东杨思地区戚家庙后面的一处荒地上发现了李白同志的遗体。
公安局局长随即找来了李白同志的妻子裘惠英前来确认，因为距离李白同志被害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裘惠英一眼就认出了身上穿着破烂衬衫的丈夫，因为他的背上依然伤痕累累。
裘惠英想起了一个多月前丈夫托人寄给自己的那封信，本以为现在解放了就能一家团聚，可没想到丈夫早已离她而去，顿时瘫倒在地，放声痛哭，而此时他们唯一的孩子才刚刚五岁。
远在北平的李克农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内心凄怆不已，日后每每念及，常再三叹惋。
后来，李克农在上海调查期间亲自到万国公墓为李白烈士扫墓，并且亲切地接见了裘惠英母子，在临行之时反复嘱咐他们母子二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克农的建议，以李白同志为原型拍摄了著名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把默默无闻的英雄事迹搬上了荧屏，以此表达对敌后战线革命先烈的无限敬意，并时刻教育着祖国的下一代。
2009年9月，李白同志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李白同志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