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14日傍晚7点左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手拎着花雕酒出现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门口，特意登门为他祝贺八十大寿。
他叫熊瑾玎，在党内被称为“王牌特工”，看见手拎花雕的总理他不禁潸然泪下。
熊老接过花雕酒，抽泣着表示感谢：“总理，谢谢您的关心！”
周总理笑着回应：“您年纪大了，喝花雕酒好一些，身体最重要啊！”
周总理还带来了一封信作贺礼，信中写道：“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位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熊老到底为革命作出了什么贡献，能得到周总理如此的信任？
熊老和周总理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深情厚谊，让连自己的生日都顾不上过的周总理，能特意为他祝寿？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熊瑾玎虽然名气不大，职位不高，但他不仅能让周总理亲自登门贺寿。
毛主席、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都会尊称一声“熊老板”，称他的太太朱端绶为“老板娘”，也有人称熊老为“红色管家”，如此礼遇，恐怕在党内也能算是独一份了。
事实上，周总理不止一次拜访这位老同志、老战友。
1973年，在熊瑾玎87岁高龄时，住院病危到不能说话，周总理听说后心急如焚，立刻指示让自己的医生前去会诊。
彼时的周总理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也做了大大小小几次手术，但他还是拖着病重的身体亲自去医院探望。
他拉着熊老的手，看向曾经的“老板娘”朱端绶：“熊老没留给我什么话吗？”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是熊老弥留之际写在小纸条上，托夫人转交给周总理的，期盼着他的老战友能够永葆健康身体。
可不幸的是，1973年1月24日，熊老逝世，享年87岁，周总理得知噩耗后，又转托邓颖超前去慰问。
熊瑾玎这一生，可以说一直在和钱打交道，他把挣钱当使命，用钱打仗，但也正是钱的考验，更突出了他能力出众、为人敦厚、人品高洁。
能力出众，把挣钱当使命
在熊瑾玎成了老板之后，彼时年轻的周恩来是熊瑾玎的顶头上司。
1928年，组织安排熊瑾玎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党中央分配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
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任，熊瑾玎凭借经验、多方奔走寻找，终于在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的天蟾舞台后面找到了一所两层楼房，作为我们党中央联络的秘密地点。
为掩人耳目，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商号”的招牌，荣升“老板”。
“福兴商号”不仅能筹措经费，它更可以掩护假扮成客人进出的中央领导，可当年已经有四十多岁商号老板身边无妻无儿，很容易引起怀疑。
为了帮助“熊老板”营造一个真正的生活环境，也为了更好地掩护他，周恩来又调来一个“老板娘”。
她比“老板”整整小了22岁，私下里大家都叫她“朱妹妹”，也许连熊瑾玎也没想到，只有19岁的朱端绶会成了他真正的老板娘。
对于那段尘封的往事，“老板娘”朱端绶在自传中提到，福兴商号对外是布装，楼下经营生意，楼上就是党中央办公和开会的地方，楼上楼下加起来共三间房。
他们虽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但实际上，两人在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中，情谊日增。
这一切细微的变化都落入他们的直接上级周恩来的眼中，率先帮两个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周恩来不失幽默地表示，虽然他年龄大，但革命的心可是年轻的，并且也称赞两人般配，如果可以成为真的夫妻，一定会对党的事业帮助很大。
关于这一段，朱端绶在自传中也有记载，他感觉到老板对他的一往情深，此时又有身为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推波助澜，也因为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3个月，她看到和了解到的熊瑾玎，是那样的品德高尚、人品贵重，她被这样成熟稳重的“老板”深深吸引。
所以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1928年中秋节，两人摆了一桌喜宴，开启了一段美满姻缘，留下了一段佳话。
从此后，这间开在上海弄堂里的“福兴布庄”门口，经常出现老板娘抱着孩子在门外玩耍（中央领导会议中），她的孩子也会在适当的时间（中央领导会议结束后），哭一哭闹一闹，营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熊瑾玎的悉心筹谋下，三年多时间内党中央机关的财务和开会的安全均得到保障。
没有硝烟的战场更可怕
熊瑾玎和朱端绶虽没有上前线杀敌，正面面对战争，但是他们革命的环境真的和前线一样凶险，甚至更加残酷。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机关被迫搬迁，熊瑾玎也短暂地离开上海工作。
次年回到当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和妻子一同入住中央交通机关，继续秘密开展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1933年4月8日，熊瑾玎不幸被法国巡捕房的特务抓捕。
熊瑾玎被捕后，当时只有25岁的朱端绶想尽各种办法营救，找知名律师帮忙打官司，甚至找到了宋庆龄。
朱端绶来到监狱探望丈夫，没想到在候审室门口，叛徒徐锡根指认她是共产党，也被关押了。
只有二十多岁的朱端绶沉着冷静，她一面谎称自己是熊瑾玎的表妹，一面叮嘱探视的律师转移材料。
夫妻双双身陷囹圄，特别是熊瑾玎更是面临死刑的指控。
在狱中，熊瑾玎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未曾泄露半点机密。
最终在宋庆龄等人的营救下，朱端绶被监禁了8个月后无罪释放，熊瑾玎也被从死刑改判了8年徒刑。
在受了4年多的牢狱之苦后，1937年9月，熊瑾玎被保释出狱。
一千多天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没有击垮熊瑾玎夫妇的斗志，他们互相看着双方饱经沧桑的脸庞，没时间儿女情长，熊瑾玎第一时间联系组织，要求重新战斗。
1938年1月，熊瑾玎临危受命，开启了他为党的宣传工作，《新华日报》总经理一职，在当时熊瑾玎再合适不过了。
国民政府虽然允许出版《新华日报》，实际在操作上却是千方百计封锁阻挠。
报社的同事们评价熊瑾玎，“报社可以少了任何人，唯独不能缺了他。”
《新华日报》创办之初，从工具器械采购到募集资金，再到报社的发行经营，大事小事都需要熊瑾玎亲力亲为。
熊瑾玎运作后日报的订户迅速升至5万份，与《大公报》并驾齐驱，再到压倒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连报童都故意以“新华扫荡中央”———这一“三报并叫”的方式，隐喻共产党的报纸扫荡了国民党的大报。
甚至当时流传一个说法，蒋介石每天上班前都要看《新华日报》，从不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许他清楚自己的报纸谎话连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熊瑾玎经营的《新华日报》受欢迎程度。
随着《新华日报》越办越好，真正达到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编得好、印得清、发得早”。
对党绝对忠诚，过手千万财，绝不占分毫
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期间，熊瑾玎经手的钱款可以说不计其数，可他家里却一贫如洗。他们的三女儿出生，几个月大的时候，受寒患了肺炎，熊瑾玎夫妇心急如焚，连夜抱去医院，可医生开口就要十块大洋。
十块大洋对于“红色管家”来说也是拿得出的，但那都是党的经费，不能动，夫妻二人只好抱着高烧的孩子回到报社，可怜几个月大的孩子就这样匆匆离开了人世。
熊瑾玎夫妇先后生过5个孩子，5个孩子都是在做地下斗争时生的，由于当时的工作环境紧张、条件艰苦，所有小孩生下来，朱端绶几乎都没有奶水喂养他们。
他们基本都是寄养在姨妈家的，其中三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最大的女儿在31岁死于心脏病，最后陪在熊瑾玎夫妇身边的只有他们的二女儿熊畅苏。
在熊老80大寿的寿宴上，周总理也曾提起了这些往事，这时候的他们仿佛不再是英勇无畏的革命家，他们只是垂垂暮年的老者，思念在那个特殊年代下不幸早夭的孩子们。
抗战胜利，我们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新中国诞生了。
建国后，熊瑾玎担任起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 ，从事福利工作直至年高体衰才休息。
熊瑾玎夫妇作为党内的高级干部，以他们的资历和贡献，行政级别自然不低，但他们夫妻二人几乎没有存款。
战争年代，熊瑾玎夫妇竭尽全力为党筹措经费，一生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建国后，他们每月领完工资，留在最基本的生活费，所有剩下的钱都被他们包成一个个小纸包，寄回家乡，资助有望成才的贫困学生。
不仅如此，熊老还会亲手为他们制作小卡片，写上语重心长的话，鼓励他们埋头苦干，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只有拥有这样高尚品德的人，才配得上周总理那句“最值得信赖”。
入党虽坎坷，信念却不变
讲了这么多熊瑾玎的贡献，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初追求真理的路上，因为一句话、一个观点，被很多人误解。
1886年，熊瑾玎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医世家，10岁入私塾，接受过传统的旧式教育，青年时期又入徐特立等人开办的师范速成班，新思想在他年轻的血脉中扎根。
1918年，熊瑾玎加入新民学会，不仅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的务实思想，为革命初期党内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熊瑾玎与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人家冲冲杀杀、横刀跃马，而他则以其务实的态度创办经济实体，为革命积蓄更多经费。
熊瑾玎说：“我觉得要做事，就要有钱。”
因认识上的分歧熊瑾玎没有加入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但由于他稳重的办事风格在组织中常常分担筹款事宜。
1921年夏，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便是由熊瑾玎筹措旅费，他硬是从经商的结余中挤出了2万大洋给毛泽东。
北伐战争中，他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处长，受托向工会和农民协会提供活动经费。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活动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拨给。
中共中央虽然从国际上得到一些经济支援，却远不能满足国内斗争的需要，供应渠道还常遭阻断。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熊瑾玎虽未上阵杀敌，手刃敌寇，但他做的事情是我们革命前行的基石。
1924年到1927年，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但在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熊瑾玎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结语：
“王牌特工”熊瑾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坎坷和辉煌，他和敬爱的周总理一样，把他的全部光和热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无愧于周总理的信任和器重。
感谢我们无数的先烈，“求真理、闹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了红旗下幸福的日子，我们要时刻铭记历史、永远致敬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