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陆续有朋友发来内容类似的信息：“你不是见过‘中国首父’徐波吗？怎么看他被前女友骗走几亿这件事？”
确实，从昨天看到徐波老师在微博上描述他和前女友汤某的恩怨纠葛，我脑中马上就浮现出一幕很具体的画面——因为我和徐波老师以及这位汤女士，确有过一面之缘。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徐波老师和他的女友汤女士。
那时徐波老师的网名还叫做徐宥箴，也尚未因发表“广征孩子妈繁衍优质基因”而爆红，但通过那次短暂的接触，我发现徐波老师是一位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当时就隐隐预感到，徐波老师迟早要栽跟头……
所以你以为我要开始讲八卦了？
怎么会？我毕竟是个科普博主，想要听八卦的朋友，不好意思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知道一位科普博主谈“预感”是很不科学的，但我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虽然在见面之前，徐波老师在网络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科学素养，也是一位热心的科普支持者，但通过与其沟通，我发现他对于演化论的理解并不准确，仅限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的层面。
徐波老师认为：作为一名百万里挑一的顶级精英男，如果自己的优秀基因不能被大量复制、繁衍，将是整个国家甚至人类的损失。（大意）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知。
需要声明的是，我对徐波老师无恶意，本文只讨论其言论和观点。
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下简称社达），是指由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学流派。该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社达派学者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适应当前环境的优胜者才能生存，不适应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
奠定社达理论基础的重要人物包括马尔萨斯、赫伯特·斯宾塞和弗朗西斯·高尔顿等。
从左至右：马尔萨斯、赫伯特·斯宾塞、弗朗西斯·高尔顿
马尔萨斯是名著《人口学原理》的作者，他本身并不算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前二十多年就去世了。但是，马尔萨斯的一些重要观点，为后来赫伯特·斯宾塞的社达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尔萨斯认为：
“ 人口可能呈指数级增长，而食品供应或其他资源则呈线性增长，最终大量人口会因为粮食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死亡。”
这一理论被称为马尔萨斯灾难（也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上，赫伯特·斯宾塞创立了“进化进步主义”，在他的著作《进步：法则和原因》中，首次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生物学引入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
社达对近代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著作《演化论与伦理学》，译本在国内叫做《天演论》。然而严复并不是严格按照原著进行翻译的，他在译本中加入了斯宾塞的社达学说，将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引入至人类社会。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梁启超也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清议报》发表文章《自由书·豪杰之公脑》指出：“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
一时间，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成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除了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达尔文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在“演化论”基础上，结合对人类社会的映射而生的“优生论”，也被后世的社达主义者奉为圭臬，他认为：
“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
显然，徐波老师正是“优生论”的忠实拥趸者，所以他才会满世界地寻找“优质女性”为他大量生儿子。
虽然名称里有“社会”二字，但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却往往具有反社会特征。
比如徐波老师就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若有一个按钮，我按一下全世界就会死30亿穷人，我会毫不犹豫的（应为地）按。”
与很多社达主义者一样，对自身“优秀基因”病态般迷恋的另一面，是对“低劣基因”的极度蔑视，甚至仇视。
灭霸虽然也志在消灭宇宙中一半的人口，但他的初衷是为维护“宇宙生态平衡”而进行“随机杀戮”，并非对这一半的人怀有恶意——所以，和声称要毫不犹豫消灭30亿穷人的社达主义者相比，灭霸这样的宇宙级恐怖分子是不是都显得慈眉善目了？
徐波老师并非个例，他没有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善良厚道”，而是因为手中没有权力。
试想，一个奉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以“优生论”为治国理念的社达主义者，如果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将会做出怎样的行为？
答案呼之欲出。
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人，因为坚信“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民族，理应在全世界拥有高人一等的生存权，于是，在他获得权力、成为纳粹德国的领袖之后，用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为争取民族利益而发动的世界大战，践行了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为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近现代社会中的权威主义、优生学、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说到这里，相信有人会问：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不就是生物间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吗？既然生物界如此，同为生物的人类，难道不也应该具有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吗？
这种看法，在社达主义者中非常普遍，然而，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际上是一种对演化论的误读。
首先，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你死我活的“黑暗森林”，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动物之间，社会化协作能力越强的，生存能力也就越强；反之，那些鼓吹优胜劣汰、与全人类为敌的社达分子，最后也都是以失败告知。
其次，在今天的社会，对生物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用“演化论”取代曾经的说法“进化论”，这并非咬文嚼字——从生物学层面，物种的演化是随机性的，并不存在所谓的高低、进退。
我们知道，生物的演化，实际上是来源于物种在繁衍后代时，因肧系细胞DNA错误复制所造成的突变，这种突变完全是随机、非定向的，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是否适应于当前的环境。
最能够说明问题，也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莫过于黑白桦尺蛾的故事。
如果问你，黑色的桦尺蛾和白色的桦尺蛾，哪个更优秀？
如果你没有听过下面这个故事，可能难以判断。
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曼彻斯特，有人发现白色的桦尺蛾越来越少，而黑色的桦尺蛾则越来越多。
研究者发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业污染使得白桦树树干被熏黑，白色的尺蛾停留在树干时，容易被鸟类发现并吃掉，而尺蛾中变异为黑色的那部分，则因为更加适应整个被煤烟熏黑的环境而获得了生存优势。
然而，在后来当地的工业污染得到控制，环境逐渐恢复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这时，白色的桦树干成为了白色尺蛾的“保护色”，而黑色的尺蛾，则因为与白桦树干的鲜明对比，而成为了鸟类的盘中餐。
所以你看，白色的尺蛾与黑色的尺蛾，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优秀，而是谁比谁更适应当时的环境而已。
另外一个例子，体型较大的动物更有优越性，还是体型较小的更有优越性？
这同样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在缺乏食物的严酷环境中，体型较小的动物因为消耗食物更少，而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而体型较大的动物则更容易被饿死；相反，在食物充足的环境中，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会因为更强的掠食能力，更具备生存优势。
具体到我们人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自己“喝凉水都会长胖”，对那些怎么吃都不胖的人羡慕不已。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吃饱穿暖，其实也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自人类诞生以来，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食物稀缺的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体储存脂肪的效率越高，生存能力也就越强，但如果出现一些天灾人祸导致环境恶化、食物再度稀缺，这种当前困扰你的“肥胖基因”，在那时也许会救你一命。
此外，基因的过于单一也不利于物种的长期繁衍，比如在曾经长期和欧亚大陆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因为基因过于单一，导致对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病毒毫无抵抗力，无数印第安人死于瘟疫。
作为对比，在刚刚过去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人对于新冠病毒的抵御能力是不同的，有人被感染后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有人症状虽然严重但并不致命，有的人症状轻微，而有的人则是无症状感染者。
对病毒抵抗力的不同，源于基因的多样化，而非财富的多少与地位的贵贱，这和你是英国女王，还是街头乞丐，毫无关系。
所以，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说，增加人类的基因多样性，是更有利于人类长期生存繁衍的途径；反之，过于追求所谓的民族纯粹化、单一化，反而会削减其生存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社会上那些热衷于独立起源学说的，鼓吹“皇汉论”的，本质上也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样的思维认知不但极为肤浅，且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
回到徐波老师的故事，我之所以说当时就预感到他要栽跟头，原因在于：徐波老师在开发游戏赚钱方面固然是个天才，但他的女友汤女士，在某些方面的智慧并不在他之下，而徐波老师因信奉社达主义导致对自身智慧的过度自信，使他低估了汤女士……
我知道，关于我说徐波老师是个“受害者”，有人会表示反对，理由是：你算老几？也配说徐总是受害者？就算徐总被坑了几亿，剩下来的几十亿也是你几十辈子都赚不到的。
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我想象出来的，而是网络上普遍为大款维护的标准说辞，因为在他们眼里，有钱等于优秀，等于幸福，甚至等于在所有方面都优秀，都幸福。
这样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这样的人，早晚也会沦为这种价值观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