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毛新宇与妻子刘滨乘坐飞机前往了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探望一位革命前辈。专车在机场等候多时，然后将二人带到了一个老式小区。
新世纪的上海高楼林立，闪烁的霓虹灯令人流连忘返，这座老式小区埋藏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之中，一砖一瓦都在诠释这座城市的沧桑。
毛新宇轻轻的敲了敲门，护工十分有礼貌的把他们请进了屋中。小区虽说老旧，但房间里却十分整洁，毛新宇清晰的看见，柜子里还有几枚军功章。
一名白发老人拄着拐棍缓缓的从卧室中走了出来，毛新宇走上去搀扶着老人：“您是我们毛家的大恩人，毛家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老人目不转睛的看着毛新宇，双眼湿润。她当时已经年过九十，许多记忆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忘，但当她见到毛新宇的那一刻，依然能够回忆起那段英勇的故事。
年幼丧母的三兄弟
1930年10月14日，杨开慧秘密返回板仓，执行联络任务。此次返乡前，杨开慧已经很久没看见三个孩子了，所以杨开慧这次回乡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见见自己的孩子。
毛岸英、毛岸青看到母亲到来后十分喜悦，一头扎进了妈妈的怀抱。三弟毛岸龙还在襁褓之中，但见到熟悉的面孔，嘴角也露出了微笑。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向振熙说：“已经不早了，要不干脆就住在这吧。”
杨开慧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警惕性异于常人，她回答：“妈，外面到处是眼睛，我不能连累你们，今晚我必须要去一个隐蔽的地方睡觉。”
即将分开时，毛岸英伤心的流下了眼泪，哪个当儿子的不希望母亲多陪自己一晚呢？
无奈之下，杨开慧说：“岸英，你可以跟我走，但第二天早上你要自己回到外婆家中。岸青，你留下来帮外婆照顾岸龙，如果都跟我走，恐怕敌人会发现，过几天妈妈再来看你。”
毛岸青懂事的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目送母亲离去，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与母亲相见的最后一面。
母子二人的行踪被板仓的一个叫范觐溪的地痞流氓发现，为了得到悬赏的大洋，范觐溪将杨开慧藏身地点告知了当地的特务组织。
当天晚上，几十名特务便将杨开慧的住处团团围住，特务们窃窃私语的声音惊动了杨开慧，她用手指将窗户纸捅破了一个洞，只见月光下有几个黑影在院子里来回窜动。
“赶快带着岸英从后门走，我帮你拖住他们。”杨开慧叫醒了保姆陈玉英，陈玉英抱着睡眼惺忪的毛岸英向后门走去。
但是，正当陈玉英打开屋门时，一把手枪顶在了她的额头上，几个特务也踹开了正门，一同将杨开慧按在了地上。
“毛太太是吧，跟我们走一趟吧。”特务头子吩咐手下将三人绑了起来，趁着夜色将她们押往了长沙。
由于当时正值红军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对毛主席恨之入骨，于是他将仇恨发泄在了杨开慧的身上。
短短几天的刑讯就让杨开慧遍体鳞伤，毛岸英流着泪鼓励母亲：“一定要坚强，爸爸会来把他们都消灭的。”
杨开慧只要交出我党情报组织的名单，她便能活下去，但她拒绝向何健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何健的耐心也随之消失。
1930年10月24日，这一天是毛岸英八岁生日，杨开慧一大早就为毛岸英煮了一碗长寿面。看着毛岸英一口一口将长寿面吃下，杨开慧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突然，“铲共义勇队”闯了进来：“毛太太，该上路了。”
杨开慧目光坚毅，回头对陈玉英说：“岸英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替我保护好润之的血脉。”
陈玉英和毛岸英泪如雨下，杨开慧拖着沉重的脚镣，昂首挺胸的向门外走去，金属碰撞的声音在走廊里发出了凄凉的回响。
随着长沙城外的一声枪响，杨开慧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的一生。之后的日子里，陈玉英始终细心的照料毛岸英，直到组织派人前来营救。
出狱后，陈玉英将毛岸英送到了向振熙家中。由于毛氏三兄弟的居住地点已经暴露，向振熙为了保护三个外孙的安全，将他们带到了上海，交给了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
毛氏兄弟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艰难，好在最终被组织找到，然后前往了苏联学习。
寄人篱下的凄凉
众所周知，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上海期间，一度流落街头，他们是如何被找到的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女特工——李云。
李云的祖籍在浙江海宁，1915年出生。八岁时，李云被父亲送到了绍兴七县同乡会第一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共产党员，所以李云从小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由于在学校表现突出，李云14岁时便加入了共青团，虽说当时中国革命已经陷入了低谷，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她依然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信心。
1930年，李云通过了组织的考验，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头脑灵活，李云毕业后被安排进了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李云并不知道中央特科是个什么机构，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找她谈话时说道：“这是一个纪律非常严格的组织，总之就一点，该你知道的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中央特科最早由周恩来主持建立，其主要任务是为我党的革命工作搜集情报。但李云进入中央特科时，正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二号人物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周恩来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只留下了几名身份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继续在上海潜伏，李云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李云与一名叫徐强的地下党员假扮夫妻，两人默契配合，屡立奇功。由于长时间并肩作战，李云与徐强日久生情，最终假戏真做，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
1935年秋天，李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在上海寻找一对兄弟，大的十四岁，小的十二岁。当时李云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上线只告知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
原来毛氏三兄弟来到上海不久，毛泽民便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上海，临走前把三个孩子托付给了地下党员董健吾。
董健吾平时以牧师的身份为掩护，为组织刺探情报，长期以来一直没引起反动派的注意。1930年，董健吾变卖家产，与陈赓一共创建了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名义上是教会学校，实际上主要用于收养烈士遗孤。于是董健吾便把毛氏三兄弟送到了大同幼稚园。
由于出生时营养不良，毛岸龙的身体素质非常差，刚到上海便染上了肺炎。两个哥哥带他四处求医，可惜没能挽留三弟的生命，从此之后，毛岸英和毛岸青相依为命。
顾顺章叛变后，董健吾离开了上海，大同幼稚园也被迫关闭。临终前，董健吾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妻子黄慧光，为了避免他们暴露身份，董健吾只对妻子说：“他们俩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替我照顾好他们。”
除了毛岸英和毛岸青之外，黄慧光还有四个孩子要抚养，对于一名妇女来说，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最初黄慧光对兄弟二人还算和善，但随着董健吾留下的钱逐渐花完，黄慧光对二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为了生活，黄慧光逼迫两个孩子外出打工，赚来的钱必须上交。生活的琐事也不断的消耗着黄慧光的耐心，她对毛氏兄弟的态度越来越差。
一次争吵过后，毛岸英一气之下带着毛岸青离开了这个家。兄弟二人在上海街头四处流浪，睡过桥洞、卖国报纸、打过零工，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从此之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便再也没能联系到毛氏兄弟。
兄弟二人脱离苦海
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尤其是民国时期，这座城市对外开放的时间比较早，外资商人、传教士、上海本地小商贩、劳动等汇聚于此，当时的上海既有五彩斑斓的富人区，又有条件恶劣的棚户区，在这样一座复杂的城市中寻找两个孩子，谈何容易。
即便是大海捞针，李云和徐强还是投入到了寻找毛氏兄弟的工作之中。
两兄弟分别叫杨永福、杨永寿（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使用的化名）；目前在上海街头流浪；年龄十几岁；湖南口音，除此之外还有一张不太清晰的照片，这便是李云所掌握的全部信息。
机智的李云对徐强说：“这两个孩子如果还活着，他们最可能去的地方一定是八仙桥小菜场，那里的几个商户经常会把剩菜施舍给流浪汉。”
“行，你去那一带看看吧，我去其他区域搜查。”于是夫妻二人分头行动，在繁华的上海注视着每一个孩子。
李云在八仙桥一带游荡了好几天，一天中午，有两个孩子进入了她的视线，哥哥正在带着弟弟向商户乞讨。
李云拿出了照片，仔细查看了一番，看上去有几分相似，但是不太确定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人。为了接近他们，李云买了几个包子，然后把包子给了两兄弟。
交谈的过程中，毛岸英一口标准的湖南话让李云确定，眼前的两个孩子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跟阿姨走吧，阿姨是董叔叔的同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李云十分喜悦。
但是，毛岸英十分警惕，紧紧的拉着毛岸青，李云每上前一步，他们就会后退一步。无奈之下，李云只好拿出了那张照片，毛岸英看到照片后才相信李云是自己人。
得知毛氏兄弟已经找到之后，董健吾秘密的回到了上海，当他见到两兄弟后，把他们紧紧的搂在了怀里：“真没想到，你们还活着。”
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学，曾受宋庆龄的委托，促成国共两党的和谈。因此董健吾与同样有和谈意向的张学良私交甚厚。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与张学良在上海西郊的一个法国咖啡馆见了面，一同前来的还有张学良的部下李杜。
董健吾开门见山的说道：“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外两个是我革命战友的孩子，副座能否帮我把他们送到苏联读书？”
正好李杜即将到苏联组织抗日义勇军继续抗日，李杜在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后，答应董健吾，一定会把两个孩子安全送到苏联。
为了表达与我党和谈的诚意，张学良拿出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并告诉董健吾：“这笔钱作为两个孩子出国的经费。”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第二天李杜便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登上了前往苏联的飞机，李云和徐强都来到了机场为他们送行。
解放战争时期，毛岸英回到了中国，李云意外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这才意识到，多年以前自己负责寻找的两个孩子就是毛主席的血脉。
作为一名资深特工，李云始终守口如瓶，这件事甚至都没向自己的丈夫徐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李云一直在上海工作，退休之后也一直生活在上海。
1988年，原中央特科的一名干部前往李云家里看望他，当他们提及这件事时，干部感到非常吃惊：“这么多年，你都没和家人说这件事？”
李云回答：“我入党几十年了，直到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依然是党的纪律。”
干部感叹道：“真是个忠诚的老党员，现在这件事的保密期已经过去，你可以向别人透露这件事了。”经过了这次家访，李云的家人才知道，原来这位老人曾经救过毛主席的孩子。
结语
著名谍战电影《风声》结尾时顾晓梦的旁白诠释了所有地下工作者的内心：“身在炼狱，我不害怕死，只怕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革命战争年代，有无数个像李云这样的无名英雄，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在隐蔽战线默默付出。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他们的功绩不能被表彰，有些人甚至还被国人谩骂。
即便前方布满荆棘，他们依然坚定的前行，比如李克农、胡底、钱壮飞、熊向晖，他们虽说不能驰骋于沙场，但同样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