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日，由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国史节目《国家记忆》正式播出。它通过虚拟技术和三维动画，让观众感觉自己穿越到了历史现场，更加震撼。《国家记忆》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了国家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工程建设、人物传记等。“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是这档节目的宗旨。
2020年6月12日，《国家记忆》曝光了“新中国第一诈骗案”。1960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各地灾情频发，这已经让周总理很担忧了。然而，更让他生气的是，竟然有人在这个时候伪造自己的签名，骗走了20万巨款。周总理当即下令让公安部10天内破获这起前所未有的诈骗案，将凶手缉拿归案。是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妄为，伪造总理的签名？他的结局如何？
周总理
1960年3月24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接到周总理的命令，要求公安部在10天内找到一个叫“赵全一”的犯罪嫌疑人。这个叫“赵全一”的人是谁？他干了什么事，竟然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亲自下命令捉拿他？一切，还得从6天前说起。
杨奇清
3月18日下午五点半，位于首都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们，正在整理资料。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央行，他们每天的工作很多。忙了一天，大家都在弄收尾工作，准备下班。这时，一个穿着灰色人字呢大衣、皮肤黄黑的瘦高个男子来到秘书室，没等工作人员问他，男子就主动向他们阐述了此行的目的。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奉上级的命令来找行长，给行长送一封紧急文件。
男子说完，就把一个大信封递给了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信封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0个大字。紧接着，他拿出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打开后指了一个位置，让工作人员签字。秘书室的办事员签了字，那人说了声“好”，然后就向大门走去，离开了秘书室。可以说，此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由于秘书室的光线不太好，所以大家没怎么看清男子的长相。随后，因行长不在，所以办事员将信封交给了行长秘书。
行长秘书听说是急件，立即就打开了，发现是一份公函。大意是说：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今天晚上九点，“西藏活佛”将举行讲经会，到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相关纪录片。因此，主席嘱拨一些款用来修缮寺庙，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款15到20万元，请批示，落款时间为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上面有周总理的签名，除此之外还有几条批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造谣，一是要求纸币为市场流通的旧票，二要求要拾元票，三要求包装好看一点儿，四要求今晚七点务必将钱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赵全一。
女秘书看完公函后，抬手看了看时间，时针指向六点十二分，距离信件上说的七点只有半个多小时了。同时，她很疑惑：按照正常程序，若是国务院需要钱，应该先找财政部，从国库中拨款给办公厅，而不是直接要人民银行拨款。国务院办公厅现在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相关规定。时间紧迫，秘书担心会耽误什么大事，来不及多想。况且公函上的总理签名，跟她之前见过的总理签名一模一样。工作原因，秘书见过了很多次总理的签名，对此很熟悉。
于是，秘书马上给发行局打电话，让他们必须在30分钟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方问她为什么要的这么急，还有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她回答说有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稍后计划研究局将正式下达送款通知。给发行局打完了电话，秘书又拿着那封急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到值班室，找到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向他说明了来意。
王副局长仔细察看了急件和周总理的笔迹，发现确实是总理的字迹。不过，他也很疑惑，2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国务院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反而直接找中国人民银行拨款，还要求只要拾元的旧票。他来不及寻找答案，就被电话铃打断了。王副局长接了电话，那边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是询问他钱准备得怎么样了。他回答说银行正在快马加鞭地准备，保证在七点以前准时把钱送到民族饭店，还让总理放心。
上面已经在催了，王副局长不敢耽搁，挂断电话后立即给发行局，让他们火速拨款。发行局的朱科长得到命令后，头很大。现在各部门都差不多下班了，上哪儿去找这么多拾元的旧票？总行也没有现成的旧钞，上级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这可怎么办呢？这时，他接到消息说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有大量旧钞，他立即打电话给那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20万元旧钞，然后带着2个值班的同事驾车赶往北京分行。
朱科长三人火急火燎地到达北京分行，该行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整整有2麻袋。他们合力把麻袋扛上车后，又驱车赶往民族饭店，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三人紧赶慢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他们抬着两麻袋纸币，直奔饭店服务台，问服务人员“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哪里”。
没等服务人员回答，坐在旁边大沙发上的一个男子向服务台走来。他穿着藏青色的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大约40岁左右。他主动告诉朱科长等人说，自己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人，钱带准备好了吗。朱科长回答说他们就是总行的，钱都带来了，就在麻袋中，还问男子有没有误事。
听完对方的话，“赵全一”笑着摇摇头，表示他们没有耽误时间，还说他们很准时。然后他拿出了一封介绍函，上面盖的印章写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具体的内容是说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去中国人民银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信末的时间也是写的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为了保险起见，朱科长看完介绍信后，让“赵全一”开了个收条。后者没有拒绝，写了收条，还把那封介绍信给他们了。做完交接工作，朱科长三人松了一口气，带着愉悦的心情下班了。
时间一晃而过，总行始终没有接到计划研究局的送款通知，秘书的直觉告诉她，此事大有蹊跷。20万元，在那个买东西用分计算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巨款。更何况，现在还处于困难时期，20万元就更值钱了，能做很多事。她立即将此事汇报给领导，事关重大，行长又把消息汇报给总理办公室。总行把那封急件和收据也送了过去，得到回复说这不是总理的笔迹。显然，这是一场骗局。周总理得知消息后震怒了，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肯定这是有人打着自己的名义进行诈骗。如果不找出那人，不但钱找不回来，周总理的名誉也会遭受损害。因此，周总理下令让公安部在十天内找到“赵全一”，追回20万元。
24日下午，正在会上讲话的杨奇清，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打电话的是总理办公室，告诉他在全城搜捕一个化名为“赵全一”的骗子，解释了为什么要抓捕此人，让他立马组织力量破案。杨奇清停下手头的工作，组织人员侦破此案。首先，他们从“赵全一”的长相入手，根据有关人员的描述，找专家画了嫌疑人的大概肖像，公安部的同志拿着复印的画像四处搜查。但是，北京城那么大，有几百万人，在这里面找人，等同于大海捞针。而且，他们知道的只是嫌疑人的大致相貌，搜捕就更加困难了。
公安部公布了嫌疑人的画像，请群众帮忙一起寻找。一时间，这起惊天诈骗案引起了北京人民的热烈讨论。大家给公安局提供了很多线索，但都没有用，还是没有找到“赵全一”。杨奇清副部长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既然这条路行不通，那就换一个方向，决定从信封所用的材质入手。公安部费了好多功夫，终于找到了信封材质的来源，发现它曾是国务院发给外贸部的，里面的公文纸张也曾是该部门使用的公文纸之一，不过现在已经停产了。线索到这里，似乎又断了。
其实不是的，侦察组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就在外贸部。因为这种材料的信纸，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不会在市面上出售。另外，根据急件和收据的内容来看，此人的文化水平较高，而且熟悉公公文格式以及用语。有了调查方向，他们开始在外贸部寻找嫌疑人。外贸部人比较多，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杨奇清命人根据信上的笔迹，有针对性的找人，嫌疑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他们在外贸部摸访排查，最终锁定了一个叫王倬的人。
王倬，1920年出生在辽宁辽阳，23岁时成为了青帮的一份子。此人头脑聪明，但没用到正道上。1949年4月，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念书。4个月后，他参军。不到4个月，他因受不了部队艰苦的生活，便伪造相关证件和信函，逃离陕西，回到了北京。王倬学历高，在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次年9月，他被调到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工作。王倬一心想暴富，做过很多副业，包括一些投机倒把的事，都失败了。不但积蓄被花光了，被朋友骗了，还欠了一些钱。公安部调查后发现，王倬曾给朋友伪造过证明信，给朋友到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就是用的“赵全一”这个名字。
据王倬的同事董林所说，他确定王倬就是“赵全一”，还提供了证据。第一，事发当天下午，王倬没有在办公室。那一天，他请假了，理由是带母亲到医院看病。但办案人员核查后，他那天根本没去医院。第二，王倬这几天表现很奇怪，对10万、20万之类的数字非常敏感。董林曾在办公室开玩笑说王倬的眼睛不算大，结果后者生气了，说他把王和嫌疑人联系起来，还说他诬陷好人，要找领导评理。要知道，平常大家都会在一起开开玩笑，王倬从来没有为此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种种迹象表明，王倬很可疑。
不久，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出来了，跟王倬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他的笔记经专家鉴定，与嫌疑人的一模一样。此时，公安部确定他就是“赵全一”。为了查清他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公安部没有立即抓捕王倬，而是派人到他住所周边悄悄观察。跟踪人员发现王倬常常在晚上烧东西，难道他是在烧纸币，想毁掉罪证？等他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后，他们找到了还没被完全烧掉的纸币残渣。
一旦王倬把钱烧光了，这20万元就无法追回。因此，杨奇清在4月4日下令，当晚抓捕嫌疑人。夜深人静时，王倬和母亲已经入睡。零点，公安部的侦查员跳进院子，悄悄往里屋走去，将王倬抓捕。随后，他们在王倬家里找到了他作案的工具，在他家蜂窝煤堆下面找到了还没有被烧毁的纸币。
人证物证具在，王倬无法反驳，乖乖地交代了一切。因为想暴富，将歪脑子动到了银行头上。思来想去，他觉得以主席和总理的名义去骗钱是最好的，让银行无法拒绝。为此，他模仿了好久周总理的签名和笔迹，然后又伪造了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到银行骗钱。王倬落网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他死刑。至此，“新中国第一诈骗案”告一段落。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任何犯罪最终都会真相大白，犯罪嫌疑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切莫挑战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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