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央截获一封密电，毛主席：我访苏回来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百废待兴，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进行经济建设，当时苏联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寻求苏联的援助，毛主席决定亲自访问苏联。

可就在出发前的半个月，公安部情报部门截获了一封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密电，破译之后震惊地发现：密电里写的竟是毛主席乘坐专列即将出访苏联一事。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马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处于主席的安全考虑，当即向主席建议延后访苏时间。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但他从大局考虑，认为访苏势在必行，故决定不计个人安危，如期前往，并严令公安部：“在我从苏联回来之前，一定要镇压这个反革命！”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安保部门的护送下，乘坐火车如期前往了苏联。

那么，这名向台湾蒋伪政权发送情报的国民党特务究竟是谁呢？公安部最终有没有在限期之内破获这起案件？

他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计兆祥，关于公安部破获的这起案件，还要从他在北京的潜伏开始说起。

蒋伪政权败退台湾之前，为了保留“反攻大陆”的火种，在大陆留下了大批的特务人员，他们潜伏在全国各地，秘密地进行暗杀、破坏行动，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计兆祥便是众多潜伏人员中的一个，他1926年出生在北京，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抗战结束后，他进入蒋伪政权在北平的特警学校学习。

计兆祥因为天生就对情报工作十分敏感，没过多久，他就掌握了特工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并很快从学校毕业。

北平解放前夕，计兆祥在国民党绥靖总队大队长陈恭澍的安排下，担任了绥靖北平分台上尉台长，奉命继续在北平潜伏，从事特务活动。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不久，绥靖北平分台划归保密局指挥，此后，计兆祥每天按期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汇报在北平探听到的情报。

为了隐藏身份，计兆祥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爱国学生，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反对国民党、解放台湾的言论。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设施大多因为战乱遭受破坏，而且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前命人把银行储备的黄金尽数转移到台湾，导致经济建设面临严重困难。

当时，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也和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实现经济恢复和建设，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亲赴苏联访问，以寻求苏联的援助。

然而没过几天，计兆祥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于是赶紧传给了台北的毛人凤，毛人凤得知后对他大为夸奖并指示他继续探听相关情报。

随后，毛人凤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又告诉给美国人，当时正值美苏争霸，而且蒋介石一直做梦“反攻大陆”，故而新中国和苏联绑在一起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为此，蒋介石指示毛人凤立刻着手制定刺杀计划，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计兆祥多次向毛人凤传递着关于毛主席出访的信息。

194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电波信号，技术人员随即对其展开了跟踪，过了一会儿，震惊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封密电。

技术人员赶紧对密电进行破译，经过几个小时以后，大致破译了密电的内容：“中共首领毛泽东将赴苏俄访问, 他们将乘专列前往……0409发”。

密电里竟然记录的是毛主席出行一事，这让技术人员大吃一惊，北平市公安局不敢怠慢，当即把这一重要情况上报给了公安部。

此时，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因为身体原因正在外地养病，情报最终交给了副部长杨奇清，杨奇清看到后深知此事的利害，连夜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尽管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做出了有效地应对措施，一方面他让公安部加大力量继续跟踪该波段的信号，另一方面向毛主席申请延后访问苏联的时间。

然而毛主席却没有被潜在的危险吓退，为了实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毛主席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表示既定时间不变，如期访问苏联。

周恩来很能理解毛主席的决定，但又担心主席的安危，可见主席依然决定按时前往，便嘱咐杨奇清加大境内主席出行沿途的安保力量，尽快抓捕潜藏在北京的反动派特务，以确保主席的安全。

为此，杨奇清紧急建立了由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玉涵、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调查研究科长曹纯之和副科长成润之组成的专案组，由他亲自指挥，侦破敌特行动。

计兆祥并没有察觉公安部的行动，继续和往常一样用电台给保密局毛人凤传递情报，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我公安部电讯侦察部门很快就破获了该电台的密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公安部频频截获敌台来往的情报，可电文里始终没有透露代号为0409特务的确切信息，不过电文中多次提到的“计小姐”引起了杨奇清等人的注意。

于是，杨奇清命曹纯之组织公安在全市内搜查“计”姓的可疑人员，经过几天的调查，北京城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找到，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调查陷入了僵局。

此时距离毛主席出发的时间已经不足半个月，杨奇清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直接向主席申请看能否延缓访问时间，可主席还是没有答应。

1949年12月6日晚，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在北京火车站上车前往了苏联，由杨奇清跟随负责保卫工作。

出发之前，毛主席对公安部门批示道：“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镇压这个反革命”。

因为当时公安部的正副部长都有事不在北京，中央便把侦破案件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国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由他指挥公安部相关人员负责勘破此案。

李克农同志是我党的老革命，早在大革命期间就在上海负责地下情报工作，对追查敌特有着丰厚的实战经验，被誉为我党的“特工之王”。

李克农上任后，查阅了专案组最近一个月关于此案的调查记录，发现实在找不到关于敌特的信息，心里也很着急。

然而李克农毕竟经验丰富，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了突破的方向，他认为既然敌特是在北京长期潜伏，那一定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而他们又不能当众抢劫，所以这笔钱肯定是台湾方面提供的。

顺着这个思路，李克农命人查看了北京城内所有银行、商号的资金往来，可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发现线索。

一个多月过去了，案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专案组的部分同志此时已经出现了悲观的态度，但在情报战场身经百战的李克农并没有丧失信心。

一天，李克农叫来了专案组的所有人员，对大家说道：“我知道案件到现在还没有进展，一定会有同志出现低迷的情绪，不过同志们，我们不能丧失信心，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李克农的鼓励下，专案组的同志都充满了信心，既然北京市找不到线索，李克农又通知北京周边城市的公安部门协助调查。

果然，没过几天，天津的公安部门就在调查银行资金往来时，在一张汇款单上面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在10月21日，天津金城银行收到过来自香港金城银行1500元港币的资金。

这本来没什么，可令公安部门感到奇怪的是天津金城银行又在同一天把钱转汇给了北京的金城银行，汇款方为什么不直接把钱汇到北京去呢，而是通过天津转汇，这不是多次一举？

李克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开心，因为根据他以往的经验，他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更令他感到鼓舞的是这笔钱的收款方署名“计爱琳”，而在之前公安部门破获的电文中就多次提到过一位“计小姐”，李克农的嗅觉告诉自己这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于是，他立即命令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边派人赶赴天津继续调查天津金城银行的资金往来，看是否还有类似的汇款行为，与此同时，派调查研究科长曹纯之去跟踪调查计爱琳的具体情况。

曹纯之是一个老侦查员了，有着灵敏的嗅觉，他根据汇款单上留下的地址来到了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一番调查之下发现，原来计爱琳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平时并不经常来上班。

为了摸清计爱琳的底细，曹纯之派手下的侦查员张烈潜入该公司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张烈进去以后，干活非常积极，很快就获得了老板的信任。

几天的工作下来，张烈从老板和部分员工那里得知，原来计爱琳只是一个化名，真名叫计采南，家住在和平门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于是，他赶紧把这些情报告诉给了曹纯之。

曹纯之得知后，立马安排人秘密前去计采南家打探情况，经过调查发现，计采南住在沈宅，家中一共七口人，房主人名叫沈德乾，沈德乾的夫人名叫计致玫，二人一共有三个孩子，计采南是他的小姨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计致玫的侄女计雪玲。

侦查员经过几天的蹲点，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异常之处，因此更加无法确定计采南就是电文中提到的“计小姐”，于是，曹纯之准备向李克农请示撤出监视人员。

但李克农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计采南一定有问题，便让曹纯之继续派人监视，就在一天夜里，监视人员发现了情况。

原来沈德乾是一名商人，因为经营不善，资金出了一点问题，于是他趁妻子不注意，挪用了妻妹计采南的钱用来救急，可恰巧被妻子发现了，当晚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争吵之中，沈德乾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要把我惹急了，把你们的事捅出去，谁都别想好过！”

这一切都被侦查员听得清清楚楚，随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李克农知道后，更加坚信计采南就是那个所谓的“计小姐”了。

于是，李克农指示曹纯之派人对沈德乾进行了抓捕和审问，从他的口中得知计采南还有一个弟弟叫计兆祥，这时，负责审讯的侦查员小王一听到计兆祥这个名字愣了一下。

此时，曹纯之就在旁边，他看到了小王的神情，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小王，你为什么突然愣了一下？”

小王赶紧说道：“计兆祥这个名字我好像之前从哪里听说过，只不过暂时想不起来了。”

曹纯之听后大喜，因为他知道小王一直跟在自己身边，按理说不可能认识计兆祥，然而却对他的名字有印象，这只能说明他在之前参加行动的时候听到过计兆祥这个名字。

曹纯之便抓着小王的胳膊急切地说道：“你好好想想，一定要好好想想，到底在哪里听过？”

过了一会儿，小王突然灵光一闪，大声地对曹纯之说道：“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北平解放后我曾在一次行动中抓到过一个国民党特务，他供认了一个同伙就叫计兆祥，只不过后来我们去抓他的时候被他跑了。”

好消息接踵而来，就在审讯后的第二天，公安部门在北城鼓楼附近锁定了敌台的信号来源，并立即前去抓捕，虽然早已人去楼空，可公安还是在一处院子里发现了一部电台。

后来通过询问房东发现，该房的住户名叫计旭，他经常深居简出，更让邻居感到奇怪的是，一到傍晚隔壁的灯都会一闪一闪的，亮度也变暗了。

所有的线索都摆在了李克农的面前，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计旭很有可能就是计兆祥，不久后，又找到了计兆祥和计旭的照片，一对比发现二者果然是同一个人。

至此，公安部门终于确定了向台湾蒋伪政权发报，泄露毛主席行踪的敌特就是计兆祥。

其实早在毛主席出发之前，国民党保密局就指示留在大陆的特务人员提前在毛主席乘坐火车的必经之地埋设了炸药。

不过由于消息及时被我军截获，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密安排下，铁路沿途地方部队五米一岗，并且逐段排查，终于在火车到达埋设炸药地前两个小时成功将炸药取出，毛主席得以平安通过。

但蒋介石和美国人没有死心，继续让毛人凤安排特务在毛主席回来时进行暗杀。

转眼间已经到了1950年1月下旬，距离毛主席访苏归来只剩下很短的时间，虽然出发之时有惊无险，但李克农知道敌特一定会在主席回来的时候继续搞破坏。

为此李克农寝食难安，他命令电讯部门加大力度侦测敌特新一轮的电台活动，并让曹纯之继续跟踪计采南的行踪。

过了几天以后，电讯部门在南池子附近又发现了大功率的电台信号，而且这里也是计采南经常去的地方，不过由于她非常谨慎，一到胡同里就消失了踪迹。

李克农得知以后，基本确定计兆祥就潜藏在南池子附近，于是他立即命令公安身着便衣前往南池子附近进行侦察，与此同时，派出测向车前去侦查。

1月25日，公安部门经过反复排查，逐渐缩小搜查范围，最终确定计兆祥就藏在位于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的一个院子里。

曹纯之请求立即对其进行抓捕，但李克农考虑到刺杀毛主席如此重要的行动肯定不会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便决定暂不动手，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而此时计兆祥对此却浑然不知，他依然每天都向毛人凤传送着情报，就在几天前，他还因提供毛主席的情报成功荣升了少校军衔，此时的他正洋洋得意。

又经过半个多月的监视，李克农基本掌握了潜伏在北京和天津的特务信息，于是，他为此做出了精密的部署。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在苏联谈成各项援助以后，正式启程回国，九天后回到了我国的边城满洲里，并在此换乘我国的火车返回北京。

也就是在26号凌晨，李克农下达了抓捕计兆祥等特务的命令，北京、天津两地公安同时行动，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到一个小时，敌特就全部落网。

当几名公安闯进计兆祥所在的屋里时，他还在蒙着头睡觉，继续做着他的春秋大梦。

计兆祥被捕后不久就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他承认自己就是那名代号0409的特务，并且还把在各地参与此次行动的所有特务名单都供述了出来，李克农随即命令各地公安对其进行了抓捕。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一行安全返回了北京，案件如期破获，就在主席回来的第二天，经中央军委批准，李克农让计兆祥重新坐在电台旁边，用同样的功率和远在台湾的毛人凤发去了一封电报。

电报里这样写着：“毛匪人凤，尔等潜逃台湾，不知反省，仍心存幻想，今所派之特务，悉数被捕，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且已接受人民之审判，望尔引以为戒，莫蹈覆辙，不然则弹指间令尔灰飞烟灭，人民罪犯计兆祥。”

此时的毛人凤正在办公室里盼着“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他面对李克农送给他的电报时，瞬间瘫倒在地，口中只剩下一声声叹息。

1950年6月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主犯计兆祥死刑，立即执行。

在计兆祥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围满了人民群众，大家都对判处计兆祥死刑拍手称快。

事实证明，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不可战胜的，一切敢于损害人民利益的反动派都将被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