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与毛主席聊天并拍照的两名小八路找到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提到“石少华”这个名字，也许有些朋友会感到些许陌生，但提到他的作品，相信大部分都看过或者有所了解。

石少华是和吴印咸、沙飞并列的“解放区三大摄影家”，刚从“抗大”毕业就被调往延安担任专职摄影师，留下了很多举世闻名的照片，比如：《毛主席与两个小八路》以及《毛主席与延安杨家岭农民谈话》。

在这两张照片中，我们能看到毛主席的亲切和蔼，和真正地将自己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生活态度。

那么，大家对《毛主席与两个小八路》背后的故事了解吗？当年与毛主席聊天并拍照的这两名小八路是谁？他们当时聊了什么？后来被找到了吗？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还要先从这张照片的摄影师石少华开始讲起。

石少华是中国香港人，5岁那一年跟随父母搬到了广州定居，他的命运十分的曲折，年纪轻轻父母就离开了人世，就此开始跟着喜欢摄影的二哥一同生活。

石少华开始上学后，班级里有很多归国华侨的孩子，他们经常带着相机在学校里拍照，本就受二哥影响对摄影产生兴趣的石少华，从一位玩得比较好的同学手里借过相机拍了几次照后，他也迷上了摄影，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13岁那一年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受到感召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正在岭南大学西关分校附中读高二的石少华，在岭南大学中共地下党的介绍下认识了廖承志，廖承志当时正在为筹备《解放》杂志做准备，对喜欢摄影的石少华十分欣赏。

随着石少华和廖承志交流的加深，年仅19岁的石少华对革命产生了兴趣，廖承志知道后帮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石少华就此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

石少华到达延安后不久就去了“抗大”，学习间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跑到延安到处拍照，不管是毛主席还是我党其他领导人，对这个刚来延安没多久就抱着相机四处拍照的年轻人保持着极大的宽容，任由他到处闲逛与拍摄。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石少华就拍摄了上百张作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拍摄的作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因此石少华从“抗大”毕业后不久就被调至延安，专门从事摄影工作。

1939年4月，为纪念“抗大”成立3周年，延安方面将举行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人都在传，到时候毛主席将会亲自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大家都很兴奋，都想和毛主席近距离接触一下。

纪念活动开始那一天的早晨，石少华起了个大早，赶往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的杨家岭。杨家岭原本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村庄，在1938年11月20日之前，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那时村子还叫杨家陵，之所以叫这名字，是因为村口不远处有一座陵墓，陵墓里葬着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工部尚书杨兆，因此得了这么个名字。

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者派出战机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党中央原先的办公场所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下已残破不堪，无法继续使用，经过商讨后，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搬迁至比较偏僻的杨家陵，并将该村庄的名字改为了“杨家岭”，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矛盾论》等著作就是在杨家岭内的一个窑洞内完成的。

石少华到了杨家岭后，看到了自己的“同行”：来自苏联的电影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罗曼·卡尔曼是乌克兰犹太人，大学毕业后供职于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曾不顾生命危险，跑到西班牙拍摄西班牙内战，还因此获得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颁发的列宁勋章，1938年9月时以一名记者的身份访问中国，在国统区拍摄了半年后，突破蒋介石的封锁，来到了延安。

石少华和罗曼·卡尔曼这位刚到达延安不久的外国同行，处得非常好，两人经常一起交流摄影经验。

因此，当石少华赶到杨家岭后先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两人迅速展开了摄影方面问题的探讨。过了没一会儿，毛主席就从窑洞里走了出来，对他们二人打了个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向一辆停在村口的吉普车，准备去参加活动。

三人钻入车内坐稳后，吉普车急速朝着“抗大”驶去，毛主席一边和石少华及罗曼·卡尔曼聊天，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窗外的风景。

在汽车经过一个窑洞时，毛主席突然“咦”了一声，然后对司机说了一句：“停车！”石少华二人向外一看，发现两名小八路正朝着汽车追赶而来。

汽车停稳后，毛主席第一个走下吉普车，拿着照相机的石少华和扛着摄影机的罗曼·卡尔曼跟在他后面先后走了下来。只见毛主席笑呵呵的跟那两名小八路打了个招呼，说道：“小同志，你们今年多大岁数了？”

只见个子较矮的那名小八路抢先回答道：“我今年14！”然后他用手指了指旁边个子较高的小八路说道：“他今年15。”

在延安待了快两年的石少华对革命队伍中有孩子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他旁边刚来延安不久的罗曼·卡尔曼对此却不太了解，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比较意外，当即瞪大了眼睛。

听两名小八路回答完自己的岁数后，毛主席笑着问道：“你们这么小，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啊？”只见那两名小八路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的对毛主席说道：“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志气，在场的三位大人不由地对他们投去了赞誉的眼光，毛主席先是欣慰的“嗯”了一声，然后抬起右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笑呵呵的对两名小八路说道：“你们来看我，知道我是谁吗？”

又是那名个子比较矮的小八路第一个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知道，你叫毛主席！”

听到小八路的这个回答，毛主席和石少华不由得笑出了声，之后毛主席对两名小八路摆了摆手，说道：“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看两名小八路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毛主席问道：“你们两个念过书吗？”

两名小八路不约而同的摇了摇头，个子较高的小八路回答道：“没有，我和他都没念过书。”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对两名小八路说道：“你们两个靠近一些，我来教教你们。”之后，毛主席将左手伸到前面，用右手一笔一划地在左手上教导两名小八路“毛”“澤”“東”三个字的写法。

看着毛主席亲切地教两名小八路写字的温馨场景，石少华福至心灵。马上拿起摄像机拍下了这感人一幕。

对于《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这张照片，石少华十分的满意，照片洗出来后，他第一时间就将其中一张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仔细的看了好几遍，连声夸赞：“好，你拍得好啊，和你之前拍的那张我和农民谈话时候的照片一样的好。”

1939年，“抗大”奉党中央命令搬迁至晋冀豫边区，石少华也奉命跟着“抗大”一块儿向着晋冀豫边区行去。当时边区正处于抗日前线，日本侵略者没事就会对我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了方便转移，石少华和其他几位负责摄像的同志，养成了将照片的底片装在一个放在马背上的口袋里，跟着部队一块转移的习惯。

有一天，日本侵略者再次对边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并在各交通要道设下“封锁线”。当石少华跟随部队进行转移、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在了石少华马匹的旁边，受了惊吓的马儿立即像疯了一样“嘚嘚嘚”地跑远了，当石少华追上马匹时绝望地发现，装有包括《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在内大量照片底片的口袋，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情况紧急，他也没时间四处搜索，只得忍痛跟随部队继续转移了。

不过，虽然底片丢失了，但他拍摄的照片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这也让石少华感觉到了些许的慰藉。

因为没有底片，此后所有的《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都是从档案中复制下来的，因为不知道原拍摄者是谁，所有刊登这张照片的杂志都没有在拍摄者一栏写上石少华的名字，而是写的“佚名”。

石少华本人一直对自己把照片底片丢了一事十分自责，照片能够好好地流传下来，他就已经很高兴了，署不署自己的名字又如何呢？

石少华没有想到的是，关于《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这一张照片，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一个人没有忘记照片的拍摄者到底是谁。

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翻看一本叫做《中国摄影》的杂志时，发现了那一张《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23年前偶遇两名小八路的事情再次浮现在了他的眼前，虽然已经过了23年，但是毛主席还是能够清楚的记着这张照片是谁帮自己拍的，见物思人的毛主席产生了想要见一见石少华的想法。

凑巧的是，时任新华通讯社副校长兼摄影部主任的石少华当时正在北京举办摄影展，展出1940年至1961年期间他拍摄的154张作品。毛主席知道此事后十分开心，立即派人联系石少华，说自己要在中南海见他。

当石少华赶到中南海后，毛主席指着《中国摄影》上的《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对他说道：“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张照片就是你拍的，你是当时我们党少有的摄影记者，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张照片。”

之后毛主席和石少华回忆起了当年的战争岁月，不无感慨地说道：“这么多年了，这两个小八路也长大了，现在应该有30多岁了吧。”

石少华也感叹道：“是啊。”

毛主席再次拿起杂志，看了上面的照片很长时间后，问道：“照片上的这两个小八路，你认不认识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毛主席的这个问话让石少华当场愣住了，自照完相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两名小八路，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提他们的现在在哪了，苦涩的摇了摇头说道：“很遗憾，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毛主席听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叹了一口气。

石少华将毛主席的反应看在眼里，他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帮毛主席找到当年那两名小八路的下落。

离开中南海之后，石少华开始了漫长的寻人之旅，一找就是24年，虽然在这期间伟大的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但寻找小八路已经成为了石少华的执念，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废功夫，石少华没有想到的是，他找了24年也没找到的“小八路”，竟然会主动想办法跟他取得了联系。

1986年4月28日，石少华在丹东宾馆15号楼前，见到了已经47年没见的“个子较矮的小八路”，据“小八路”介绍，自己的名字叫刘长贵。

刘长贵是山西寿阳人，出生于1926年12月。他的父亲是地主家的佃农，家境十分贫寒，刘长贵6岁那一年母亲就因为生病没钱治疗病逝了，刘长贵小小年纪就跟着父亲一块儿下地干活，尝尽了人间疾苦。

1937年2月10日，是这一年的除夕，刘长贵村子里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在日常接触中，年仅11岁的刘长贵被这支红军队伍所吸引，当两个月后红军队伍准备开拔时，刘长贵吵着闹着要跟着红军一块儿走。

刘长贵的父亲担心儿子太小不愿意让他去，但刘长贵这孩子从小性子就执拗，父亲不让他去，他偏要去，父亲见拗不过他，只得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当刘长贵跑到红军队伍中表示自己要参军时，红军战士拿枪往他身边一杵，意思很明白：你个子还不如枪高呢，怎么能打仗呢？

结果刘长贵倔脾气上来了，决定这辈子就跟定红军了。于是跟着红军走了好几天，死活不肯离开，红军首长知道此事后叹了口气，破例让他参加了红军。

哪怕是过了几十年后，刘长贵也记得他第1次穿上黄布“列宁装”是在1937年4月18日，那一天部队首长郑重的告诉他：“从今天起你就是全中国最小的红军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长贵被编入了八路军120师，成为了714团3营营长游好扬的通讯员。

刘长贵原以为自己可以上阵打鬼子了，结果没过多久部队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将刘长贵等一批老弱小“精简”下来了，并于1938年1月将他们送到了延安，不到12岁的刘长贵被分配至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管理科工作。

1939年4月，一名叫做安定保（一作安定宝）的小战士来到刘长贵所居住的窑洞，将他推醒后说道：“毛主席过会儿要来‘抗大’，汽车肯定会经过你住的窑洞，我们在门口等他吧。”安定保是刘长贵的山西老乡，出生于1924年，比刘长贵大两岁，两人玩得很好。

迷迷糊糊的刘长贵听安定保说完后立马来的精神，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弹”了起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穿好了衣服和安定保一起走到窑洞门口，等待毛主席的到来。

当他们看到一辆吉普车由远及近时，欢呼雀跃地跟着吉普车跑了起来，这也就有了之前的一幕。

在石少华和刘长贵的聊天中，石少华得知了那天拍完照后，当年的两名小八路不同的人生轨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安定保奉命作为东北干部队的队员跟随“东干队”队长张学思去东北潜伏做地下工作，结果当他们抵达河北承德长子县附近时，队伍中出现叛徒，除张学思顺利脱险外，安定保及其他队员大都英勇就义，这一年，安定保年仅18岁。

而刘长贵则留在了“抗大”内，解放战争期间参与了多次重要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志愿军黄河部指导员。

1955年，因为连年的征战把自己搞得一身伤的刘长贵，正式转业去了辽宁海城丝绸厂当了纪检科长，后又被任命为武装部部长。

当在丝绸厂内工作的刘长贵，看到1956年第1期《解放军画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时，内心无疑是十分高兴的。

当初毛主席教他和安定保写字时，刘长贵还不懂毛主席身边的“大高个”手里拿的东西是什么，也没留意。可想而知，当他从画报看到当年的那一瞬间被人拍了下来时，内心是多么的激动。

可惜因为《解放军画报》在拍摄者一栏上写的是“佚名”，他并不知道拍照的是谁，无法向摄影师致谢也是刘长贵一桩不小的遗憾。

1986年4月26日，刘长贵意外得知当年那一张照片的拍摄者是石少华，而且对方最近来辽宁了后，赶紧想办法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在丹东市委群众工作部的帮助下，在两天后成功的和石少华见了面。

当刘长贵完完整整地将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后，石少华叹了口气说道：“你这个小八路，也叫我找得好苦啊！安定保同志为革命牺牲，是个英雄。”

过了一会儿，群众工作部的郑部长拿了一张《毛主席和小八路在一起》的照片出来，请二人签字留念，石少华在照片上写道：

“此照片是1939年春在抗大摄，石少华”

刘长贵从石少华处接过笔后在照片上写道：

“1986年4月28日，在丹东与石少华同志会见留存，刘长贵”

写完之后，刘长贵和石少华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一切尽在不言中。

1993年5月1日下午，海城市一辆装载着大量货物的东风卡车在行驶中将一根临时搭建的电缆刮断，断裂的电缆将一位在旁边逗留的老人击倒在地，曾经被称为“小八路”的刘长贵老人再也没能站起来，永远的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