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总统竞选活动上讲话，马克西姆·谢梅托夫（Maxim Shemetov）/路透社
从表面现象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掌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俄罗斯不仅从早期在乌克兰的军事挫败和西方制裁的初期打击中逐步恢复，其国家石油产业更是源源不断地打入亚洲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土耳其和其他大国。
在国内，普京成功镇压了左右翼政治反对派的残余力量，包括消灭了雇佣兵领袖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他去年夏天领导的反莫斯科叛乱未果，以及深受欢迎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后者今年二月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身亡。
随后，在三月份的总统选举中，普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第五个任期。与此同时，在公共开支增长16%的推动下，俄罗斯社会已适应了莫斯科所自诩的与西方的“生存对抗”，而克里姆林宫方面也做好了持续这种对抗的准备。
但普京的俄罗斯实则脆弱，其弱点明显而易见。目前，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过程愈发个性化及专断，甚至缺乏基本的质量控制。自从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在执行普京命令时显得更加驯顺，对其偏执的世界观更是唯命是从。这种结构性缺陷的代价正逐步增加。然而，即便是3月22日由“伊斯兰国-呼罗珊”（ISIS-K）在莫斯科郊区音乐厅发动的、造成145名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也未能促使俄罗斯领导层重新考虑其政策优先级。
普京的政权是一个由年迈的强势统治者管理的高度个人化的系统，其实际的脆弱性远超表面所见。在普京的奇思妙想和偏执驱动下，莫斯科容易犯下致命错误。俄罗斯实际上只是在执行最高层的指令，但却无法保证这些指令的质量。正因如此，俄罗斯始终面临着可能一夜崩溃的风险，历史轮回似乎将重演其三十年前的苏联命运。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曾指出，西方之所以未能预见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联本身并没有因为某些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而解体。实际上，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是由最高层的一系列决策所推翻的，这些决策在一个缺乏制衡的系统中被不加批判地执行。
虽然乍看起来这种比较似乎不太可能，但普京今天的处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后几年的处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保守派官僚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这些官僚习惯于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因此几乎没有反抗。虽然普京不具备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但他在一个关键方面与戈尔巴乔夫相似：他有能力将自己的个人愿景强加给整个俄罗斯国家。
利用其集中的权力，普京将俄罗斯推向了与乌克兰的残酷战争。国家官僚机构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预测和实现总统的愿望。这种日益专制的体制造成的一些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普京降低了政治自由度，破坏了媒体环境，迫使许多有才华的俄罗斯人流亡国外。
其他影响则不那么明显。例如俄罗斯安全部门曾花费数十年时间在国内的北高加索地区以及国外的叙利亚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但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安全部门的机构知识变得过时，而他们现在对西方情报机构共享的信息不屑一顾。在恐袭发生的两周前，美国就已将该音乐会场馆标记为可能的恐怖主义目标。普京称美国的警告是企图“恐吓和破坏我们社会的稳定”。
普京总统将国家资源用于追寻幻想中恐怖行动与基辅之间的阴谋联系，而调查和逮捕暴力宗教极端分子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即便是在首都附近发生的一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也未能引起必要的警觉。普京指示官员探查乌克兰是否涉及音乐厅大屠杀，这种行为实际上阻碍了调查的进展，分散了公众对防止未来此类袭击的关注。
经济部门的协调同样受到影响。部门官员不再追求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转而集中精力编制能取悦普京的数据。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胀而维持高利率，与此同时政府又通过补贴贷款刺激国内需求，两者的政策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能源部与财政部之间在是否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实施出口禁运上也发生了权力争斗，前者试图降低国内油价，而后者则意图增加收入。这些举措本应是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却被管理经济的官僚固化为永久性政策，以避免触怒普京。
尽管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还能保持国家经济的表面稳定，并因此赢得了国际上的某些赞誉，但他们越来越受到克里姆林宫专制主义的阻碍。目前这种稳定的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尚不清楚。如果普京认为战争需要更严格的控制，这些技术官僚也可能会被完全抛弃，使得政策制定更加依赖于权力的集中与个人意志。
优柔寡断的疲劳
普京的优柔寡断常常同其所作决策的破坏性一样显著，这一点与苏联晚期形势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截至1989年底，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发起的重大变革感到困惑，试图终止改革进程，结果导致国家机构失去了统一的方向，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苏联体制在崩溃前已显摇摆不定。
在现代俄罗斯，相似的问题同样显现。普京发动了全面战争，却鲜少向国家及其准国家机构阐释如何适应这一新的现实。在这种指导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机构要么感到困惑，要么擅自行动，有时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普里戈任的叛变便是一例。长期以来，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私人军团——瓦格纳公司与国防部的关系一直紧张。
但到了2023年春末，随着东部战事陷入僵局，双方的敌对情绪达到高潮。普京未能在双方间进行调解，导致普里戈任带领数千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军进驻莫斯科郊区。面对这场危机，俄罗斯庞大的安全机构未能有效抵抗。普京最终亲自出面通过谈判结束了这场危机，并随后（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命令击落了普里戈任的私人飞机，导致后者丧生。这场危机不仅暴露了俄罗斯在无领导指令下的惊人无能，也差点将国家推向了政府军与私人军阀之间的内战。
两个月后，普京未能有效遏制极端主义，这直接为达吉斯坦地区发生未遂大屠杀埋下了伏笔。当时，一群暴徒冲进机场，搜寻从特拉维夫抵达的犹太人。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前，这样的事件是不可想象的，但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加强了与伊朗的合作，由此带来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已悄然渗透莫斯科的反西方言论。当地政府对于这些“反以色列活动分子”的行为无所适从，最终需莫斯科直接介入以驱散暴徒。
此外，莫斯科郊外的ISIS-K发动的恐怖袭击也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这同样是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模糊且自相矛盾的信号所导致。一方面，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他们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的情报持怀疑态度。如果俄罗斯能与西方国家保持正常的情报共享，那么3月22日的袭击可能会造成较少的伤亡，甚至可能被完全避免。然而，普京对美国的警告不屑一顾，视其为“讹诈”，俄罗斯情报机构也拒绝认真对待美国提供的可靠情报。
普京的纸牌屋
普京的决策圈长期被谄媚者和唯唯诺诺的人所围绕，这加剧了他的固执和顽固。由于缺乏负面反馈和客观建议，他容易产生所谓的“隧道视野”，混淆事务的优先级，并情绪化处理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他的决策质量。因此，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国内安全和经济前景均受到不良影响。
与许多统治者一样，普京对历史和个人遗产的执着显著。他的执政时间已超过斯大林，成为自斯大林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俄罗斯领导人。现年71岁的普京正接近20世纪大多数俄罗斯领导人的寿终年龄，这种对自身死亡的觉悟无疑影响了他的决策过程。这种意识的增强在2022年对乌克兰的入侵决定中得到体现，此举可能是一次重大误判。
从外部看，普京的政权似乎稳固无比：精英阶层的顺从、充裕的财政储备、石油租金的持续流入，以及国家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熟练技巧，这些因素均构筑了其看似无懈可击的形象。然而，与苏联晚期相似，普京政权的内部结构实际上远比表面上看来脆弱。
事实上，就在一年前，几乎没人能预见到普里戈任的雇佣军会向莫斯科进军数百英里，途中几乎未遇到任何实质性抵抗，也没人预料到反犹暴徒会冲击俄罗斯国际机场。这种不可预测性可能成为俄罗斯政权未来危机的标志。
即便是小规模事件，如乌克兰的军事挫折、精英阶层内斗或新的国内动乱，若当局未采取行动或基于普京的偏执政策加速了问题的发展，都可能引发政治雪崩。俄罗斯问题的核心并非事件本身，而是克里姆林宫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使得该政权长期处在崩溃的边缘。
政权的崩溃可能需要数年来发酵，也可能在几周内突然发生。西方应当认识到，俄罗斯国内的动荡随时可能脱离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可能导致其表面上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权迅速解体。
作者简介：马克西姆·萨莫鲁科夫（MAKSIM SAMORUKOV）是卡内基柏林分部俄罗斯欧亚中心的研究员。
文章信源：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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