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美国2名间谍被捕，美操控联合国要求放人，周总理机智破局

1952年11月29日，随着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一声令下，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我军的枪炮声中被缓缓击坠，当战士们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两名穿着美式军服的美国间谍。

1954年12月23日，中国法院对这两名美国间谍予以了公正的判决，并于第2天向全世界通报了这一则消息。

美国往他国派遣间谍还被人家连同飞机一块打下来的消息，无疑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颜面，美国只得一边对外宣称那两人不是间谍，一边通过操控联合国要求我国立即放人。

面对美国政府的无理取闹，主管我国外交事务的周总理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随着我志愿军在前线接连取得重大胜利，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军队连战连败，不但被赶到了三八线以南，甚至丢掉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前线的胜利让国内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然而身为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的谭友林却越发感到忧心。

美国人在正面战场上打不过志愿军，很有可能会出一些“盘外招”，比如派遣间谍飞机在中朝边境空降，或者派遣船只在我国辽东沿海地区登陆，通过在后方搞破坏的方式搅乱我国战略部署。

因此，谭友林除了每天带着公安部队的战士们与军区的野战部队一同在沿海地区进行反登陆作战外，一边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反特教育工作。

1952年8月，国家公安部向东北公安部发了一封电报，说在长白山区接收到了可疑的敌方电台，要求东北公安部迅速查清可疑电台的真实身份。不过长白山幅员辽阔，山上林木茂盛，东北公安部很难准确找到可疑电台的确切位置。

9月，吉林省公安厅向东北公安部发了一封电报：有群众向安图县公安局反映，不久前曾在老岭一带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同时，还有人民群众在老岭上发现印有外国文字的空罐头盒子，甚至有人称曾在山上遇到过5名“志愿军战士”找自己“买米”。

这些迹象表明，在长白山附近绝对存在着一批外国敌特，他们伪装成志愿军的样子想要潜伏入国内搞破坏活动，有鉴于此，东北公安部决定在长白山区附近展开一场“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的斗争活动，谭友林亲自带头，组织东北地区的公安部队及民兵部队，以老岭地区为重点重重设卡，严查过往行人。

9月29日，二道白河护林防火检查站内的两位女民兵，发现了一名行迹可疑的“志愿军战士”，那人来到检查站后自称是志愿军某部的指导员，叫做“卜经武”。

然而训练有素的民兵还是觉得此人大有问题，于是立即对这名“志愿军战士”进行了详细盘查，此人虽然回答得有模有样，但当民兵们要求他拿出“入山通行证”时，此人当即就慌了神，说“掉了”。

两位女民兵觉得此人行踪可疑，大有问题，于是决定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结果这名“志愿军”刚到延边专区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就大声说自己要“自首，招供”。

原来，这名假“志愿军”的真名叫做“李军英”，代号“5774”，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长，后来跑到香港参加了一个由美国CIA组织的“自由中国运动”组织。

这个组织专门网罗国民党逃往香港、澳门的军官，在日本进行特务训练后派往中朝边境进行特务活动，他本人是于9月21日被一名叫做约翰·托马斯·唐奈的美国CIA空投到附近的。

在李军英之前，已经有10名中国籍美国特务被空投到了长白山附近，妄图在中朝边境建立一个集搜集情报和搞破坏为一身的“游击基地”。

李军英此行的目的就是视察这个游击基地的建立情况，之后回去向美国驻日本间谍机关汇报。

公安机关对李军英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视，详细地审问了那10名中国籍间谍的情况，以及他回日本的方法。

经过连夜的审讯，李军英供述：那10名间谍分为两队，一队由文士杰（真名为张载文）率领，简称“文队”，一队由沈恒年（真名为栾恒山）率领，简称“沈队”，他们靠电台与驻日美谍联系。

至于他返回日本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空取”、“武路”、以及“荣路”。

“空取”的意思是李军英如果没有暴露，那么美国间谍机关将会派遣飞机飞到边境地区，通过使用空取器将李军英牵引至飞机上，飞往日本。

“武路”的意思是，如果李军英觉得自身有暴露的风险，就想办法从海上返回日本。

“荣路”的意思是，李军英自己想办法绕道香港返回日本。

谭友林对李军英的供词十分重视，当场下达命令：“组织一支精明强干的搜查分队，对李军英交代的敌特营地展开排查，隐蔽歼敌，先打掉‘沈队’，再歼灭‘文队’，务求活捉，留作我用。”

紧接着军区成立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不断派出搜捕分队，从不同方向对敌特进行搜捕，与此同时，军区还专门组织边防公安部队及民兵共同进行了拉网式搜查活动。

如此严密的搜索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果，没用一个月，“沈队”和“文队”除两名特务在围歼战斗中被击毙外，自张载文、栾恒山以下8名特务全部落网。

在分别对这8名特务进行突击审讯后，公安机关得到一个重大情报：“游击基地”每7天必须与CIA通过电报进行一次联络，他们上次联络已经是6天前的事情了。

谭友林认为这一项情报十分重要，虽然敌方空投在我边境的特务已经被一网打尽，但是斗争仍然没有结束，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让“文队”的报务员跟美国间谍机关取得联系，诱使其主动露面，然后将其一举歼灭。

就这样，一份针对美国间谍的“请君入瓮”计划新鲜出炉。

谭友林指示公安干警做好“文队”报务员牛松林的思想工作，让其积极配合我军的行动。在我军政工作人员的思想攻势下，牛松林认清了自己不该为外国人危害祖国的事实，决定洗心革面，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赎罪。

就这样，在牛松林的积极配合下，美国间谍机关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反而对“文队”提供的“情报”十分的赞赏，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

没过几天，美谍机关给“文队”发来指示，要求“文队”通知李军英准备返回日本报道，牛松林按照我国公安机关的指示，回复道：“广东边境防范严密，‘荣路’走不通，李（军英）现已在‘文队’。”

很快，电台就收到了美谍机关的回复，对方要求“文队”尽快帮李军英选择一个“空取场地”，己方不日将会派遣飞机前去将李军英取回。

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知道，美谍机关这是“咬钩”了，谭友林决定亲自担任作战总指挥，并下达指示：“打掉美国的间谍飞机！”

谭友林和指挥部的其他同志进行商议后，紧急制定了一份十分详尽且严密的歼敌计划。

1952年11月29日，一支由携带着18挺高射机枪的驻鞍山防空部队、携带着10余挺轻机枪的公安84团，以及携带着6挺重机枪的吉林省公安部队组成的“捕谍部队”，被部署至为美谍准备的“瓮”——荒沟阵地内，共同组成了一道半圆形火力网。

晚上的长白山天气异常寒冷，温度低至零下20多度，然而以谭友林为首的“捕谍部队”却对此毫不在意，他们首先按照美谍机关的要求在一处雪地上设置好了装有指示灯的空取架，并在雪地里摆放了三堆信号火堆，之后安静地埋伏在雪地里，等待着美国间谍飞机的到来。

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李军英控制的PPN2导航器收到了美国战机的信号，因为身后有我公安人员的密切监视，李军英不敢耍小花样，老老实实的进行着操作。

晚10点45分，一架暗绿色的C47美谍飞机飞抵了空取器上空，我公安干警立即点燃信号火堆，并点亮了空取器上指示灯。

C47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之后，扔下了一个系着降落伞的大包裹之后往回飞走了。

这个大包裹里除了各种生活物资外，还有一个装着两份命令的黑皮包，第1份命令写着：美谍机关对李军英和“文队”的表现十分满意，即日起，所有人的账户里每个月都会增加100美元的存款;

第2份命令表示“空取行动半个小时后进行，行动分为两次，第一次为试飞，测试路线和高度，第2次为正式行动，希望各位做好准备。”

谭友林知道时间紧迫，迅速做好了作战方案：“各阵地做好备战准备，机会只有两次，如果敌人第1次试飞时处在最佳射击范围内，予以坚决打击，否则的话，就等敌机准备空取时再进行打击。”

C47飞走半个小时后，空中再次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当谭友林命令部队做好射击准备时，现场战斗员回答敌机不在最佳射击角度，因此谭友林当即取消作战命令，准备当敌人正式开始空取时将其一举歼灭。

晚11点35分，美谍飞机再次飞到空取器上空，生性谨慎的美国人往下投放了照明弹，确认安全后开始缓慢降落，当美谍飞机距离地面只有200多米时，谭友林喊道：“开火！给我狠狠的打！”

紧接着，三颗红色信号弹朝着天空飞去，捕谍部队的轻重机枪齐齐向天开火，只见那一架美谍飞机转着圈儿的坠落了下来砸到了一棵树上，然后只听“轰”的一声，美谍飞机爆炸起火了。

顺利将美国间谍飞机击落后，欢呼雀跃的战士们按照上级指示开始打扫战场，他们在飞机残骸内发现了两具烧焦的尸体，以及卡宾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各种装备，坐实了这架谍机的身份。

这时，一名战士突然间冲着一处空地喊道：“什么人?”大家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两名身穿美国军装的男子正悄悄地往外爬行，于是一窝蜂地上前将两名男子抓获。

起初，这两名美国男子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一口咬定自己是CAT（民用航空公司）的雇员，本想前往北朝鲜领回一位飞机失事的同事，结果因为没认清方向的缘故，误入了中国领空，甚至红口白牙的要求我方予以“赔偿”。

然而这两名美国间谍的狡辩没能取得任何作用，当李军英被带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知道狡辩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主动选择了坦白。

据两人交代，他们两人分别叫做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从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经过短暂训练后被派至美国驻日本厚木基地间谍机关从事潜伏破坏活动，这次前来中国接应李军英共4个人，另外两人分别是飞行员诺曼·施瓦茨和领航员罗伯特·斯诺迪。

唐奈和费克图之所以没死，是因为飞机在坠落时撞到了一棵大树上，机身被切成了两半，他们两个在飞机爆炸前被惯性给甩了出去，这才侥幸逃脱。

成功粉碎了美国人的阴谋后，谭友林将这一案件分别向国务院、公安部作了汇报，两名间谍也暂时被关押在了沈阳的一间监狱里。当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说道：“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办得好。”

美国方面对于这一情况并不了解，对“失踪”的飞机进行了大规模寻找后仍然一无所获，只得于1953年12月4日认定唐奈和费克图“推定死亡”，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甚至假惺惺地给两人的“遗属”写去了慰问信，美国“游击基地”的作战计划也只得宣告终止。

1954年11月2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公正审理，裁定约翰·托马斯·唐奈为此次间谍活动首犯，判处其无期徒刑；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为本次间接活动的从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当第2天中国媒体将这一则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立马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地震”，毕竟往他国派遣间谍从事破坏活动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干坏事也就算了，还被人家给抓住判刑了，让朝鲜战争后颜面扫地的美国人变得更加“灰头土脸”。

因此美国国务院当即发表抗议声明，辩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的“文职人员”，在1952年11月乘坐一架从朝鲜飞往日本的飞机时，因飞机失事死亡了，中共宣称的两人被抓的消息，美方也是第一次听说。

之后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抗议“中国肆意抓捕美国‘合法公民’。”

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又转交给我国外交部一封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美国人在照会中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对两名美国“合法平民”判刑十分不满，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放人。甚至对我国发出威胁，表示美国至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国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美国不忍了就不确定会做出什么事情了。

然而，自大的美国人在中国政府这里碰了个硬钉子，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写信予以驳斥，并表示“碍难接受，特予退还。”

美国见不管是抗议还是威胁对中国都没用，只得选择“场外求助”，当时联合国基本上已经被美国及其同伙把持，因此美国政府主动将抗议照会的副本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他将副本分发给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并暗中联络己方盟友，准备将这事在联大上“闹大”。

经过8天的激烈讨论，联合国大会以47票赞同，5票反对，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美国提交的联合国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使11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的决议，美国也因此顺理成章的要求哈马舍尔德“斡旋”此事。

哈马舍尔德接连给周恩来总理发去三封电报，请求对中国进行访问，周总理在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后，对哈马舍尔德的访问表示“欢迎”。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一行顺利抵达北京，并于第2天下午和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了正式会谈。在1月5日至1月10日举行的4次会谈中，哈马舍尔德竭尽所能地为美国的侵略行为辩解，周总理也坚定地捍卫着中方的立场，直接了当的告诉哈马舍尔德：“唐奈—费克图间谍案是我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联合国的任何所谓决议，中国都绝不接受。”

不过，周总理最终还是给了哈马舍尔德一个面子，允许美国罪犯家属来中国探监，哈马舍尔德对此非常高兴，觉得“不虚此行”。

美国罪犯家属们得知中国允许他们去看望亲人后十分高兴，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身为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亲自给他们所有人写了一封信，表示美国政府不允许他们去中国进行探监，无奈的美国罪犯家属们只得按照美国政府要求，给中国政府写信请求早日释放他们的家属，因为“中国太过遥远，无法前往。”

美国人打的亲情牌很快被我国政府化解，我国政府决定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给他们写了一封回信，表示对家属们无法来华一事感到十分的遗憾，不过不管你们何时想来中国，中国红十字会一定会予以帮助。

中国政府的大气应对让罪犯家属们十分欣赏，对美国政府也渐渐心生不满，在美国国内发起了多起抗议活动，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美国政府有苦说不出，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抵达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并主动提及了两名间谍的问题，为了表示我方对中美和解的诚意，周总理决定提前释放费克图，并将唐奈的刑期改为5年。

1972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内举行的一次发布会上，正式承认唐奈是美国间谍，并于不久后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在他与周总理进行会谈时，主动承认唐奈确实犯了罪，请求中国政府对其“宽大处理”。

1973年年初，唐奈年近朝杖之年母亲罹患中风，尼克松再次在公共场合呼吁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唐奈，周总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指示有关部门于1973年3月14日提前将唐奈释放，这次持续了近20年的间谍案终于就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