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中有过10个孩子，除了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毛姣姣）、李讷等4人外，其余6个孩子全部不幸夭折或者走失，在毛主席走失的孩子当中，大部分都有无音讯，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唯独毛主席与贺子珍所生的第2个孩子“毛毛”，是所有走失的孩子中，存活希望最大的一个。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向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发去了急电：寻找一批在长征开始前寄养在瑞金群众家的红军后代，其中特别注意要找到毛主席遗留在江西的孩子：毛毛。
那么，毛毛为何会和毛主席及贺子珍分别，毛主席最后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毛毛呢？
“毛毛”毛岸红
“毛毛”的大名叫做毛岸红，他于1932年11月出生于福建长汀福音医院，毛岸红出生时的那一段时间对于毛主席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自从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大力提携原本只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我党也因此于1931年9月22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王明则于三天后前往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了博古的“大后台”。
投桃报李之下，博古也开始认真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中共临时中央也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到1933年甚至连上海都待不下去了，只得被迫迁往中央苏区。
然而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后，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继续在党、根据地、红军内部全面执行王明“左”倾方针，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以及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
博古之所以如此行事，就是为了从上到下的和毛主席代表的正确路线做斗争，最终目的是打压、孤立毛主席。这一段时间对于毛主席而言无疑是非常黑暗又痛苦的日子，而毛岸红的存在无疑给此时的毛主席带来了巨大的慰藉与温暖。
毛岸红出生时贺子珍正患有疟疾，因为医生担心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不让贺子珍给毛岸红喂奶，毛主席因此只得托人给毛岸红找了一位江西奶妈。在江西，当地人习惯于把小孩子叫做“毛毛”，听得多了，毛主席和贺子珍也跟着奶妈叫毛岸红为“小毛毛”。
小毛毛长得和毛主席很像，毛主席闲暇之余总会前往医院，从奶妈手里将小毛毛接过来抱着他玩耍，有时候毛主席赶到医院时小毛毛睡着了，毛主席就会坐在凳子上什么也不说，看着妻子贺子珍抱着小毛毛休息，一坐就是半天。
当小毛毛长大了些后，毛主席就将小毛毛扛在自己肩头，笑呵呵地对旁边人说道：“小毛毛将来比我有出息，我这才一个毛，他比我还多一个。”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毛主席经常愁眉不展，已经两岁多的小毛毛也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毛主席紧绷的神经有所舒缓。
而小毛毛也十分懂事，观察到爸爸每次出门基本上都会在傍晚左右回来，于是只要毛主席一出门，小毛毛就会在傍晚时分跑到门口等待父亲归来，有时候等了很久毛主席还没回来。贺子珍问小毛毛饿不饿，结果肚子明明饿得咕咕叫的小毛毛却一本正经地表示：“不饿，等爸爸，一起吃。”
这一天，在外面开了好几天会的毛主席一脸严肃地回到了自己家，一把抱起朝自己伸出双手的小毛毛，摸了摸他的头发，亲了亲他的脸蛋，沉默了良久才对贺子珍说道：“刚刚会议上中央刚刚通过了一个决定，部队转移的时候可以带少数女同志一起走，但是孩子们一个不准带。”
贺子珍知道党的命令是绝对的，因此心中万分不舍，但还是和丈夫商议后，决定把孩子交给毛泽覃、贺怡夫妇代养，毛泽覃是毛主席的三弟，这次奉命留在根据地打游击。
在部队正式转移之前，贺子珍决定给孩子做一件小棉袍，他先从邻居那里要了一些棉花，然后将自己的一件灰军装给剪开，趁着灯光给孩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不顾小毛毛的哭喊，含泪和毛主席一起离开了根据地。
当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整个苏区全部落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之中，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担心小毛毛跟在自己身边可能会遭遇不测，于是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将小毛毛转移至瑞金乡下的一个乡亲家里躲藏，等到安全了之后，再将小毛毛转移出来。
然而世事无常，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红军队伍在黄鳝口红林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所包围，毛泽覃和送毛毛离开的警卫员壮烈牺牲，毛主席和贺子珍就此彻底失去了小毛毛的消息。
寻找小毛毛
1949年5月，既是毛泽覃遗孀又是贺子珍胞妹的贺怡去了一趟香山双清别墅找到毛主席，说自己找到了毛岸红的线索。
毛主席听到此事后高兴万分，将自己记忆中小毛毛的相关情况对贺怡说了一遍，结果发现贺怡找到的“毛岸红”在时间、地点、岁数方面完全不符合。
贺怡知道自己找错了人，赶紧对毛主席表示，过段时间自己要去江西，到时候再帮毛主席找一找小毛毛的下落。
结果毛主席沉思良久后表示：“当初小毛毛被送走的时候才两岁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保证孩子能够安全成长，才将他送给了老百姓，这些年的战乱不知道让人家吃了多少的苦，现在我们进城市了，生活条件好了，又要把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要回来了，对得起人家的养育之恩吗？你就别找了。”
但贺怡到达江西之后还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寻找，直到1949年11月，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吉安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听到了一些关于毛岸红的线索，在古柏夫人曾碧漪的陪同下从韶关乘车前往赣南、粤北一带寻访毛岸红的踪迹。
结果在1949年11月21日晚10点，她们乘坐的吉普车在经过太和县凤凰墟的一处木桥时翻了车，汽车当即栽入了三米深的水沟里面，贺怡跟曾碧漪的儿子古一民因此不幸当场身亡，而曾碧漪也因此右脚骨折，毛岸红的线索彻底中断。寻访毛岸红的事情，也因此暂时不了了之。
中央急电
虽然作为父亲的毛主席顾虑毛岸红养父母的心情没有让人继续追查毛岸红的下落，但是作为母亲的贺子珍却十分怀念自己那个下落不明的孩子，因此贺子珍于1953年向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的描述了自己在离开瑞金前的经历，请邵式平帮自己寻找儿子小毛毛。
邵式平接到贺子珍的这封亲笔信后非常重视，虽然此时贺子珍已经与毛主席离婚了，但是毕竟也是毛主席的孩子，而且此时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了朝鲜，身边只剩下了毛岸青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如果能找到毛岸红的话，对于毛主席来说来可以称得上是慰藉，因此当即指示手下工作人员，准备寻找毛岸红的踪迹。
不久之后，邵式平又接到了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急电，安子文在电报中要求邵式平帮忙寻找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红军干部、将士们寄养在瑞金等地群众家里的子女，特别注意寻找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中央来电要求寻人，这件事情的性质立马就变了，因此邵式平将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找了过来，要他亲自负责寻找毛岸红下落的任务。
朱开铨回到省民政厅后，决定把寻人的工作交给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王家珍刚进入民政局不到两个月，1950年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了三年仗后受了两处枪伤，因此1月份的时候转业到了省民政厅，朱开铨觉得王家珍办事干练，将这一项重大任务交给他绝对没有问题。
王家珍接到任务后迅速赶往瑞金，然后找到瑞金县长刘辉山寻求帮助。
刘辉山对这份工作十分重视，三天后就在县政府内主持召开了由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参加的座谈会，老红军们对于政府的工作十分配合，纷纷回忆着自己知道的首长孩子的下落，可惜没有一人知道毛主席的孩子被送到哪里去了，甚至有人隐晦地指出当年那个年代灾荒不断，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清洗”，还不知道有多少红军子女留存下来了呢。
虽然老红军们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线索，但是王家珍并没有放弃，他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寻找，一定能找到毛岸红的下落，因此，王家珍决定深入人民群众中去，一个村的一个村的调查毛岸红的踪迹。
王家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查了瑞金七八十个村庄，结果没有一点关于毛岸红的踪迹，就在王家珍逐渐有些绝望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可以去档案馆查看民国时期的瑞金县志。
于是，王家珍急匆匆地赶往瑞金档案馆，成功地在1934年《瑞金县志》中查到了一条关于毛岸红的记载，写着：毛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
这短短的一行字给了王家珍无穷的信心，他再次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王家珍在叶坪乡进行调查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农民，那两个农民在闲谈时告诉王家珍，朱坊村村民朱盛苔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喜出望外的王家珍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八华里外的朱坊村进行调查。
朱盛苔和妻子黄月英是一对老实巴交的农村夫妇，他们明确告诉王家珍：当年的确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因为不知道孩子的生身父母是谁，所以就让他跟了自己姓，取名为朱道来。
只不过，朱道来不久前被一个叫做朱月倩的女人给领到南京去了，朱月倩自称是霍步青的妻子，她几个月前来到朱坊村见到自家养子朱道来后，一口咬定朱道来是她的儿子，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朱盛苔夫妇还是相信了她的话，同意让她将自己养育了19年的朱道来给领走了，不过那个女人走的时候，没有要朱道来小时候的那件用旧军装改的小袄衫。
王家珍听朱盛苔夫妇讲述完这些事情后，觉得此事有些可疑，毕竟朱月倩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口咬定朱道来是自己儿子，这一点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想到这里，王家珍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养子朱道来的照片。
朱盛苔赶紧点头表示朱道来不久前刚往家里寄了一封信，里面就有一张他最近的照片。王家珍从朱盛苔手里接过照片和来信看了一眼，发现朱道来长的和年轻时候的毛主席很像，而朱道来在来信中也表示自己在南京过得并不好，十分想念朱盛苔夫妇。
王家珍觉得“朱道来是朱月倩孩子”这件事情比较可疑，因此在征得朱盛苔夫妇同意后，将那一张照片带走，然后写了一份报告和照片提交给了朱开铨。
后来这份报告送到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对这份报告十分重视，将之转交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完照片和报告后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朱道来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儿子“小毛毛”，因此请求组织安排黄月英和朱道来前往上海见面。
就这样，王家珍再次前往瑞金到达了朱坊村，接上黄月英后一同赶往南京，费了一番波折后成功将朱道来也接到了上海。
当贺子珍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朱道来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把将他抱入了自己的怀里，然后哭着喊道：“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啊！”之后，黄月英将朱道来来到自己家时穿的小袄拿了出来，贺子珍更加确定，朱道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孩子。
不过为了万全起见，贺子珍主动提出带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经过检查后，确认朱道来和贺子珍的血型是一致的， 1953年人类刚刚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这项技术应用于亲子鉴定更是在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确认朱道来到底是不是贺子珍的孩子了。
因此，贺子珍开始认定朱道来就是自己的孩子。
不久后，朱道来的照片被送到了党中央，刘少奇、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看了照片后点了点头，觉得这孩子很有可能是毛主席的孩子，之后他们将这张照片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仔细地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后说道：“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至此，基本可以认定朱道来的身份了，然而就在贺子珍准备认亲的时候，曾经将朱道来接走的朱月倩跑来了北京，找到中央组织部大哭大闹，称朱道来就是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把朱道来还给自己，自己就在中央组织部大门口上吊。
朱月倩的丈夫霍步青曾经担任中共清归特委书记兼福建军区第三分区政委，1933年9月的时候因为受到反“罗明路线”的波及，再加上工作压力过大，在宁化县因为肝病逝世了，当时年仅31岁，对于我党而言是做过突出贡献的。
而贺子珍在革命时期身上受过十几处枪伤，和毛主席有过十数载的夫妻之情，对于革命而言也是有着巨大的贡献，因此党组织对朱月倩和贺子珍“争子”之事不由得感到有些头疼。
中央组织部为了确认孩子的归属，专门派人将黄月英、王家珍以及朱道来接到北京居住，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曾碧漪、钱希均(毛泽民遗孀)都曾去朱道来的住处看望过他。
但是，这孩子到底交给谁，中央组织部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上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知道事关重大，于是又将此事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听总理说完后，果断的说道：“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就这样，朱道来既没有跟着贺子珍，也没有跟着朱月倩，党组织最终决定将朱道来交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照顾。
后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朱道来于当年9月插班进入北师大二附中（1955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就读，北师大二附中的教学条件十分优越，很多革命干部的子女都曾在这所学校里面就读，而朱道来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十分的珍惜，学习得十分刻苦，门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之后凭借自己的努力，顺利的考入了清华大学。
而王家珍是1953年7月离开的北京，他和朱道来共同接触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因为朱道来比王家珍大一岁的缘故，朱道来管王家珍叫“家珍弟”，而王家珍则管朱道来叫“道来哥”，两人分别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王家珍也是在书信中知道，朱道来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王家珍也从心里为朱道来感到高兴。
1966年之后，王家珍和朱道来失去了联系，虽然他曾多次向朱道来的原地址写信询问他的近况，结果朱道来没有向他回过一封信。
1974年，担心朱道来出了什么意外的王家珍再次去了一趟瑞金朱坊村，见到黄月英后赶紧打听朱道来的下落，这些年黄月英也没有朱道来的确切消息，她只知道朱道来在1966年下半年的时候去世了，有好事之人告诉她朱道来应该是在“武斗”的时候被人打死了。
然而关于朱道来去世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朱道来的确是在南京去世的，只不过他是在1971年11月检查身体时检查出肝癌晚期，一个月后就不幸身亡了。
毛主席无疑是一位拥有着博大胸怀的伟人，虽然基本可以认定朱道来是他的孩子，但是他还是顾忌朱月倩的感受，决定将孩子交给人民和组织抚养，如此人物，又如何不值得人民尊重与热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