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带着妻子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此行，他们是来探望好友夏衍与潘汉年的。
中午，几人一起用餐，用餐后，吴祖光告辞离开，潘汉年回到了房间。
晚上8点，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带着人匆匆赶来，潘汉年随即接到电话：“楼下有人要见你，请你下楼一趟。”
毫无思想准备的潘汉年穿着拖鞋下楼，当即看到了全副武装的罗瑞卿。
罗瑞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示，你被逮捕了。”
潘汉年一头雾水，战士们顾不上其他，将潘汉年带上了小汽车后，转眼便消失在夜幕中。
此时，正巧在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潘汉年作为上海市的代表未能出席第二天的会议，引起了上海代表团其他人员的疑惑。
1955年4月5日，陈毅在上海代表团开会时说：“潘汉年由内奸问题被捕，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
1943年，潘汉年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件事，要从1939年说起。
1939年的春天，经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后，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为了获取更多有利的重要情报，党中央决定加强在敌后搜集情报的工作。
潘汉年作为我党有名的地下工作领导人之一，他此次奉命离开延安，来到了香港。
香港此时是远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情报战场，美，苏，英，日等国家都派有情报人员在这里活动，此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廖承志。
廖承志与潘汉年是老相识了，两人见面后双方都很高兴，随后，他们开始通力协作，整理和创建我党的情报网络。
1939年8月，党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统领华南一带情报工作。
潘汉年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地下工作者，在他的领导下，香港很快建立起了一个卓尔有效的情报网络，在香港的情报工作进行稳固时，潘汉年又将目光投向了上海。
相对于香港来说，上海才是敌后最大的据点。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上海的绝大部队地区，对于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美，苏，英等国非常重视，他们的情报工作在这里依然是十分活跃。
日本人在上海创办有“梅机关”，还有汪精卫投降当汉奸后的“特工总部”，除此之外，国民党派遣的军统，中统特工，也在上海开展工作。
潘汉年认为，想要获取更多，更重要的情报，他必须在上海建立一个情报网络。
不久，潘汉年秘密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不过在前往上海前，他见到了一位神秘人物。
袁殊
此人叫袁殊，在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人员中，袁殊无疑是其中最为特殊，最为传奇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身份，十分复杂。
大革命时期，袁殊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后来他去日本留学，受到了左翼文学影响。
回国后，袁殊与潘汉年，夏衍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此，他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在此期间，袁殊通过自己的能力，接连成为了国民党军统，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机构人员。
早在抗战初期，袁殊找到潘汉年，说要继续为中国共产党服务，潘汉年同意，表示他应该“身在曹营心在汉”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袁殊在上海一边跟军统联系，一边和日本情报机构联系，与此同时，他还是算是我党的地下党之一。
1939年9月，袁殊来到香港，参加国民党军统会议，此时，他得知潘汉年从延安来到了香港，便想见潘汉年一面。
几天后，袁殊找到了潘汉年，刚一见面，袁殊就推心置腹地说：“我希望中共党组织能够同意我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为抗战效力。”
潘汉年：“你的要求，我们欢迎，而且你目前的处境，也不必变，外人的议论不要在意，历史必定会有公正的评价。”
随后，在潘汉年的指示下，袁殊回到了上海。
不久，潘汉年来到了上海，他即刻在百老汇大厦，约见了袁殊，这次见袁殊，潘汉年主要是想要搞清上海的情报工作。
袁殊一一如实到来，这对潘汉年在上海创办我党自己的敌后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大便利。
在上海主持情报工作时，潘汉年打交道的另一个人，也成为了他最终被捕的原因之一。
李士群（右）
这个人，就是李士群。
李士群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大革命时期，他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党中央的特科机关工作过，后来由于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随即加入了中统。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士群在南京与日本间谍勾结，随即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
后来，由于日本人的器重，李士群与汪精卫结下了友谊，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便成为了汪精卫伪政府情报机构“特工总部”的实际负责人。
虽然当了汉奸，但是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他不愿将所有事情做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接上联系。
1939年秋天，潘汉年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传递信息：我愿意和你们建立联系，还可以给你们提供情报，你们尽可以将胡绣枫安排到我这里工作。
早些年间李士群被国民党逮捕时，胡绣枫多次接济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因而李士群和叶吉卿对胡绣枫多有好感，不过此时胡绣枫在后方做国民党上层的抗战工作，无法分身，便委托姐姐胡寿楣前来接替这个任务。
胡寿楣还有一个笔名，叫关露。
此时的关露，是上海滩的四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等人并称，她于1932年入党，一直在“左联”工作，
1939年的一天，关露接到了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这个小廖，指的就是廖承志。
关露
关露来到香港后，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潘汉年没有客气，立刻将任务全部和盘突出，关露心中有些犹豫，一会儿，她坚决的表示了服从命令。
潘汉年特别叮嘱道：“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千万不能辩护，辩护就糟了。”
关露点点头，这个时候，关露已经幻想到了，自己被其他朋友“唾弃”的样子。
回到上海后，关露即刻与李士群产生了联系，此后，由于关露常常出入李士群的家里，因而一些朋友便向关露投出了鄙夷的目光。
甚至还有一些人公开的在报纸上说她是汉奸，关露有苦难言，她的心里一直谨记着自己的任务。
在当时的特殊时期下，做地下工作，真的是需要一颗强大的心。
对于关露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50多年后，作为知情者，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评价说：“关露是一位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就在关露忍受着旁人鄙夷的目光时，她的工作，迎来了曙光。
周佛海
1941年，李士群受到了汪伪政府周佛海的打压，对此，他十分不服气，随即，他向关露明确表示，自己愿意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目的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得到这个关键信息，关露立刻报告给了潘汉年。
潘汉年随即赶赴上海，在袁殊的安排下，潘汉年在李士群的家里，两人会面。
这次会面，两人达成了协议，由李士群为新四军提供情报，其中，李士群与潘汉年的中间联系人，叫胡均鹤，他是李士群的心腹。
潘汉年与李士群谈好后，李士群没有食言，他此后为新四军送去了许多有用的情报，除此之外，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江苏省委要撤离上海。
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后经潘汉年出马找到了李士群，在李士群的安排下，中共江苏省委安全撤离了上海。
双方合作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忽然发生了变化。
1943年4月，新四军掌握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军又有“大动作”，但是具体情况不了解，饶漱石便要求潘汉年，加强对情报的搜集。
此时由于另外的原因，情报部门和李士群的联系断了，潘汉年考虑到任务的重要性，便决定亲自去上海一趟。
这个时候，潘汉年想不到，这一次的上海之行，影响了他整个后半辈子的人生。
汪精卫
潘汉年到达上海后，没见到李士群，胡均鹤说他去了苏州，潘汉年再次奔赴苏州，可是到苏州，李士群又留下信说去了南京。
此时，潘汉年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但是事已至此，他只要咬着牙再去南京。
让潘汉年想不到的是，到了南京，虽然他见到了李士群，但是李士群却是说了一番让人意料之外的话：“汪先生知道你来了，他很高兴，想要和你谈一谈。”
听完这句话，潘汉年脸色大变，他自然知道这个汪先生是谁，正是大名鼎鼎的汉奸汪精卫。
这时，潘汉年终于明白，李士群从上海到苏州，再从苏州到南京，原来就是想引他见汪精卫。
李士群的态度很坚决，潘汉年自然是不愿意和汪精卫见面的，但是情况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如果拒绝了，恐怕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二天，李士群带着潘汉年，见到了汪精卫。
汪精卫：“我认识你们的毛先生，过去我主张联共的，后来发生了误会......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吸收各党派参加，也会请共产党。”
潘汉年：“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传达到延安，但是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派人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
汪精卫：“现在是个好时机，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
潘汉年不置可否。
汪精卫看到后没有多说，而是叮嘱李士群，要他安全将潘汉年送走。
这次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其实并没有谈什么实质内容，但是他们的节点并不在于谈了什么，而是谈话本身，就不是正确的。
之后，潘汉年更是做了一件错误的事。
此时新四军正在整风，潘汉年怕自己被整，就将此事隐瞒了下来，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察觉到此事，到处传播，毛主席为此还专门询问了潘汉年到底有无此事。
潘汉年违心的表示没有，毛主席相信了他，随即告诉我党有关部门，进行辟谣。
1945年，潘汉年来延安参加七大，本有机会向毛主席说情此事，但是他又错过的，以至于此事，潘汉年一直隐瞒了12年之久，直到1955年。
1955年，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此期间，由于“高饶事件”，毛主席提议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说清楚的，可以写报告。
潘汉年认为自己不能再隐瞒了，就将自己会见汪精卫一事，写成报告，拿给了陈毅。
陈毅看完后脸色大变，随即奔赴中南海，将此事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报告雷霆大怒，立刻批示：此人从此不可再信用，随后，他下达了逮捕潘汉年的命令，根据毛主席的命令，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队，将潘汉年抓了起来。
潘汉年随后被关押在了功德林监狱，1960年，被转送到秦城监狱。
1963年，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后来在特殊时期，他再次被捕入狱，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