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古代冷兵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原始的石器，到商周时期出现的青铜器以及后来铁器。各个时期冷兵器的发展状况可以直观的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文明水平。
在我国古代设计发展史上，青铜器的设计堪称第二次飞跃，它不仅表现在材料的可塑性上，而且承载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具有不同的意蕴。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迈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青铜器高速发展的商周时期，钺这种武器应运而生，作为斧的改进版本，钺不仅继承了斧的高杀伤能力，同时由于钺的独特性，钺也成为当政者权势的象征。
钺的产生和发展
夏朝建立以后，社会发展并不完善，士兵大都是半农半兵，闲时耕作种地，战时投入战斗，士兵们所使用的兵器也都是石斧、长矛之类的简易兵器，战斗力和杀伤力普遍较低。
至夏末商初，青铜的冶炼技术产生，青铜制品和各类兵器随之被打造出来，华夏先民为提高自身战斗力，同时又可兼顾耕种，便将斧的刃部加大加宽，将斧的整体变大，钺也就随之产生。
据《尚书·周书·顾命》记载：“钺、铖同兵类，脱胎斧。大者钺、小者铖。一人冕执钺，一人冠执铖。”
钺的出现是华夏先民智慧的结晶，其主要用途就是作为兵器进入战场。白刃近战时钺所发挥的杀伤力是其他兵器不具有的，但是，由于钺的体型较大，在战场上使用起来比较笨重，加之商朝时的战争使用弓箭较多，白刃近战的机会甚少，钺渐渐地退出战场，更多的是当成一种刑具来使用。
钺又形似新月，象征自然，代表着肃杀，有威严庄重的气势，周朝及以后多个朝代又赋予新的性质，代表着王权，成为权力的象征。
如果将秦朝以前看作钺的快速发展期，那么从东西两汉、三国、魏晋隋唐至两宋，就可看作钺发展的稳定期，其中不乏各个朝代对钺的多次改进和完善。汉唐时期的兵器发展迅速，斧钺再次被重视起来，并与刀剑等普遍使用的兵器一并进入战场。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钺的改良版本——铜戟，将钺的部分削平，使刃部变薄，将钺和长矛结合后成为一种新式兵器。铜戟重量变轻后，更有利于在战场上对敌方进行劈砍、前刺，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兵器。
三国时期战事频发，斧钺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战场中的作用与日俱增，得到了将领们的重视。诸葛亮曾在《作斧教》中写道:“战斧制造，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也”。魏晋两宋沿袭三国时期的制度，依旧重视斧钺的发展，并将斧钺大力装备在军队中。
至元明清三个朝代，由于火器的出现，斧钺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已大不如前，钺再次退出了战争兵器的行列。
虽然多次用于战争，最终依然不被重用，但钺经过各朝代长久的发展，其象征意义和蕴含的特殊意境是其他兵器无法比拟的，所以宋代及以后便将斧钺多用在祭祀和一些特定的地方。
再后来，钺发展成普通百姓使用的农具和器具，广泛存在于普通大众的生活之中，现在农民所用的铁锹就和商周时的钺极为相像。
钺的造型霸气十足
钺的基本形状大多都是方形和月牙形，有少部分也呈长方形。《说文解字》中有记载：“戊，大斧也”，即钺是由斧演变而来，虽然包含了斧的一些特性，但也存在些许差别。
钺的刃部比斧宽大，且握柄较长。
其次，钺作为古代王权的的象征，上面都刻有凶狠的动物兽痕，暗示一种强大的威慑力。
除此之外，每个朝代的钺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发展。比如出土于城固五郎庙的商代早期蛙纹钺，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商朝早期的钺都没有“阑”，这种没有阑的钺在实战中很容易和握柄断开，使用价值大大降低，直到商朝中期才逐渐改进，在打造钺时加上“阑”。
从史书的记载和墓葬出土的各种钺来看，在商朝时期制造的钺有大小钺之分。大钺虽然比较重，但其刃部很薄，商朝早期诸多文献中大多都是用在战争或是作为礼器在祭祀等一些重大场合时使用。
商朝早期的钺体型较大，这一时期多被用在战场或祭祀中，这一时期钺所体现出的价值是综合了战争的暴力和祭祀时对自然鬼神的崇敬，既顺从天意又借势杀伐。而到商朝末期，出土的小钺数量急剧增加，多用在刑具中。
虽然商朝对钺的使用仅存在与祭祀和刑具中，但对钺的外形和纹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商代的大铜钺在被制造时会采用一些雕刻的技术，比如浮雕、透雕等，纹路特别精美，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主殉葬墓出土的钺（见图4），钺身镂空雕刻着“露牙突目”的类人面纹，面纹的眉、目、鼻等突出雕刻，口齿微凹，刃部还有使用过的痕迹。
钺面上出现雕刻技术，说明钺从一开始的兵器逐渐向精美的工艺品演变，间接体现出商朝鼎盛时期社会繁荣，国力强盛，百姓之安居。
商纣王昏庸无道，百姓苦不堪言，周武王姬发破商建周，国家需要休养，百姓渴望安定，社会暂时进入了和平祥和的发展时期，青铜钺的使用逐渐减少，但钺的发展和创新却没有停下来。从灵台白草坡出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钺，其外形与人耳相像，这种钺叫做耳形钺（见图7），也称环形钺或扇形钺。
这种耳形钺和现代的镰刀有些相似，农时可收割庄稼，战时作为兵器使用。商朝初立，战乱初停，百姓渴望平息战争，安居乐业，这个时期钺的价值，不再是战争的利器，而是体现国家安邦，百姓乐业的心愿。
除了东周士兵使用钺，一些边陲少数民族的部落也曾使用过钺，比如百越地区的少数民族就曾使用过一种靴形钺（见图9）。但这些兵器构造比较特殊，刃的尖部很容易断裂，根本不适合作战，反而更适合当作收割作物的工具，现代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些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是由中原的农具演化过来的兵器。
十五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沙俄前身）的君主卫兵就开始使用长钺来守卫君主。一是长钺相对于其他兵器制作工艺简单且造价低。
二是当时莫斯科公国的制造业并不发达，极度缺乏制造好兵器的材料。
三是莫斯科公国士兵大多是农奴出身，整体素质偏低，好兵器在他们手中也体现不出来其本身的价值，而长钺这种兵器使用简单且近战威力惊人，是当时作为兵器的最佳选择。
后来火器出现，同时代的大部分国家，比如英国、法国等都放弃使用冷兵器，但战斗民族依旧使用着这种古老而又便利的武器。士兵把长钺楔到土地里，把火器架在长钺上当作类似支架的东西，既可以保持火器的稳定性，还特别省力。假如有近战发生，火器就没有施展的空间，那么长钺就可以发挥出近战的作用。一种兵器有多种用途，说它是一种“多功能”的兵器也是实至名归。
子午鸳鸯钺，也被人叫做日月乾坤剑，是清代董海川依照古代钺的形状改进发明的。子午鸳鸯钺虽然是“小众”兵器，但在很多的经典武侠剧中都出现过。这种兵器的习练方法与其他兵器有所不同，需要和八卦掌功法合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练习子午鸳鸯钺要求步走八方，变幻莫测，易守难攻。主要的招式有：蛟龙入海、狮子张口、燕子抄水等，是极为精妙的民间武术兵器。
钺在商周的作用
夏朝末期，斧钺就开始投入到军队中使用，《史记·殷本纪》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记·周本纪》也有：“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可以看出，只有权力至上的天子和贵族才能使用钺。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吉林大学的林沄教授就曾研究过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字和钺的关系，经过图12对比发现，金文和甲骨文的“王”字就是由钺的形状慢慢演化而来的。
这样就会有个疑问，古人为什么会选择钺来象征王权呢？铜钺的外形庄严肃穆，所散发的气势也让人不寒而栗，同时钺刃部上的纹饰精美别致，都非常符合帝王的气势。
古书《释名》中也说：“钺，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诗经·商颂·长发》载有：“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从这也不难看出，钺的威力是非常大的，而皇帝所代表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地位，钺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天子和贵族们权力的象征。
不仅如此，钺还代表军权由皇帝移交给大臣或将军，如《虢季子白盘铭文》载有：“赐用钺，用征蛮方”，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几件青铜大钺和甲骨文中也有妇好率军出征的文辞，佐证了钺还会代表军权。
殷商女将“妇好”
然而，这不仅仅是皇帝对军队指挥权的移交，也是皇帝对士兵奋勇杀敌的鼓舞和战事旗开得胜的祝愿。
作为祭祀的礼器
祭祀是华夏民族的一种信仰，是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心愿。商周时期的统治者们极为重视祭祀，他们每年会定期举行祭天大典和封禅，求其降福免灾，实现天地人神和谐共生的意愿。
既然是君主皇帝和名门贵族进行祭祀，那象征着权力的各种礼器是必不可少的，商周时期所用的都是青铜制的礼器，比如鬲、四羊方尊、簠等，而作为权力象征的钺也是其中一种。
除了被当作礼器外，钺的另外一种用法便是作为皇帝等贵族大臣的仪仗使用。一来是为彰显其无上权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出行的礼器来使用的。
钺也是令人胆寒的刑具
商周时期的钺有大钺和小钺之分，大钺象征帝王的威严和权力，并作为兵权的象征移交给出征的将军；而小钺大多被用在处斩犯人，被用作刑具使用。
《故唐律疏议》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的文献。在西周时期，钺作为刑具使用时，施刑者和受刑者都是贵族，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被斧钺砍头的。
东周时期，斧钺还作为战争督战的刑具。每当军队作战时，手持斧钺的督战官就会站在士兵的最后面，如果有士兵想要弃战逃跑，督战的人就会拿着斧钺去惩治逃兵。
战国时期的张仪在说服秦王征讨六国时就曾说过，六国的士兵都贪生怕死，根本没有纪律性可言，即便有斧钺在军后督战，也无济于事，这里所说的就是斧钺督战的功能，是兼顾权力和刑具的统一体。
农民的农具
商周时期社会繁荣，工匠将兵器钺改进，把钺的整体厚度变薄，钺刃部分与主体部分同宽，变成类似现在铁锹的农具进行使用。
西周早期的耳形钺和战国时期的靴型钺就是当时的代表，这一改进说明兵器在打仗时是利器，当不再需要兵器时就会变成农具，这也符合商周时期的社会现状。
结语
原始社会，人类制造石斧以解决生产与狩猎，随着部落之间战争的出现，石斧逐渐地具备了兵器的功能，为了提升作战效能，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对石斧进行改造，兵器钺由此而出现。
由于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钺逐渐成为军事实力和权力的象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钺的战争功能逐渐弱化，但是由于钺的历史影响力，人们便赋予钺更多的文化内涵，呈现在社会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