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后，某日在集体洗澡时，管理员李科长发现他的腿总是颤抖，感觉是有些问题的，就喊他立正站好，尤其是双腿要并拢。杜聿明一言不发照做了，管理员果然发现了毛病，这位黄埔一期的陆军中将肯定有隐疾：臀部一边大一边小。
大约是因为1942年远征军败走野人山的惨淡经历，杜聿明后来的身体始终不太好，在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期间，就在北平动手术摘了一个肾。
兵败被俘后，光他自己知道的病就有三种：胃溃疡、肾结核和肺病，当时的杜聿明思想还是比较顽固的，既不说明也不想治疗，打算来个慢性自杀一了百了。
管理员这次发现他身体异常后，立即上报，于是第二天杜聿明被专车送进了北京复兴医院。结果一检查，是骨结核，这个病究竟咋回事咱也不太明白，应该是脊柱方面的问题，总之蛮严重的。
院方当时没有告知杜聿明具体病情，但是专门給他做了个石膏模具，要求他每天睡觉都要躺在里面，并且得坚持数年之久才能见效。
这玩意儿很稀奇，所以军统大特务沈醉刚进来时，还以为是管理所为了惩罚杜聿明特别定制的“刑具”，所以充满同情地握了下手，挺伤感地离开了。
沈醉不明所以，回去一顿瞎说，这事就有点传歪了，尽管管理所以后经常给杜聿明送来牛奶，也按时派护士给他打针检查，许多战犯还是不太明白，心里是有点恐惧的。
要知道，杜聿明的军衔虽然只是陆军中将，并非功德林里面的最高者，但是在解放战争中，他的职权以及受老蒋的宠信程度，在功德林里面可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标杆式”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时，杜聿明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职务并无特殊之处，还因为“五华山捉龙”事件被老蒋假惺惺地撤职。
但是他却因为忠实地执行了老蒋的命令，从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很快被任命为东北行辕所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后来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要职，始终兵权在握。
在东北期间，他是实际上的军事最高长官，曾经给东北民主联军和101造成很大麻烦，从山海关一直进犯到松花江沿岸。
即便是后来担任的两个副总司令职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跟那些挂名的副总司令们不同，杜聿明也是掌握实权的，不太把卫立煌和刘峙放在眼里。
尤其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杜聿明几乎成为老蒋的“救火队员”，沈阳、葫芦岛、北平、济南、徐州、南京到处飞来飞去，俨然成为老蒋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
比如跟他一起关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们，李仙洲职务仅仅是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黄维也不过是兵团司令，都跟杜聿明差着一格半格呢。
包括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也不行，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杜聿明可是排名第36位，甚至在汤恩伯之前，范汉杰干脆都没上去名单，而且在这43名头等战犯中，杜聿明是唯一一个战场上活捉的！
看明白了吧，杜聿明虽然军衔不高，战争罪行却很大，在战犯中的地位可是不低，功德林里面所有的其它在押战犯，都没有“上榜”头等战犯名单。
所以，人民政府对杜聿明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是所有战犯们特别关注的，说句玩笑话，这些战犯一定认为：即便是杀头，也得先从杜聿明开始吧？
这些战犯是1956年初才集中转送到功德林的，在最初的时间里，他们并不了解我方的政策，从1927年开始，我们无数被捕的地下党员遭到过什么样的折磨，这帮人当然心里有数，所以一个个惴惴不安是难免的。
杜聿明在解送功德林之前，由于身份重要一直是单独关押的，到了功德林以后，才有机会跟其他战犯沟通和交流。
期间他曾经跟自己在徐州剿总时的副参谋长、军统大特务文强有过谈话，文强坦言：“记得你邀请我当你的参谋长，程颂公（程潜）在长沙为我饯行，嘱咐我此去徐州谨防当俘虏，杜光亭没有接受在东北失败的教训，延安抓住了人心，南京失人心，焉有不败之理”？
这时候的程潜将军作为起义将领，已经是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他的政治预见对杜聿明、文强的触动都很大。
杜聿明听完文强的话，呆立半晌深有感慨：“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
大抵是从这时候开始，再经过不断的学习，杜聿明的顽固思想开始有所转变，更让他感动的是，由于他跟范汉杰都有严重的肾病，需要经常注射“链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药，组织上不得不派专人用外汇到港、澳等地去购买。
这确实让杜聿明感慨以及感激，之前他有钱有地位的时候，这些病都没有治好，现在沦为阶下囚，人民政府却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几种病都大为好转。
于是杜聿明开始认真参加学习和劳动，在1957年的劳动节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劳动节感想》，字里行间都说明思想变化很大，同小组的廖耀湘还挖苦他：杜光亭先生最近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看书做笔记。
由于杜聿明改造的态度非常认真，同时人民政府也考虑到他的抗日功绩，所以在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杜聿明赫然在册，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对此激动万分。
特赦令中有这样的说明：“罪犯杜聿明，男性，五十五岁，汉族，陕西米脂县人，该犯已关押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之规定，予以释放”。
那么当然，杜聿明被第一批特赦立即在功德林产生巨大反响，原因如前所述，作为唯一的在押头等战犯，杜聿明不仅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身体大有好转，还能够被第一批予以特赦，既准确反应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也让其他没有被特赦的战犯看到了希望。
同时，1958年杜聿明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应该也是个加分项。
当时，老蒋还为此特地在台北接见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女士，而曹女士则利用赴美探亲之际离开，远走美国普林斯顿。
其实杜聿明被特赦后，如果坚持赴美国团聚的话，人民政府大概率是会批准的，但是杜聿明坚持留在祖国，并且跟妻子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963年10月，曹秀清毅然从美国返回大陆，夫妻终于团聚。
1963年11月10日，周公特别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夫妇，还邀请了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等作陪，期间陈毅元帅与杜聿明进行了恳谈，规格之高是杜聿明等人没有想到的。
而这件事对功德林里面的战犯们，更是有了很大的触动，杜聿明被特赦后曾经对周公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
周公爽朗一笑，诙谐地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