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曾多次邀请一位妇女到家中做客，这妇女什么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过许多来看望他的人，但几乎很少主动邀请别人到中南海的家中作客。

然而有一位妇女却是例外，毛主席不但曾两次邀请她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其中一次还曾邀请她在中南海居住了25天。

如果不是这位妇女为了不打扰毛主席的工作和生活，多次提出回家，毛主席还会一直留她在中南海多待上几天。

毛主席对这位妇女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十分关心，甚至还想要抚养这位妇女的儿子，这让我们不得不在脑海中发问，这位妇女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她就是罗哲的遗孀曹云芳，要想了解其中的故事，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烈士罗哲开始说起。

罗哲出生于1902年湖南株洲一个农民家庭中，他在湖南高等小学就读时，就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新民学会，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后，更是作为工业学校代表参与到了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中。

罗哲在斗争中态度坚决且工作十分积极，很快就成为了湖南早期学生运动的骨干人员，并因此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年仅23岁的罗哲率领同学们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请愿，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开枪镇压请愿学生，罗哲为了掩护同学，自己的脚被反动军警的子弹击伤血流不止。

次年，罗哲在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斗争请愿中，腿部被反动军警砍伤，因为罗哲在这两次请愿斗争中的表现，让毛主席对他十分关注。

1926年4月，罗哲伤愈后接到了毛主席的邀请，请他进入毛主席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当时的罗哲已经与曹云芳结婚，两口子到达广州后，曹云芳和罗哲阐述革命的道理，并且指导他们阅读马列的著作以及进步书籍。

在毛主席的言传身教下，罗哲在1926年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曹云芳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就这样，罗哲一边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执教，一边在毛主席身边学习。

1926年9月，毛主席决定前往湖南做农民运动调查时，罗哲率先赶回湖南湘潭为毛主席打前站。

1927年初，毛主席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罗哲的帮助下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毛主席又被委派去武昌筹备全国农民协会，罗哲携带妻子曹云芳也跟随毛主席前往武昌。

来到武昌后，罗哲夫妇二人与毛主席、杨开慧都住在都督府堤44号大院，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讨工作，分析实际演变并制定斗争的策略。

与毛主席一起工作的同志们，都十分敬佩毛主席的学识渊博，以及他在洞察局势时的敏锐眼光，也就是这样，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惨遭挫折，毛主席立即指示罗哲回到湖南恢复农民协会，准备发动秋收起义。

罗哲回湖南后，只留下曹云芳一个人在武汉，毛主席和妻子杨开慧考虑到曹云芳独自留在武汉，生活上多有不便，时常会一同前往曹云芳的住处探望。

罗哲到达湖南后，便立即给毛主席来了一封信，向他汇报了湖南方面的情况，还委托毛主席转交给曹云芳一封信，罗哲在信中提到要曹云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

毛主席见信中罗哲如此交代，便对曹云芳说道：“以后我就叫你，‘尤其是’好不好？”

毛主席一句话就逗乐了曹云芳。

罗哲回到湖南后，立即开展了恢复农民协会的工作，反动派政府因此对他十分痛恨，甚至贴出高价悬赏通缉他。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代表的武汉政府也宣布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地区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毛主席随即带着杨开慧和曹云芳等人一道乘火车回到了长沙。

毛主席当时也意识到了，罗哲已经成为敌人眼中的“仇人”，所以立即命令罗哲与妻子曹云芳先回老家湘潭县的马家河暂避风头，防止反动派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

汪精卫公开宣布背叛革命后，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并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党的“八七”会议上，还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回到了湖南湘赣边界，准备发起秋收起义，在湘潭老家的罗哲夫妇，立即回到湖南长沙，协助毛主席工作。

罗哲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军委协助毛主席准备秋收起义，每天都要奔走于易俗河、株洲镇、竹亭等地区联络同志并恢复党的组织，并以此发动革命武装力量。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照预定计划成功发动，19日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并举办了前委会议，作出了从进攻大同市转向农村进军的正确决定，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11月初，罗哲奉命回到湘潭老家恢复党组织工作，并担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部长，为恢复和发展湘潭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武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收起义后，湖南的反动派力量对我党成员的屠戮和杀害更加疯狂，反动派政府更是提高了对罗哲的悬赏。

面对敌人贴出的高价悬赏，还是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没能抵挡住诱惑，叛变了革命，一名外号叫“烂鼻子”的叛徒，出卖了罗哲的行踪。

1928年7月25日，罗哲与妻子曹云芳在株洲被反动派政府逮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罗哲并没有屈服，罗哲忍受着疼痛大骂反动派，敌人在对罗哲严刑拷打48天之后，彻底对他没了办法，最终决定将他公开杀害。

9月11日，罗哲被反动派特务押送至长沙浏阳门外，押解途中，罗哲高喊着打倒反动派，却没想到他的这一行为激怒了刽子手，刽子手一刀就将罗哲的嘴划开了。

罗哲强忍着疼痛凝视着刽子手，刽子手被罗哲的眼神吓到，但很快又缓过神来，举起了他充满血腥和罪孽的屠刀，砍向了革命烈士罗哲的脖子。

罗哲牺牲时年仅26岁，他最挂念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正在领导工农武装革命的毛主席，另一个就是他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曹云芳。

当时反动派政府在处决罗哲时，也是准备杀害曹云芳的，但是当时曹云芳已经怀有身孕，因而免被杀害，并且在狱中生下了一对孪生女儿，后又被判处监禁，直到1930年才在组织的营救下出狱。

曹云芳被营救出狱后与组织来到了上海，但是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举国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1931年随着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曹云芳也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曹云芳带着两个女儿随难民流亡于长沙、柳州、昆明、贵阳等地，一边流浪一边寻找党组织，但因为生活窘迫，只得留在贵阳，并且重组了家庭。

然而因为敌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消息封锁，罗哲遇难的消息一直没能传达到革命根据地，而且毛主席一直带领红军转移作战，因此直至长征结束后，毛主席才从上海的同志们口中得知：罗哲早已经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毛主席一直在寻找曹云芳的消息，但是由于曹云芳身处偏僻的贵州大山中，许多消息都传不进来，许多消息也都传不出去。

因此毛主席一直未能得到曹云芳的消息，直至1945年10月，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在重庆遇到了曾经的战友张维，才从张维口中得知了罗哲烈士遗孀曹云芳的一些情况。

张维告诉毛主席，罗哲的遗孀曹云芳已经去了贵阳，并且重新组织了家庭，但是关于曹云芳当时的具体情况，张维就不知道了。

毛主席对曹云芳的消息十分关心，1949年11月贵州省解放后，毛主席立即吩咐贵州军区的解放军寻找罗哲烈士的遗孀曹云芳，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消息。

直到1956年7月，曹云芳意外得到毛主席正在寻找她的消息，于7月8日向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明自己和罗哲的两个孩子的情况，并重新组建了家庭，重组家庭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党组织对他们很照顾。

毛主席收到曹云芳的信后非常激动，连忙抽时间回了一封信寄给了曹云芳。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斟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在这封不到300字的信中，毛主席数次提到已经牺牲的革命烈士罗哲，信中所使用的语气也没有他在签发命令时的强硬，更像是两个相别已久的老友在聊家常一般。

特别是毛主席还在信中提到了自己两个儿子的情况，这是在毛主席的其它信件中从未出现过的。

信中提到的两个儿子，指的是毛主席与杨开慧生育的长子毛岸英、以及次子毛岸青，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幸牺牲。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毛主席与罗哲烈士、曹云芳前辈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随着这封信，一同寄给曹云芳的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罗哲烈士之墓”6个大字碑文和300元赠款，委托曹云芳为罗哲修建一座墓碑。

后来在湘潭县人民委员会的资助以及曹云芳和两个女儿的努力下，罗哲烈士墓很快就建成了。

毛主席得知老战友还活着的消息后，心情也好了许多。

他和杨开慧曾经与罗哲夫妇共同战斗和生活，这样的革命情谊在党内虽然很常见，但是对于毛主席来说确实是很珍贵的一段回忆。

那种拥有着共同理想和志向的同志们，一同为了共同理想中的未来而奋斗的情景，是每个人都难以忘记的。

因此毛主席十分想见曹云芳，想要和这位老战友老同志聊一聊当年的革命岁月，以及当年他们共同奋斗时的事情，聊一聊家常，说一说近况，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或许是一件非常普通不过的事情。

但对于每天都要为新中国的未来而操劳的毛主席来说，算得上是一种奢望。

1958年7月，毛主席多次给贵州省委打电话，邀请罗哲烈士遗孀曹云芳赴京相见，在毛主席如此诚恳的邀请下，曹云芳带着外孙女在贵州省委的陪同下，于1958年8月来到了北京。

在毛主席的安排下，曹云芳住在了中南海的直属机关招待所，毛主席事先准备好了记忆中曹云芳爱吃的菜，在中南海的家里招待了曹云芳和她的外孙女。

午饭期间，毛主席多次提及到已经逝世的罗哲烈士，还有已经成家的那对双胞胎女儿，曹云芳对毛主席的细心十分感动，两个从一个时代走出来的革命战友、同志、朋友，像普通人一样聊着家常。

曹云芳在中南海机关直属招待所居住了几日之后，便提出要回家，但毛主席好不容易与这位老战友取得了联系，怎可能就这样轻易放老朋友回家。

在毛主席的挽留下，祖孙三人还是在中南海小住了25天后，祖孙三人才离开的。

临行前，毛主席主动提出与曹云芳合影，合完影之后，毛主席又硬塞给了曹云芳300元钱，希望可以帮助曹云芳改善生活，曹云芳推脱不得，最后还是接过了这300元钱。

其实毛主席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人民币404.8元，塞给曹云芳的300元钱是毛主席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1959年，中国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导致全国的粮食、副食品短缺，新中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8月24日，毛主席十分担心老战友的情况，并再次邀请曹云芳进京见面，这次曹云芳进京时带上了他与现任丈夫的儿子梅昆生。

1960年8月29日，曹云芳携带着儿子梅昆生，在贵阳市委干部李正中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这次他们依旧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机关直属招待所。

当时的毛主席十分忙碌，要处理各个地方上交的汇报，并根据这些汇报做出具体的指示，因此曹云芳和儿子到达北京20多天之后的9月22日下午，毛主席才有空派人去接母子二人到家中吃饭。

毛主席看着曹云芳的儿子，十分亲昵地摸了摸梅昆生的头，然后又笑盈盈地看着与曹云芳一同来的李正中，亲切的和李正中握了握手并说了一句“辛苦了。”

毛主席的秘书高智介绍到：“这是中共贵阳市委机关的李正中同志。”

毛主席认真地看了看李正中，高兴地说：“李正中这个名字取得好，简单好记。”

毛主席又将目光转向了当时才13岁的梅昆生，梅昆生没吭声，只是呆呆地看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孔，毛主席热心的询问梅昆生“多大了？”“在哪里念书？”

梅昆生机械般的一一做了答复。

看着有些紧张的梅昆生，毛主席开玩笑似地突然对曹云芳说道：“现在我没有儿子了，把你的毛牙留在我这儿吧，我供他读书。”

曹云芳看着有些着急的儿子笑了一声说道：“不行不行，我也只有这一个儿子呀。”

看着有些着急的梅昆生，毛主席和曹云芳相视一笑，但是曹云芳从毛主席的笑容中看出了一丝悲伤，毛主席又何尝不想念自己的儿子呢？

毛主席这次又特意让工作人员做了牛肉丝炒蒜苔、炒苦瓜和鱼头豆腐，毛主席记得这些都是曹云英爱吃的菜。

李正中注意到，他们的饭碗里是白米饭，而毛主席的饭碗里吃的还是红米饭（红米饭产量高、便宜，但口味很差，在上世纪是穷人常吃的主食）。

李正中以为是工作人员弄错了，便想和毛主席换一下饭碗，但是毛主席却说道：“长期吃，已经习惯了。”

饭桌上毛主席和曹云英仍谈论着当年他们在革命时期的事情，缅怀着那些没能见到革命胜利这一天的战友们，最后都流下了眼泪。

毛主席拍了拍梅昆生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要好好念书呀，以后还得靠你们。”

接着毛主席拿出了一支黑杆钢笔，送给了梅昆生“拿着留作纪念。”

晚饭过后，毛主席趁着曹云英和李正中去洗手的间隙将梅昆生拉到了一边，悄悄地问道：“孩子，你告诉我，路上你看见庄稼长得好不好？你周围的人们生活的好不好？他们说共产党好不好？你们那市面上有什么卖的？”

当时才13岁的梅昆生没吭声，也并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问他这些问题，直到长大后他才明白过来，当时的毛主席是想要从他的嘴中得到人民最真实的情况。

晚饭过后，毛主席和曹云芳又叙了一会儿旧，这时毛主席突然接到了一个报告，便派人送三人回去了，接着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碌。

1960年国庆节的时候，毛主席安排三人在天安门前观礼，又在人民代表大会堂怀仁堂观看了缅甸艺术团访问中国的演出。

据当时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道，每次送曹云英母子离开，主席都会亲自将他们送出门外，直到看不见接送的车子才回屋。

10月8日，毛主席又邀请三人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饭，这次吃饭时，曹云芳害怕再打扰到毛主席忙碌的工作，便提出回家的请求，毛主席知道曹云芳的心意后，便和曹云芳以及梅昆生合了影。

不过毛主席并没有就这样让他们回去，而是又挽留他们多住了一个星期才放他们离开的。

之后毛主席再也没有邀请曹云英去北京，因为他越来越忙了，经历了10年动荡之后，这个为新中国付出了一生的伟人倒下了。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在新中国成立的道路上，无数仁人志士倒在了革命的道路上，他们或许是一线的战士；或许是潜伏敌后的无名英雄；或许是在与反动派抗争中不幸牺牲的革命烈士；或许是为了抵抗侵略而牺牲的平民百姓；又或许是那些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为了保家卫国而英勇献身的战士；亦或许是为了新中国能够强大起来而倒在一线的科学家们。

无论他们是谁，都配得上一声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