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日俄战争系列的第4期，也日俄战争第一部分——双方战前背景《菊与熊的远东争霸》的第4期。上期主要讲述了沙俄与清廷达成协议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伸入中国，并且强行租借旅大港（今大连）作为其太平洋舰队的不冻港驻地。本期将把视角转向甲午战争后势头正盛的日本，讲述其对朝鲜半岛的觊觎，以及想要以此为跳板同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利益……
（本期全文约4700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乙未事变始末
日本将征服并完全控制朝鲜视为其崛起的开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鲜国内主张继续依附于传统宗主国清朝的所谓“事大派”势力被一扫而光，亲日并主张学习日本维新经验，走富国强兵、自主独立的近代化道路的原“开化派”被压制的形势得到反转，并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渐得势。在交战双方缔结的《马关条约》中，日本得到了其觊觎已久的台湾岛甚至是中国大陆上的辽东半岛，并在驱逐了清帝国在朝鲜的势力后完全渗透进了朝鲜。日本人一直认为他们在朝鲜的权益是史有明证的，是“自古以来”有着一贯正当性的。到了19世纪末，朝鲜甚至成为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嘴里捍卫日本“不遭到来自西面列强侵略”的桥头堡。
随着甲午战争清帝国的惨败，正在朝鲜发生的一切似乎正向着日本希望的方向发展着。“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生，恰似对着日本迎头浇下的一瓢凉水。1895年4月，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爆发，日本被迫将几乎吃人口中的辽东半岛吐出，留给早已相中此地的沙俄。
此时的日本虽将清帝国击败了并将其势力从朝鲜逐出，俨然成了东亚的强国，但在西方列强的眼里，开始流行西服革履、梳分头、留着八字胡的日本人，他们与留着辫子的中国人的区别，不过是一群“开始仿效人打扮的黄猴子”和一群“冥顽不化的黄猴子”而已。而朝鲜此时的统治者，似乎也一扫之前李朝数百年的软弱和积弊，游走于觊觎朝鲜的各国势力间，尽力捍卫朝鲜的国家利益，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自身权力。随着西伯利亚铁路建设的全面铺开，俄国人正开始大踏步向东而来，当时国力尚羸弱的日本惶惶不可终日，弱小不堪的朝鲜似乎也看到了希望。
自日本赢得甲午战争胜利之后，在日方主导下，朝鲜开始实施近代化改革，并于1894年12月开始组建近代政府结成内阁，“开化派”政治家金弘集成为了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日本的遥控下，推行仿效日本式的近代化改革。金弘集虽可被视为“开化派”，但他对于李氏朝鲜的国际地位与周边局势洞若观火，是以稳健的改革作为目标的，而异于当时以“开化党”而闻名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但这种稳健推进的内部改革并未能持续多久，随着朴泳孝等流亡海外的“开化党”骨干归来，朝鲜政局陷入了炽烈的倾轧之中。因为改革而利益受损的旧大臣、官僚集团，居然为了政治目的而与朴泳孝等人勾结起来，一起攻击金弘集。至于闵妃和李昰应等人，则乐得对这种局面作壁上观，进而渔翁得利。
至次年5月，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金弘集内阁被迫总辞职，以朴泳孝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鲜的政权,这一集团自称“新派”(以相对于前总理金弘集的“旧派”)。尽管“新派”掌握了政权，但是这种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目的结成的多种来源、多种信仰的团体是极不稳固的。得势的“开化派”在几个月内迅速分化，形成了新的两派——-由美英留学归国、会说英语的朝鲜籍改革者构成的一-派被称为“贞洞派”。以前旅日“开化派”人士、接受日本训练和支持的朝鲜籍浪人为主的一方则被称为“军人派”。而朴泳孝本人以及其一党和日本人关系密切，也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其立场不言自明。
由于以日本为后台的“新派”试图更彻底地控制朝鲜政局，矛盾在7月开始白热化。当时,负责保卫朝鲜王城景福宫安全的，是一支以“新派”倾向者为主、接受美国军官训练的总人数约700-800的近卫队，朴泳孝一直希望将其撤换,代之以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所谓“训练队”3。但是这一奏请惹来当时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的盛怒，认为其居心叵测试图加害王族，继而在7月6日颁布诏敕罢免了朴泳孝的职务。通过此事洞悉到日本意图的闵妃在之后的几周内不停给李熙吹风，先是说服高宗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朴泳孝，进而使高宗决心引人俄国势力以制衡野心勃勃的日本。察觉大事不好的朴泳孝在速捕命令发布前躲进了日本公使馆，不久之后潜逃日本。
日本人有办法帮助朴泳孝出逃，却没法子阻拦闵妃和高宗的特使频繁地与俄国公使进行接触。在撤职逮捕朴泳孝的事件发生之初，性格温和的井上馨公使紧急返回了朝鲜，并在之后的2个月内多次拜会闵妃和高宗，试图挽回朝鲜王室的信任，修复和宫中的关系，进而阻止闵妃派与俄国公使的进一步接近,但是完全无济于事。9月初，井上馨任期期满，留下了这一地的烂摊子准备卷铺盖回国述职去。新任驻朝鲜全权公使是前陆军中将，曾参与第二次长州战争、戊辰战争和西南战争，人号“观树将军”的长州奇兵队“老丘八”三浦梧楼。当然，还需要再特别提到的一点是，这位“老丘八”在朴泳孝流亡日本期间与其私交甚密，据信，再度流亡日本的朴泳孝就借宿在他那里。
闵妃手段是迅速而果断的，在和俄国公使搭上线并得到支持的许诺，并顺带请自己凑上来的井上馨公使吃上一打软钉子后、开始着手解除身边最直接的威胁—日本教官带出来的那支“训练队”。而“训练队”也算不上被冤枉，这支日本人带出来的、完全接受日式训练的部队一直专横跋扈，自日朝于斫激化以来屡次与朝鲜巡检发生流血冲突。9月19日，亲日的朝鲜内阁军部大臣安剔寿密报日本公使馆，高宗有解散“训练队”之意。同日“训练队”第2大队长禹范善也前来告之同样的讯息。
显然，当三浦梧楼抵达京城接手公使职务的时候，朝鲜的局势已经非常不利于日方。不过，对于现状，自称自己是个只懂舞枪弄棒．完全不懂外交的粗人的三浦梧楼有着自己的对策，作为一个“老丘八”，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最直接暴力的——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利用“训练队”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一直觊觎在侧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建立起一个完全的傀儡政府。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三浦公使充分动员了他的势力，开始四处活动。时任《汉城新报》社长的安达谦藏在其回忆录里记录过这么一段经历，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井上公使悄然启程回国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时间大约是9月中旬，我去拜访了三浦公使。当时公使正在晚酌,于是把我请到了一个日本式的小房间里就坐，并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还拿出马关名产烤小干杂鱼让我吃。我那次夜访的目的，只是想探听一下在笼罩着险恶风云的今天，新公使对朝决议有多大。
我本未抱着能打听出太大内情的信心，因为素来三浦公使无论和谁谈话，都极少表示自己的意见，但那一天三浦公使却毫无拘束地说起来，问我:‘总得打一次狐狸，你手下有多少壮士?’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理解以后，我顿觉脑子里一闪，恍然大悟。我非常激动地回笞说:‘有!但都是由内地带来经营报纸的，所以都是一些温厚的人。如果需要精明强干的，可以发一封密码电报从乡里《熊本)叫来，要多少叫多少来。现在就发电报吗?’随即公使挤眉弄眼地说:‘不，那来不及了……这可是绝对秘密啊!’”
之所以要找日本本土的“壮士”，是因为三浦梧楼认为朝鲜人“终究是靠不住”的,用来牡大声威是可以，但是动起手来的骨干必须是日本人。不过，三浦的“壮士”还没凑足数，这票人就捅出了大漏子。当时担任日本驻朝鲜公使馆第一秘书的杉村浚在其《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中，这么叙述当时的情况:“我实际上是其计划者之一，不，应当说是计划者的中心人物,而且在最初拟定计划时，我认为公开使用我国人举事并不好，尽可能用朝鲜的训练队和李周会\"等一派的力量，去平安无事地达到利用大院君逼宫的目的……然面，事与愿违，被入夏以来宫中的横暴和井上公使的态度变软所激怒的日韩有志之士，四下听到将有此举的消息是均雀跃不能自禁，甲乙相传仅赶来加入的我国人即达数十名之众。因此事已处于预料，竟至无法掩蔽我国人参与的形迹……”
于是乎，在清楚日本公使明确意向，并有大批日本“壮士”撑腰之下，“训练队”里的朝鲜人愈发跋扈，开始主动出击四处滋事。在10月5日和6日，他们两次与巡检发生流血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消息传出，早已对“训练队”心存戒备的闵妃立即前往游说高宗，要求立即下旨解散这支日本人的“第五纵队”。素闻“训练队”恶名的高宗答应得非常爽快，而这次他倒也还真不是在闵妃的“操纵”下同意此事的。
7日消息传出，对于在朝鲜上蹿下跳的各亲日派和日本人自己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原本他们是计划在10月10日“举事”的，而现在从景福宫传'来的消息是，高宗下令“训练队”最迟在8日之前必须解散!7日傍晚，三浦梧楼找到阴谋的“实际计划者”杉村浚，要求在此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前“举事”。杉村浚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中作了如下回忆:“(7日〉傍晚，公使悄悄对我说，只靠朝鲜人恐怕很难达到目的，所以请告诉国友（重章)和安达（谦藏）找十几个壮士协助。随后我找到安达说，找几个壮士跟着大院君去。要换上朝鲜衣服，务必把他们管好，不许进人官门，如果进入宫门，也要在天亮以前出来。别叫人发觉与我们日本人有关系。安达答应后离去了……”
于是，30余名“壮士”在那天午夜前被集中起来。12时刚过，--干人等从日本公使馆所在的龙山出发了。由于没有时间从内地叫来“精明强干”的“壮士”，此行中的不少乃是安达谦藏报馆里的工作人员、记者和别处从事各色工作的日本侨民。安达谦藏报馆里的人身穿西装，其他来源的人或者身穿和服或者身着干体力活时的轻装，各色人等显得乱七八糟。惟一整齐之处，是所有“壮士”脚下都穿着草鞋。
时值阴历二十，一轮明月高悬在上，凄清的月光下秋风吹动衣袖，草鞋踩在泥地发出一片啪嗒啪嗒的声响，这“百鬼夜行”似的场面使“有幸”目击到这批“牡士出征”的人心头涌起阵阵凉意。大院君李昰应起初对三浦梧楼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但到了临动手那天当晚，却开始犹豫不决起来，不愿从自家出来。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前去“劝说”他的人干脆强行把他从家里绑了出来带往王城。
10月8日凌晨，两拨人在景福宫光化门会合，随即在部分朝鲜“训练队”士兵的帮助下进攻景福宫。宫中守备队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些人在前一天似乎还在为其死对头“训练队”即将完蛋一事大肆庆祝。在守备队长洪启熏、军部大臣安驹寿的指挥下，内侍卫队的少数卫兵一度奋力阻击，但是无济于事。前者战死，后者失踪。日本浪人很快就突破外围冲进宫中。负责训练宫廷近卫队的美国籍军事教官戴伊指挥着20名侍卫进行抵抗，宫内大臣李耕植指挥着军队守卫乾清宫，但不敌杀红眼的日本人，抵抗者或被制服或被杀死。
乱战中，戴伊被几名日本人砍倒在地，但总算带头的“壮士”中还有头脑清醒的，拦住了上前准备给他补上一刀的同伴，使这名美国人免于客死他乡的命运。混乱中，日本浪人很快就冲入乾清宫中抓住了未及逃走的高宗，遂强迫他下令废黜闵妃。出人意料的是，历来以软弱著称的高宗这一次居然以死相拒。不过，这却也救不了闵妃的命。
闵妃无疑是这一次事变的核心目标，“壮士”们亦将她视为妨害日本在朝鲜“正当权利”的“罪魁”，务必除之以后快。根据当天在事变中幸免，并目击全过程的美国军官戴伊和另一名俄国技师沙巴丁的叙述，当时暴徒们高喊着“闵妃在哪里”直冲进内廷，四处搜寻高宗夫妇，而此时闵妃已经效仿十年前“甲申政变”时玩过的花样，换上了宫娥的服饰前往玉壶楼混迹于宫女之中。但日本人已觉察到了这点。
“壮士”们搜到了玉壶楼时，在一群被吓呆的宫中女官中，他们选出两名面貌最相似者当场砍杀，其中一人在太阳穴处留有出过天花的痕迹，确认就是闵妃。也不知是为了掩饰这一暴行还是为了羞辱朝鲜，尸体被泼上了煤油焚烧后丢入园中的池塘。闵妃卒年44岁。
事变发生于1895年，时值李朝高宗三十二年、清朝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史称“乙未事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