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更有针锋相对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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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彼时的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而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除美国之外,全世界第二号强国。

苏联老大哥的称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深入人心的。

中苏友谊在斯大林逝世后迎来了升华,在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中央支持下,苏联给予了中国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许多重点工程拔地而起。

赫鲁晓夫的知名度,当时一度超过前任苏联领袖斯大林,中国人民对他的友好程度,远超任何外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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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先后发动,中国进入红红火火的大建设时期,尤其是人民公社,刚开始,这种具有鲜明共产主义特色的基层管理形式,在国际上得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老大哥”赫鲁晓夫不仅没有支持中国的人民公社,反而在国际上公开嘲讽人民公社,甚至说中国的公社化要碰的头破血流。

本来友好的苏联领导人,不支持我们的政策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公开反对呢?难道他愚蠢的要将两国推向对立吗?

如今看来,赫鲁晓夫之所以态度鲜明的反对公社化,主要原因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前因、外因和内因。

前因,分歧早就存在

其实从一开始,中苏两国的领导人就在一些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比如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毛主席提到,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力量已经被减去了一半。

但赫鲁晓夫却并不认为眼前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他竟然说帝国主义并没有睡大觉,而是在蠢蠢欲动。

1959年国庆期间,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刚刚结束了访美行程,大洋彼岸发达的经济和科技,深深触动了这位前苏联领导人,他在中国欢迎宴会的讲话中提出“不要用武力去实验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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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要讲话的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的讲话稿上这句话后,当即决定不讲话了,现场气氛一度很尴尬。

由此可见,在对待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上,中国和苏联从一开始就是有分歧的。

我们主张在战略上蔑视敌人,而赫鲁晓夫却明显不这么认为,他把资本主义国家放到了平等的高度对待。

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就送来了大量的援助项目,显得诚意满满,“苏联老大哥”的名号也变的更加响亮了。

然而,这些项目在苏联国内的审批并不是一帆风顺,就在赫鲁晓夫出发前夕,苏共主席团仍在激烈的争论援助项目的合理性,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甚至说,“我国人民没有力量承担在中国所承担的这种事业。

最终,赫鲁晓夫用极端强硬的态度,改变了少数反对者的看法,在援助中国方面,他确实做的不错。

但是早已存在的分歧,让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支持中国国内的各项政策,其中自然包括人民公社。

内因,苏联有过教训

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原话是——

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从赫鲁晓夫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并非在无理取闹,或者有意针对中国,批评公社化运动是有依据的。

上世纪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还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已经在全国尝试过公社化模式。

但公社化造成了普遍的农业数据浮夸现象,比大象还要大的猪,就是当时苏联社会的缩影之一。

除了荒唐,还有悲剧,为了推动公社形式的集体农业,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强行推进“改牧为农”计划,把世世代代以放牧的牧民改造成农民,为此甚至没收并宰杀了无数牛羊等牲畜。

造成的结果是,1930年左右哈萨克斯坦发生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员数以百万计,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让这个国家的人口直接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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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也是教训深刻,具体死亡人数经估算在250万到480万之间,拥有全球三大黑土地之一的乌克兰,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粮仓,苏联时期成为粮食主产区。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饥饿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放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赫鲁晓夫对公社化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他本来就不支持斯大林时期的公社化,要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批评中国的公社化,更像是不希望中国朋友步苏联的后尘,因为他们早就在这方面吃过亏了。

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赫鲁晓夫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在没有完全了解人民公社的情况下,就贸然否定,这肯定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而且,他批评人民公社的时间是1958年11月底,此时的人民公社已经开展了近半年,在国内红红火火,在国际上也是反响热烈,赫鲁晓夫这个时候提意见,无异于泼冷水。

更令人疑惑的是,他的批评是在和波兰领导人会谈时提出的,并不像是给中国提建议,反而像在背后放冷箭。

外因,避免更大损失

前面已经提到了,中国刚刚开始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那种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激情,出现在各行各业,每个工人、农民都对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而充满期待。

客观的说,不能完全否定当时的建设热情。

国内的形势也影响着国外,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派出代表团来考察学习,对中国的大好形势羡慕不已,甚至想模仿中国的模式。

奈何,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却迟迟不肯表态,有的国家还报道说北京已经走到了莫斯科的前面。

在这种背景下,压力巨大的赫鲁晓夫终于决心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为了避免让其他国家也走上苏联的老路,不希望社会主义国家都碰的头破血流才学会经验。

斯大林之后,尽管苏联无法再影响中国的国内政策,但敲打一下那些东欧小国还是没问题的。

倒也不是因为赫鲁晓夫有多么好心,同样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都去搞公社化,最后像苏联30年前那样,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很乐意看到这幅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广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比如我们的邻国越南,胡志明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目前,我们不准备建立“人民公社”。

综上所述,在前因、内因和外因的多重影响下,赫鲁晓夫才最终提出了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此举使中苏关系由甜蜜走向破裂,并最终完全敌对。

批评人民公社也成为后来中苏论战的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针锋相对、措辞激烈的论战中,关于人民公社的矛盾竟然始终没有被提起,或许是人民公社最终并未成功,也未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的话虽然不好听,但道理却没有错,苏联毕竟是过来人,当时如果能认真对待不同意见,或许能降低损失和负面影响。

声明:资料来源为环球时报,原文标题为《赫鲁晓夫质问毛泽东:老大哥不能批评你们?》,发表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