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冯·洪堡曾说：一种语言代表了一个民族之“精神力量”（mental power）的独有表达方式，是为完成“构建语言”这一普世任务而选取的独一无二的路径。而傅斯年则认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可见，语言是组成一个民族之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民族若失去了它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即失去了它的“精神力量”。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并为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古代民族，都未能保持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长期流传，导致其民族的历史、神话、宗教和精神特性等都随之而湮没无闻，使得今日通过对这些民族之语言、文献的重新发现和研究，来揭示其历史和文化的学术探索，成了名副其实的“冷门绝学”。今天，当我们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众多民族之交往、交流和交融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时，拯救和复兴这些“冷门绝学”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而西夏学就是这样一门近三十年间迅速复兴的“冷门绝学”。

西夏文与西夏学

西夏（1038—122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党项民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鹘与吐蕃等民族在内的王国。它占据中国西北黄河中上游地区，与宋、契丹、女真鼎足而立。西夏文相传为大夏景祐三年（1036），国主李元昊命其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费时三年而成，是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计有6000余字。西夏文曾作为西夏国字而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和翻译佛经，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西夏消亡后，西夏文仍继续使用。元、明时，西夏文另称河西字，被用来刻印了不少佛经，直到明中叶，依然有人以西夏文刻写经幢。西夏文的使用前后历经500余年。而自明中期以来，西夏文渐被遗弃，西夏文明也随之被遗忘，及至清末、民初，虽曾于中国多处出土过残存的西夏文文献和文物，但时人已完全不知西夏文是何种文字，或竟有把它们错认作契丹字或者女真文者。最早能解读西夏文字的竟是法国的德威利亚（Gabriel Devéria)、英国的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布色尔（S. W. Bushell）和法国的毛利瑟（M. G. Morisse）等几位西洋的业余的东方学家。

与敦煌文献的发现几乎同时，1908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P. K. Kozlov）和英籍匈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先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Khara Khoto）遗址发现和劫走了大量源自西夏和元朝的西夏文、汉文、藏文和蒙古文文献，人称“黑水城文献”，其学术意义几可与“敦煌文献”媲美。“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在西方催生了一门新的东方学学科——西夏学。这批被掠夺至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其中的西夏文文献，最初得到了俄罗斯学者伊凤阁（I. Ivanov）、聂列山（N. A. Nevsky），德国学者劳佛尔（B. Laufer）和本汉氐（A. Bernhardti）夫人等东方学家们的解读和研究，使得“西夏学”在西方东方学学界获得了一席之地。

王静如与中国西夏学

中国的西夏学研究或当正式开始于王静如先生。

王静如于1927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随赵元任、陈寅恪二位大师学习“比较语言学”，即“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方法，这是当年傅斯年所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学科之一，遵循的是当时欧洲建构印欧语系之比较语文学家们的学术传统。1929年春，“北平图书馆”购得一批来自宁夏的九十余卷西夏文经卷，王静如受委托在陈寅恪的指导之下，开始整理和研究这批珍贵的西夏文文献，并于1932—1933年间连续出版《西夏研究》（一、二、三辑），发表了他译注、考释西夏文《大孔雀明王经》《大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佛典的学术成果。他的这些研究“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洵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无疑，王静如的《西夏研究》当年是领先国际西夏学界的重头产品，是世界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重大成就。1936年，《西夏研究》获得了国际汉学最高成就奖——儒莲奖，王静如成为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取得了他的老师们都未曾获得过的世界性的学术殊荣。

令人痛心的是，《西夏研究》于此后几十年间成了中国西夏学研究之绝唱。国际西夏学研究的舞台主要由俄罗斯的西夏学学者们和部分日本学者主导，而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很少能够直接接触到绝大部分收藏于圣彼得堡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献，难以直接从事以研究西夏语言和文献为主体的西夏学研究，只有极少数几位学者主要依靠汉语文历史文献和少数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做一些有关西夏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研究，勉强支撑着西夏研究的门面。

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复兴和特色

这样的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由于越来越多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相继在中国影印出版，中国学者终于可以直接利用这批最珍贵的西夏文和西夏时代的文献。与此同时，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区也接连不断有大量西夏文文献出土，如宁夏拜寺沟方塔和山嘴沟石窟、内蒙古额济纳绿城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文献，极大地丰富了西夏学研究的内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夏学研究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的西夏学研究蓬勃发展，迄今已经成为世界西夏学研究当之无愧的中心。随着新一代接受了良好的西夏语文训练的年轻学者的迅速崛起，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学术水准也不断提升，学术成果极其丰硕，渐渐揭开了早已经被湮灭和遗忘了的西夏文明和西夏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对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国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的位置和贡献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或就是我们今天积极支持和复兴西夏学这门冷门绝学之意义所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今越来越多的从事西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们，不但同时精通西夏文和汉语文，而且兼通藏语文，这为中国的西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极其广阔的学术道路。现存的西夏文文献，特别是其中占比最大的佛教文献，不是翻译自汉文，就是翻译自藏文，所以，对于西夏文文献的正确解读和对于西夏语言、文字和语法的研究，极大地依赖于其原文字之文本。以往的西夏学家，大多兼通汉语文，所以他们对西夏语言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大部分建立在对与它们对应的汉文文本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然而，对那些翻译自藏文原本的西夏文文献的释读，则很难做到与有对应的汉文本存在的西夏文文献的重构和解释同样的容易和准确。而正是对那些翻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的释读，或更能够帮助我们重构西夏语的读音、西夏文的构词和语法规则，推进西夏语文研究的根本性的进步。

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在以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主的西夏文、汉文佛教文献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翻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西夏文、藏文和汉文等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西夏学研究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分支，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从对这些藏传佛教文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西夏时代的藏传佛教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后弘期早期藏传佛教各教派大师们所传之教法，包括义理和仪轨，都已经在西夏得到了传播。所以，要完整地研究藏传佛教史，我们就必须研究西夏时代流传的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文献。不仅如此，从对这些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汉藏和显密两种不同的佛教传统已经在同时于西夏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了有机的整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汉藏佛教传统，这是西夏佛教的最大特色。

于今日处于迅速发展中的中国西夏学研究，无疑已经与藏学研究和佛教语文学研究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没有扎实的藏语文和佛教语文学的基础训练，显然已无法继续专业和深入地从事西夏文佛教文献的释读，并以此而推动西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很多优秀的青年藏学家投身于西夏学研究，专心从事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的解读和研究，他们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得到了西夏学和藏学两个学术领域学者们的关注。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今日之西夏学和藏学研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但它们之间还是应该有明确的学术分工。对于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从事西夏时代的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文献研究，主要是为了弄清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弄清汉藏或夏藏、蒙藏交界地区藏传佛教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西夏时代的西夏文、汉文藏传佛教文献中找见在西藏本土已经失落了的藏传佛教文献和传统，成为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补充。而对于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寻找、利用和研究与西夏文佛教文献相应的藏文和汉文文献，其主要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更好、更准确地解读他们手中的西夏文文献，通过对这几种文本的文献的比较研究，来寻找出西夏语语音、构词、句法和语法的变化规则，以推动西夏语文研究的进步。同时，对这些西夏文献的正确解读，也保证了对西夏之历史和宗教文化、民族特性的正确把握，加深对西夏文明的深入了解。

作为冷门绝学的西夏学于今日中国之人文学界一点也不冷，但要保持其热度，更好地发挥西夏学的学术潜力，使它成为研究中华文明交往、交流和交融史的重要分支学科，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