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占婆是由越南中部沿海地区的一系列河流流域政体组成的政权，每一个流域政体有政治中心、沿海港口和宗教中心3个政权支柱。这些政权以沿海港口为对外交流中心，经济上严重依赖对外贸易。晚期占婆在越南的侵略下，失去了沿海港口和对外贸易的自主权，经济上转向了农业为主，文化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来源：《海洋史研究》第三辑

20世纪10年代，乔治·马斯帛洛编著的《占婆史》，成为第一部占婆通史著作。在他看来，1471年之前的占婆地区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前后相继了15个王朝。之后几部占婆史和东南亚史的经典著作，如马宗达《印度在远东的殖民地:第一卷占婆》，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霍尔《东南亚史》等，虽然对马斯帛洛的描述有所修正，但都秉承了其关于占婆是一个统一政权的观念。

5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马来地区历史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多个解释模式。作为马来人的一支，占婆人的历史与海岛地区的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模式也被借用到占婆历史的研究中，其中影响最大的解释理论是美国学者B.Bronson提出的“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本文拟在阐释“河流流域脉络”体制的基础上，对晚期占婆港口与政治模式的变迁进行探讨。

一、河流流域脉络体制

在马来历史的研究中，50年代荷兰历史学家范·勒尔指出，海岛地区的政治结构分两种模式:爪哇式(Javanese state)和苏门答腊式(Sumatran state)。爪哇式的政治，依靠农业为中心，是科层制的官僚机构;苏门答腊式的政治，依靠“商业权力”或“海洋权力”，位于面向海洋的靠海的河港，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获得权力，其政治不是科层制的，而是霸主式的。

60年代，沃尔特斯在研究室利佛逝历史时提出，室利佛逝和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历史发展，体现出一种可以被称作“马来历史的节奏”(The rhythm in Malay history)的模式。在这里，政治中心、王国的首都常常在几个重要贸易港口之间转移。在政治中心之外的其他贸易中心，其地位呈现出半独立化的特点，与中央的关系主要通过朝贡或联盟的形式维持，而不是以直接统治为主。国际贸易本身的急剧变化，常常引起该地区政治的激烈变化。国际贸易衰落，会使贸易中心难以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并使其逐渐丧失政治中心的地位，而依赖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为生的海洋居民，则极有可能成为海盗，因此，东南亚地区海盗猖獗的时代基本都发生于国际贸易衰落时代。马来历史节奏的地区，其政治是不稳定的，政权存在时间很少能超过百年。［1］

70年代，在范·勒尔和沃尔特斯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学者B.Bronson发表了《上游与下游交换的终点:东南亚沿海国家的运行模式》一文［2］，对以苏门答腊为代表的前近代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政治模式提出了一个河流流域脉络体制(River-basin Model)的解释方法。

这一理论认为，大部分的东南亚沿海地区有几个不太明显的特点:他们的河流流域平原地区不够肥沃，限制了他们的种植;他们的人口不太多;这些政权的多种生活用品依靠商业交换得来，如食品和纺织品;他们本地的经济产值较小。也许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政权都不是长久的，除了室利佛逝(如果可以把那几个一系列的政权都看作是室利佛逝的话)，这一类政权一般最多维持一两百年。这些政权以商业为主导，区别于大陆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南河)、洞里萨湖地区和爪哇的农业主导型的灌溉型社会。

在这个模式里，沿海国家内部的交往因地理气候条件，只能主要依靠河流进行;在海外有一个大的商业中心，其经济水平、规模都远大于这个经济区域;其农业不足以维持其强势政权的所有生活，需要海外贸易的补充。这种例子在近代之前的东南亚海岛、大陆沿海地区频繁出现，如室利佛逝地区、马来半岛诸王国、占婆地区等。今天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仍然有这样的地方性政权存在。

沿海的海港政治体与其上游的高地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上下级的，也可能是平等的，海港地区需要稳定的出口商品，很多来自高地政治体。如果高地政治体是一个小的政权，可能被迫成为港口的附属，如果是分散的靠采集和森林种植为主的分散集群，可能建立非政治性的长期的贸易联系更切合实际。港口与内地的政治关系可能通过非直接统治的方式进行联合，向统治者宣布效忠、定期朝贡，由港口政权确认地方统治者。

如果内地有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并与流域内的其他中心有长久稳固的贸易和交换联系，就可能成为港口中心的对手，当其实力足够时，可能战胜港口中心成为政治首都，如19世纪的棉兰老和16世纪的缅甸。

海外贸易大国为港口政权提供封号等合法性政治工具，为其提供保持政治优势的礼品等工具。港口国对海关税的提高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因为相似的商品海外商人可以在多个类似的港口国得到。港口国生存的主要对手不是海外的贸易大国，而是与其类似的相邻的港口国。外来的商人可能时不时在这些港口中穿梭，给每一个港口都带来危机感。为了保持港口的商业优势，他们可能征服其他港口，或是通过军事行为或海盗行为强迫外来商人来到自己的港口。征服之后，如果要维持长期统治，必须重新组织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重新分配和调整各种社会资源，因此征服者宁愿掠夺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不愿意维持对被征服港口的长期统治。港口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是非常频繁的。港口城市可能是整个流域的唯一的手工产品生产地和唯一的接待外商之地。

港口城市国家存在于东南亚南部、泰南直到爪哇之外的海岛地区，有其全盛期，而且极容易消散。这种模式的政权是一种与传统的经典的政权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

B.Bronson虽然没有以任何一个具体实例来验证其解释模式，但该解释模式确实非常适合东南亚的不少地区，论文发表后，在东南亚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二、早期占婆的政治模式

尽管B.Bronson没有明确指出占婆历史可以用苏门答腊模式来解释，但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作为马来人的一支，占婆政治是非常典型的苏门答腊式或马来式政治体制，即是典型的河流流域脉络体制的政权。

肯尼斯·霍尔首先以B.Bronson的理论解释了占婆历史。［3］他认为，占婆的政治社会与高棉虽有相似的地方，但实际上与海岛东南亚地区更相似，可以用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来解释。越南中部有众多小河河流流域，西边是山区，因此其政治和经济是面向海洋的，其都城在几个河口之间来回迁移，反映了其权力中心在几个流域的转移。尽管政治上有这种转移，但位于茶乔上游的美山圣地一直是宗教中心，提供了占人成为一个统一王国区域的基础。这些特点与其他东南亚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政权一样。

肯尼斯·霍尔认为，占婆海港的税收常常不够当权者分配给他的拥护者以支持其权力，因此，海盗行为成为海港人员的第二职业，尤其在国际贸易因这方或那方的问题而衰落的时候，这种海盗行为就更多。占婆海盗在国际海洋贸易圈很有名，也因此削弱了其吸引国际贸易的魅力，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由于不能从土地和海洋税收中获取足够多的收入以维持其权力和忠诚系统，占婆不得不寻找替代之方式，比如对外掠夺其北方的邻居越南或西边的邻居高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占婆的历史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占婆的掠夺目标包括两方面:物质财富和人力——奴隶，占婆是亚洲历史上重要的奴隶贸易市场。成功的掠夺可以在追随者中间分配更多的财富，使王权得到更多的认同。

他认为，占婆的国家性质是众多松散的河口中心及其上游腹地的小区域的联合。与扶南更多依靠水稻种植基础上的联合不同，占婆更像室利佛逝特征的河流流域联合体制。这种联合体制，也是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以海洋为基础的占婆政治的不稳定性，最终造成了其灭亡的命运。

越南学者陈国旺、陈其芳、台湾学者黄兰翔也认为，越南中部的占婆正是B.Bronson“河流流域脉络体制”理论的典型案例。陈国旺和黄兰翔等人在B.Bronson理论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学者桃木至朗、重枝丰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发展了“河流流域脉络”体制在占婆的表现形式，他们认为:占婆地区以河流流域、海港为中心的政治体大都存在一种支配河川流域的上游圣城、平原政治中心首都、河口海港“3处连构组合体”的结构。政治中心和港市也有宗教设施，但属于日常礼拜所用，重大宗教活动需要到圣城举行。［4］目前，B.Bronson的理论成为解释占婆政治史最流行的理论，也可能是最有效方法。在这一解释模式中，占婆有众多以海港为中心的政权，占婆的政治中心在这些港口之间不断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剑桥东南亚史》解读占婆政治史时借鉴了上述理论，“应该把占婆更恰当地理解为一个群岛范围内的文化-政治空间，而不是传统词义所表示的一个‘王国’”;“占婆由多个小岛似的飞地组成，其四周是大海和群山，把这种大陆地形比作群岛形状是最贴切的”;“在传统的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政治权力出自海上漂泊生活;因此权力是分散的，小型团体往往享有相对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的四处漂游。占婆的国土为这种类型的组织提供了生存机会，因为它被连绵不断的山区隔成很多小型近海飞地”，在作者看来，占婆成为马来人在东南亚半岛地区的聚居地，正是因为这种地形适合他们的政治生存方式。［5］

这种解释模式是否还适应晚期占婆历史呢?

三、海港丧失与晚期占婆政治模式的变化

1471年越南黎朝圣宗攻占阇槃城后，黎朝南方边界延伸到今富安省、庆和省交界的石碑山。占婆余众建立了占城、南蟠、华英3个小国，均附属于黎朝。南蟠、华英可能属于山地民族政权，与越南史上的水舍、火舍有关，占婆历史从此进入晚期阶段。马斯帛洛认为“占婆历史遂至是告终。其仅保之地，虽晚至17世纪末年……然地瘠兵少，不足与言为国矣”，［6］然而占婆政权实际上仍然存在。越南研究占婆史的学者梁宁认为，“1693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占婆由一个国家变成了内路政权(指广南政权)领土的一部分，其后变成了越南国家的一个省”。［7］目前更流行的看法是由法国学者P.B.Lafont和Po Dharma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占婆政权的真正灭亡当在19世纪前期阮朝在顺城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之后，即1832年以后。在这之前，尽管有顺城镇的设立，但占婆地区仍有自己的国王，越南政权称之为顺城藩王，占婆仍是有相当独立地位的政权。［8］

虽然占婆政权迟至19世纪前期阮朝在顺城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之后才真正灭亡，但其政治模式与早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晚期占婆主要位于今庆和省、平顺省和宁顺省。1653年，占婆国王婆杺反抗广南政权的斗争失败。广南政权以潘朗江为占婆边界，潘朗江以西仍为占城国。广南政权在今庆和省地区设置泰康、延宁二府，占婆地区只剩今平顺省、宁顺省。1692年，占婆国王婆挣反抗广南政权失败，次年，占城国号被取消，改为顺城镇。1697年，广南政权在潘朗以西设平顺府，下辖安福、禾多二县，又在顺城之地设平顺营，下辖潘朗、潘切、麻离、甫谐等道，管理当地的安南人。平顺营与顺城镇平行管理，顺城镇管辖占族人。① 西山王朝后期，阮主恢复平顺地区后，仍设平顺营和顺城镇。1808年，平顺营改为平顺镇。1824年，平顺镇改为平顺府。1828-1832年，占婆人再次反抗越南政权，被阮朝镇压。1833年，阮朝废顺城镇，设宁顺、咸顺二府，对占婆人地区“改土归流”。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晚期占婆仍拥有不少港口。根据19世纪越南文献《通国沿海渚》，庆和、平顺和宁顺3省的主要港口有18个，分别是:

庆和省:(北)闲海门，广七百寻，水潮深十五寻，水落深十四寻二尺

筑块海门，广二十五寻，水潮深三寻，水落深二寻三尺一寸

芽酋海门，广二千六百九十七寻，水潮深二寻，水落深一寻

虬熏海门，广六十四寻，水潮深一寻四尺，水落深一寻二尺七寸

(南)闲海门，广五百三十八寻，水潮深一寻一尺，水落深三尺一寸

柑棂海门，广八百万寻(?)，水潮深十三寻三尺，水落深七寻四尺(金兰湾)

宁顺省:麻汶海门，广五十寻，水潮深一寻一寸，水落深二尺十一寸

潘朗海门，广五十寻，水潮深一寻一寸，水落深一尺二寸

歌那海门，广三十寻，水潮深三尺五寸，水落深一尺二寸

平顺省:泳瑶海门，广十二寻，水潮深一尺六寸，水落深六寸

廊龙海门，广三十四寻，水潮深一尺八寸，水落深六寸

洊海门，广三十七寻，水潮深一寻九寸，水落深二尺二寸

潘哩海门，广八十五寻，水潮深四尺五寸，水落深二尺五寸

甫谐海门，广三十一寻，水潮深四尺五寸，水落深二尺五寸

潘切海门，广五十六寻，水潮深一寻一尺四寸，水落深四尺四寸

麻离海门，广五十寻，水潮深三尺五寸，水落深一尺五寸

罗夷海门，广八十寻，水潮深三尺八寸，水落深二尺五寸

扶眉海门，广四十二寻，水潮深四尺，水落深一尺五寸

虽然港口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除了庆和省的(北)闲海门和柑棂海门等少数港口外，大多数自然条件一般，无法成为有吸引力的国际贸易港，只能与周边国家进行小范围的贸易。一些西方文献对这一点有所反映。如16世纪初，葡萄牙人皮列士曾在东方游历，并著有介绍亚洲各国的著作《东方志》，他认为占婆没有好的港口:

(占婆)在柬埔寨土地的那边，沿海。这是个大国，产大量的米、肉和别的食物。国内没有停泊大船的港口，沿河流有很少的城镇。吃水较浅的船只在高潮时驶入，在低潮时会在入口处搁浅…….国王是一个异教徒。他有很多臣属，富有，靠农业为生。人们都有马匹，他和别的国王打仗，主要是交趾支那国王…….海上的活动很少，船多在国内行驶。这里有许多吃水不深的船，因为水不深，运载着国内的商品以及国内生产的制作衣服的布料，驶往暹罗和交趾支那。这里没有著名的港口，国内没有摩尔人。［9］

如果仅从地理角度讲，1653年前，占婆所控制的地区还是拥有可能成为优良港口、可以停泊大船的海门的，如上文所指出的庆和省的(北)闲海门和柑棂海门。柑棂海门地区就是今天越南中部最重要的深水军港——金兰湾。然而失去了众多传统重要海港的占婆，其海洋经济空间已经大为萎缩，开始以河流流域作为主要的地方政治单位，其港口主要是潘朗、潘切、芽庄等河口港。因此，占婆是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而在当时没有开发可供近代船舶停靠的海港。1653年后，占婆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平顺和宁顺省的5个地区:潘朗、潘切、潘里、甫谐、甫针［10］，这些地区应该是河流流域脉络体制地方政权的延续。但失去古笪(庆和)地区，使占婆真正不再拥有可以成为近现代海港的优良港口。不过拥有悠久海洋贸易史的占婆人并未完全退出国际贸易的舞台，有资料显示，1636年和1639年占婆曾与澳门进行贸易。［11］1680年，占王曾派使者到雅加达与荷兰人联系。［12］

然而在越南阮氏广南政权势力日益南侵的背景下，占婆人无法停下退离海洋的脚步。广南政权在控制占婆地区的过程中，有大量的京族人进入占婆地区。17世纪末期，广南政权专为京族人设立了平顺府和平顺营，与顺城镇平行。尤其是平顺营，其管辖的范围与顺城镇互相交叉。由此，占婆王(顺城藩王)不再能够单独控制占婆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占婆地区历史上与马来关系密切，海产丰富，京族人非常想控制这个地区。在平顺府和平顺营的行政安排下，京族人逐渐控制了占婆地区的海港［13］，占婆人日益远离海岸。正如西方学者莽甘所认为，占婆在近代海外交通地位下降是因为，17世纪以来，占婆被阮主政权限定在潘朗江以南，政治上置于阮主控制之下。［14］17世纪以后，仍然居留于顺城地区的占婆人基本上都远离了沿海地区，占婆人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农业民族，正如《大南一统志》所反映的，平顺地区的土民(占人)“习野性拙，只事耕农，并无别业”［15］。

随着海洋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晚期占婆在文化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占婆地区是一个大的曼陀罗地区，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其宗教中心有两个，分别是北部的美山圣地和南部芽庄的Po Nagar圣地。美山是国家保护神湿婆的信仰中心，Po Nagar是湿婆之妻国家保护女神的信仰中心。1471年，占婆边界被迫南迁，失去了美山宗教中心。国家保护神连自己的圣地都不能保护，遑论保护占婆国家。因此，晚期占婆的湿婆崇拜逐渐弱化，本土信仰兴起。南方的Po Nagar女神不再是湿婆之妻，仅仅是国家保护女神和古笪②之神。1653年，占婆失去潘朗江以东，也失去了Po Nagar圣地。Po Nagar女神虽然仍具有国家保护女神之名，但其职能则主要是大地之神和创造之神。占婆文化具有二元特性，美山圣地和Po Nagar圣地分别位于山谷和海边，代表着山与海、阳性和阴性、槟榔部落和椰子部落。［16］因此，Po Nagar女神一直承担着海神的角色。京族人南进的同时，吸收了Po Nagar女神信仰，将其改造为适应于京族人生活习惯的天依阿那女神，仍然承担着海神的角色。［17］失去Po Nagar圣地后，占婆人继续了Po Nagar女神的信仰，但随着占婆人的生活完全转向以农业为主，Po Nagar女神承担的职能也转向了以保障农业丰收为主。如在宁顺省有德村宗教仪式上，占人的颂词是:

您是国家的缔造者

您创造了繁盛的树木和森林

您创造了水稻，教人民耕种

尊敬的国王可以闻到勤劳人民生产的芬香的大米和香木

Po Yan Inu Nagar女神给国王一朵大米的彩云

贤能的国王种出了大米

不同的种子长出了同样芬香的稻粒

创造之母不喜欢暴力，帮助那些温和的人民

可敬的神，我们向您伸出我们的手［18］

晚期占婆的另一个重要神祗是由国王演变而来的Po Rome神，该国王本是17世纪末的占人国王，曾主持修建了多个水利工程。在占人的信仰中，该神是一个主管水利之神，有关水利建设的事情都要向他咨询和请求保佑。占塔Po Rome是敬奉他的庙宇，这也是占婆史上最后一座占塔。在该塔中，神的形象带有明显的湿婆特点，有8只手，但不被看作和湿婆有任何关系，反映了印度化的占婆文化向本土文化的回归。［19］

四、结语

在古代占婆的政治经济中，海港有着重要的地位，海洋活动举足轻重，其政治模式表现出典型的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政权的特征。1471年，占婆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领土主要局限在南方的古笪南部和潘陀浪地区，17世纪中叶以后，更局限在潘陀浪地区。因此晚期占婆的港口主要是今越南庆和省、平顺省、宁顺省的港口，其中虽然也有如(北)闲海门和柑棂海门等条件较为优越的海港，但大多数先天不足，难以成为有吸引力的国际贸易港。由于失去了众多传统的重要海港，占婆的海洋经济空间大为萎缩，待到1697年平顺营设置以后，随着京族人政治势力的扩张及对占人地区海港的逐步侵夺和控制，占人被迫离开海洋，局限于内地，成为一个完全的农业民族。由于失去了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政权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以海港为基础、以海洋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占婆的政治模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文化也围绕农业而重建。占族人地区成为完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区。

注释:

［1］O.W.Wolters，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Ithaca and Londox，1967;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Ithaca，1970.

［2］B.Bronson，“Exchange a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ds:Notes Toward a Functional Model of the Coasta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in Economic Exchan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Southeast Asia:Pesperctives from prehistory，history，and Enthography，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7.

［3］Keneth.R..Hall，Maritime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arly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Hawaii，1985.

［4］Tran Quoc Vuong，Viet Nam:Cai Nhin Dia-Van Hoa，Nha Xuan BanVan Hoa Dan Toc，Ha Noi，1998; 黄兰翔:《越南传统聚落、宗教建筑与宫殿》，台北:“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8年，第175页。

［5］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6］马斯帛洛:《占婆史》，冯承均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4页。

［7］Luong Ninh，Vuong Quoc Champa，Nha Xuat Ban Dai Hoc Quoc Gia Ha Noi，2006，tr250.

［8］P.B.Lafont，“Les Grande dates de l’Histoire du Campa”，in Le Campa et Le Monde Malais，Paris，1991;Po Dharma，Le Panduranga(Campa)1802-1835:Ses rapports avec le Vietnam，Paris，1987.

［9］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3-84页。

［10］［15］高春育:《大南一统志》，法国远东学院藏印本，编号 EFEOB.VIET.A.GEO1，第2、8-9 页。

［11］［14］Pierre-Yves Maguin，Les Portugais sur les Co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Paris，1972，p.236，161.

［12］Pierre-Yves Maguin，L’introduction de l’islam au Campa，BEFEO，1979.

［13］Nicolas Weber，“The Vietnamese Annexation of Panduranga(Champa)and the End of a Maritime Kingdom”，in Danny Wong Tze Ken(ed.)，Memory and Knowledge of the Sea in Southeast Asia，Kuala Lumpur，2008.

［16］Trâ`n Ky`Phu＇o＇ng and Rie Nakamura，The My～ So＇n and Pô Nagar Nha Trang Sanctuaries:On the Cosmological Dualist Cult of the Champa Kingdom in Central Vietnam as Seen from Art and Anthropology，Asia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February 2006.

［17］Nguyen The Anh，“The vietnamisation of the Cham Deity Po Nagar”，in Parcour d’un historien du Viet Nam:Recuil des articles ecrits par Nguyen The Anh，Paris，2008.

［18］Ngo Van Doanh，Thap Co Champa:Su That va Huyen Thoai，Nha Xuat Ban Van Hoa-Thong Tin，Ha Noi，1994，tr146.

［19］Jean Boisselier，La Statuaire du Champa，Paris，1963，p.393.

Late Champa’s Seaports and Political Model

Abstract:Champa was a united kingdom by several little states which located on costal region of central Vietnam.All of the little states were River-basin Model state，they had political center city，seaport and religion sanctuary，this kind of state depended on foreign trade.Late Champa was invaded by Vietnam，its seaports were controlled by Vietnamese，the chams could not engage in foreign trade freely，so late Champa focused on agriculture and their culture changed with their economics.

Key words:late Champa，political model，River-basin Model，sea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