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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授权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中国新政府继承现存的中外条约义务是美国予以承认的前提。
这是艾奇逊准备用承认问题施加压力的第一个迹象。
1、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
4月底到5月初，司徒雷登几次向国务院建议，不要采取任何承认中国新政府的主动行动。
他认为，美国应当“等待新政权走第一步”，以便挫败中国共产党由于迅速取胜而来的“强烈傲慢情绪”，使之明白要作出根本让步的是它自己。
国务院完全同意这个主张，并就此告诉各有关驻外使馆：承认问题是迫使中共就范的“宝贵杠杆”。
5月13日，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规定：
中国新政权要得到美国承认，必须(1)在事实上控制中国领土和行政机器；(2)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3)被中国人民普遍接受。
以后，艾奇逊公开宣布了这三项先决条件。
三项先决条件是杜鲁门政府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基本法理立场。
从表面看，它们是和美国关于承认外国政府的传统标准一致的，并未表现出40年代末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性质。然而，在美国外交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这些标准的孰轻孰重有所变动。
大致而言，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强调的是一个政府是否在事实上控制本国，这反映了在那个历史时期占优势的一种观念：不干涉别国内政，承认别国有权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
由于南北战争的影响，美国开始要求待承认的政府应得到本国人民普遍接受。在威尔逊总统任内，又发展为不承认靠非宪政方式上台的政府，从而造成了通过外交承认问题干涉别国（当时是墨西哥）内政的先例。
至于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这一标准，在本世纪主要是针对力图根本改造对外关系、迅速摆脱外部政治压迫和经济依附的“革命国家”的。
2、沈阳领事馆事件
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政府最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在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践踏国际义务，蔑视国际规范，而这方面最严重的是瓦尔德事件（沈阳领事馆事件）。
1948年初，美国国务院决定把驻沈阳总领事馆当作在解放区保留美国领事馆的试点，设法维护在华利益。
10月底，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立即指示总领事安格斯·瓦尔德尽可能不同中国共产党发生官方关系，强调保留领事馆决不意味着承认中共政权。
11月初，沈阳军管会委员、市长朱其文曾去美国领事馆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且接受和办理了瓦尔德以美国总领事这一官方身份送交的公函。
这使瓦尔德等人认为“东北的门户似乎即将（对美国)第一次真正开放”。
然而，这只是错觉。11月15日，沈阳军管会颁发布告，禁止中外人员在未经军管会特许的情况下设置无线电台，擅自设置者限36小时内将电台交军管会保存。
这个布告实际上主要针对美国总领事馆。
美国国务院闻讯后，立即指示瓦尔德坚持“领事馆惯常的权利和特权”。据此，瓦尔德以电台系美国政府财产为由，拒不交出。
结果，电台被军管会没收，瓦尔德及其下属则被禁闭在领事馆内，失去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对瓦尔德及其下属采取禁闭行动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是不够清楚的。
这可能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施加压力、促其弃蒋的考虑有关系。
此外，苏联的态度和中共争取苏联更多支持的外交需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位国内学者依据所掌握的部分史料，提供了这方面较细致的图景：
沈阳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对不愿撤离的西方国家领事馆采取一体保护的措施，但这一指示精神的执行迅速引起了苏联驻东北代表的异议，他们坚决反对美国等西方大国继续保留在苏联附近的观察站；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毛泽东电示东北方面转告苏方代表“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
沈阳军管会采取的禁闭行动和切断电源、限制用水等措施，也是出自苏方的具体建议，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决定先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外交努力，争取恢复与沈阳总领事馆的联系。
12月间，驻香港总领事乔治·霍珀为此几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接触，乔冠华表示不知道沈阳军管会行动的原因，答应向中共中央询问。
1949年1月初，乔冠华告诉霍珀：
沈阳总领事馆问题，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总的态度密切相关。
司徒雷登就此评论说，中共想用“讹诈”方式迫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
此时，美国政府已从法国方面得知瓦尔德等被军管会软禁。
3、美国对新中国的“施压”
国务院试图使英法两国政府指示其驻华大使同司徒雷登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国际压力，只是由于英法不愿代人受累，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3月初到5月初，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奉国务院之命，先后致函北平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北平市长叶剑英，要求取消对瓦尔德及其下属的“专横的限制”，停止违背国际准则的“无法容忍的”行动。
但是，这些函件或被拒收，或无答复。
当艾奇逊确定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先决条件时，瓦尔德事件（沈阳领事馆事件）无疑是他在这方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和秩序”面临考验，美国不能承认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
承认问题不仅是个法理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延迟、拒绝或给予承认通常不是出于法理性质的原因，它常常被用作干涉的手段。”
作为公开立场的三项先决条件只反映了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考虑，即维护在华“条约特权”。
在它们后面，是被掩盖的更广泛的政治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疏远苏联，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削弱中共的威望，鼓励中国国内的反动力量；在国际上孤立新中国。
而且，承认问题还同对华遏制密切相关：美国若承认中共政权，将动摇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抵御“共产主义压力”的意志，而在它们不得不起而效尤的情况下，将为中共提供“渗透”和“颠覆”的便利。
为了对中国共产党施加最大压力，美国国务院努力组织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联合阵线。
1949年4月底到5月初，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两次上书艾奇逊，建议西方国家共同孤立新中国。
他强调，决不应允许一些国家为“暂时的、表面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抢先承认新中国，以防中共“以夷制夷”,艾奇逊完全赞同。
5月6日，他指示驻英、法、意、比、荷、葡、澳、加等西方八国的美国使馆立即向各驻在国政府施加影响，要它们和美国组成对华“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新中国的任何主动行动。不久，国务院又向驻印、缅、泰、菲等国的使馆发出了类似的指示。
一时间，从北大西洋沿岸到东南亚，美国外交官们鼓舌如簧，竭力争取使别国在对华政策方面追随美国。
努力的结果至多令国务院喜忧参半。虽然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和中国的邻邦大都同意与美国一致，但真正坚决的，只有在东亚无重要利益的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和唯恐本国民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华侨)受中国革命影响的泰国及菲律宾。
法国外交部在5月上半月表示遵循“共同政策”，但到下半月，却声称中国新政府接受现存的中法条约即构成法国“立即予以承认的理由”，以致美国官员大骂法国自私。澳大利亚政府在承认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自行其是倾向，直到9月底，它才听命于美国。
英国和印度的态度更使美国头疼。5月11日，驻英使馆奉命向英外交大臣贝文提出共同孤立新中国的要求，贝文不表态。
一星期后，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美方：
英国在中国新政府尚未正式成立的目前情况下赞同美国的政策，但“要拒绝给予一个事实上控制一大部分（中国）领土的政府任何种类的承认，不仅在法理上站不住脚，而且引起严重的实际困难”。
7月间，艾奇逊要贝文从对华遏制角度重新考虑承认问题，结果被婉言拒绝。
印度一开始就使美国感到难以捉摸。印度外交部一会儿完全同意美国的主张，一会儿又说希望保留自由回旋的余地，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则向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强调应当迅速承认新中国。
虽然美国驻印使馆努力谋求印度明确支持美国，但到9月它已不得不认为“一旦中共政权牢固地控制了中国…印度政府就会准备承认。”
总之，美国组织的联合阵线一开始就漏洞百出。
4、沈阳领事馆事件的结局
在美国力图集合其他国家共同孤立新中国的同时，瓦尔德事件有了新的发展。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在它关闭沈阳总领事馆，和撤出其人员的通知未得到理睬的情况下宣布：
由于中共方面的行为，沈阳总领事馆“杳无音信”已达半年之久。
瓦尔德事件由此公开化。事实上，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准备放松对瓦尔德等人的禁闭。6月7日，瓦尔德收到了国务院决定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报副本，这是中共方面按照司徒雷登向黄华提出的请求转交的。
从第二天起，沈阳总领事馆被允许与在南京和北平的美国使领馆进行明码通讯。这些动作可能与欢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有关。不但如此，中国共产党此时还想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了结这个事件。
6月19日，新华社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要人犯在美国“陆军联络团”和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直接指挥下进行间谍活动。
中国共产党公布此案的目的，是要以美国总领事馆系间谍机关的理由，了结瓦尔德事件。
紧接着，沈阳军管会通知瓦尔德：允许美国领馆人员携“美国政府动产”离开沈阳。
但不久后，可能与司徒雷登奉命不访问北平相关，军管会未理睬瓦尔德提出的安排领馆人员回国的请求。
美国政府此后的一系列敌对言行，进一步减小了早日解决瓦尔德事件的可能性。
任何期望同新中国建立较正常的国务活动家，都会重视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瓦尔德问题上的松动，作出较积极的反应。
瓦尔德最后于1949年11月中旬，以间谍罪被判刑数月，缓刑一年，驱逐出境。
但艾奇逊恰恰相反。在他看来，除非中国共产党接受他定义的国际义务，就根本谈不上承认新中国。
7月1日，艾奇逊致函康纳利，保证在作出任何有关承认问题的决定前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磋商。这是迎合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表白行政当局“不在考虑、也不能考虑承认我们所承认的那个政府以外的中国任何其他政府”。
接着，上海发生三个涉美事件：美国副领事威廉·欧立夫被公安部门拘留和“殴打”；原美国海军所雇港口设施建造职工占据美国总领事馆；美商《大美晚报》总编兰德尔·高尔德被报社工人禁闭。
5、“一边倒”方针的背后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5、6月间，进行了就未来中美关系同美国对话的尝试。
但是，这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外交的一个次要方面。
大致与此同时，中共还努力加强同苏联的关系，巩固同苏联的团结。
1946年2、3月始，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变化，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苏联仍不时表现出犹豫和曖昧的迹象。
1948年，苏联驻华使馆两次向国民党方面表示，苏联希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恢复和平，愿意出面调停国共冲突。
1949年初，一些情况显示苏联对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抱着一种复杂的心理，以致美国官员认为苏联人是唯一对此缺乏热情的共产党人。
李宗仁上台后，苏联驻华使馆向他表示，在国民党政府同意背离美国、谋求与苏联真诚合作的条件下，苏联愿意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争取使之不打过长江。
接着，苏联使馆迁至广州，罗申成了在广州的唯一外国大使。3月中旬，李宗仁为实现划江而治，任命驻苏大使傅秉常任外交部长。当外电报道此项任命后，斯大林即予接见，“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
他不仅担心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可能导致美国出兵，而且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可能仿效铁托。
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共产党曾多少违心地响应苏共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渡江后，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发展中苏关系就更紧迫了。
6月6日，即黄华和司徒雷登在南京接触期间，《解放日报》重新发表了刘少奇1948年11月7日强调中共属于苏联阵营的长篇文章。
这表明，加强中苏关系的努力没有因为尝试同美国对话而放松。7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访苏，同斯大林商谈建国问题。斯大林就过去错误地干扰中国革命当面作了自我批评。
双方一致认为，尽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但美国今后派兵占领中国沿海地区或进行骚扰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要有所准备，而准备之一就是加强中苏团结。
按照刘少奇在莫斯科达成的中苏广泛合作的协议，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迅速来到中国。
6月30日，在刘少奇即将前往苏联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告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专政，在国际上要“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他还指出，希望得到英美政府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
也许是针对美国必然的反应，他强调对于帝国主义“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
7月中旬，北平、天津、上海和汉口的美国新闻处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动。
6、“一边倒”方针宣布后美国的反应
中国共产党宣布“一边倒”，并不意味放弃愿同美国探讨局部地缓和关系的立场。
7月上旬，毛泽东向司徒雷登传话：请注意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表述的对外政策。
中共领导人还通过黄华表示仍然欢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并为此准备了飞机。
“一边倒”也并非唯苏是从。
陈铭枢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后告诉司徒雷登：
把“一边倒”理解为隶属于苏联是完全错误的，“就民族独立而言，决不可能有隶属于别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自主的，在有关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美国政府的看法完全相反。7月1日晨，《纽约时报》在头版简略地报道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当天下午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
虽然很难确凿地证明这两个事态有联系，但从总的趋势看中苏关系的加强势必促使美国政府更加敌视新中国。期望通过对话影响中共的司徒雷登，则认为毛泽东的文章表明中共完全忠于苏联。
在他看来，中国的“开明派’（如果确有此派)已经失势”，美国的经济手段亦证明无济于事，他在中国已无事可做了。
8月2日，他沮丧地离开了中国。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后，艾奇逊认定“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因而美国在继续谋求压垮新中国的同时，必须着手遏制中国革命波及远东非共产党国家。
7月18日，他在给自己的亲密朋友、巡回大使菲利普·杰塞普的一份备忘录中说：
“美国无意听任共产主义统治在亚洲大陆或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扩展，这是美国的基本决策。”
他指示杰塞普拟订实施这一决策的计划，以便美国能“不放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任何机会来实现阻止极权的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目的”。
两天后，艾奇逊告诉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
他正在考虑就实行东亚遏制政策同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缅甸、菲律宾、泰国等国政府进行试探性磋商，争取它们在对付中共方面同美国一致，
这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对华包围圈。
8月5日，国务院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艾奇逊借此机会表达了美国政府遏制新中国的意向。
他在和白皮书一起发表的致总统公开信中宣布：
“假若共产党政权为苏俄帝国主义的目的效力，并企图侵略中国的邻邦，则我们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势必遭遇一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
不久后，艾奇逊以移花接木之计，从国会取得了实施东亚遏制所需的头一笔款项。
7月下旬，行政当局向国会提出《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其宗旨是在军事上加强北约盟国。
国会亲蒋集团(“中国帮”)对法案未提及国民党政权大为不满，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进一步援蒋的修正案，但均被支持行政当局的势力击败。
为了报复，“中国帮”立即和要求大幅度削减对北约盟国援款的议员们携起手来，使行政当局的军事援欧计划有夭折折的危险。
面对这一局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托姆·康纳利按照艾奇逊的意见，于9月上旬提议授权总统在“中国和远东”支配使用7500万美元。
这只是在表面上迁就“中国帮”，因为这笔款项的具体用途将由总统自行决定，行政当局可以用这笔钱来加强东亚的非共力量，而不必同时向国民党提供新援助。
在“中国和远东”一语，改为实质上相同的“中国大区”后，“中国帮”接受了康纳利修正案，并同意以行政当局要求的款额援助北约国家。
9月28日，国会通过《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其中第303款规定拨款7500万美元，作为总统用于“中国大区”的紧急基金。
用巴特沃思的话说，这笔钱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使美国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来遏阻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大区的其他国家”。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在东亚全面遏制中苏共产主义，这将对东亚国际关系和美国东亚政策的未来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沈阳领事馆事件的搁置，以及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后，这些事件进一步刺激了杜鲁门政府，并被它用作推行不承认政策的新口实，8月5日，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总统和内阁的观点是不存在承认中共政府的问题。一个多星期后，行政当局宣布打算维持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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