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上山下乡的时代里，从城市到乡村的经历，给每一个过来人都会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迹。当然，这是对生者而言。对那些魂留祖国天涯海角的遇难者们，又该说些什么呢？

在当时，除了病魔以外，夺去那些年轻生命的因素，还有天灾，以及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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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1972年5月5日这一天锁定，时间在这一天停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半个连队的知青们随烈火去了……

5月的锡林郭勒草原一片金黄，历经严冬的干草厚厚的铺满原野，嫩嫩的新草芽刚刚钻出，瑟缩在干草的根部，隐隐泛出一点点绿色。这个季节，在北京已经是“无处不飞花”了，而在大草原上，却仍然刮着干燥而凄冷的西北风。

草原上的人都知道，这是草原最重要的防火季节。年轻的兵团战士，他们来自呼和浩特、唐山、锡林浩特、林西、集宁、赤峰，由他们组成的180人的四连，跨过了锡林郭勒草原的第一个严冬，迎来了并不温暖的春天。

此时，他们仍穿着厚厚的棉衣，在紧张地进行着备耕和基建准备工作。播种机在无边的土地上疯狂地奔跑吼叫。知青们的眼里都是血丝。他们已经三天没回营地了，渴了，喝一口山沟里打来的雪水；困了，地头麦种堆上打个盹。他们祈望着扛回春播大会战的红旗，祈望着立功喜报，也祈望着丰收的喜悦。

带着泥土湿气的风中忽然有了一丝烟味。“起火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几十双疲倦的眼睛一齐向西北方望去。一柱浓烟正呼啸着向东南方扑来，像一支上通天、下入地的魔棒，扭曲着、滚动着，时高时低地向东南奔跑

就在5月4日的晚上，位于四连西北的二连，有几个小战士在二连东南的东沟边上起基建用的石头。晚上做完饭，将炭火倒在了帐篷外。炭火经露水一打，只剩下一缕青烟，几位小战士以为火已熄灭了，谁也没注意，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一晒，死灰复燃。等几位战士发现火着起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这天正刮着西北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烈焰肆意蔓延，分为几路扑向东沟。东沟里林深草密，火势蔓延到距四连十几里远时，已成扑天而来的火海。四连发现火情，立即用电话向团部请示。团部只有参谋长在值班。这位现役军人，解放军前英雄营的营长，拿出了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一道“把火堵在四连”的荒唐命令发出了 。

谁能想到，这一句话就把几十位兵团战士年轻的生命抛于火海之中。

在草原生活的知识青年都知道：草原的烈火是绝对堵不住的！制服草原烈火的方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防火道，用拖拉机翻开几丈宽的草皮，火烧到这里，无草可烧，自然就不再前进了，或是顺风势点火，烧出一片空地，道理和作用是同开防火道一样的；二是等待风向的自然变换，火会不扑自灭。可惜这点常识这位参谋长一窍不通，不但他不通，四连的连长、指导员也不通。

接到参谋长的命令后，指导员马上召集全连战士，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这位年轻的部队基层政工干部，用他那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绝好的宣传口才，号召全体官兵经受烈火的考验，为保卫国家财产而冲锋陷阵。

连长在队伍前青筋直暴地吼着：“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去谱写自己的历史！”知青们身着满是泥土的兵团战士服，严阵以待。

大家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指导员和副指导员一马当先，带领全连的精壮人员冲在最前面。连长指挥机务排在连队西北侧开辟防火道。副连长和军医带着一部分体弱的战士走在后面。整个部署看起来天衣无缝，官兵们也毫不怀疑地相信定会胜利凯旋。

副指导员杜恒昌正在库房忙着往大车上装打火用的麻袋、搁帚。这位24岁的北京知青异常镇静，他对官兵们喊道：“插队到内蒙古五六年了，哪年不打几次火？”

突然，他想起了放在连部的那份好久没能传达的《关于防火救火工作的通知》，开始有些紧张了，心里暗自嘀咕着：“真该向这些从未参加过救火的战士们讲一讲打火常识，以防不测。”

随即，他边想边从连部的报纸堆里找出通知跑到操场，但战士们已经在连长率领下，高呼着“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的口号，奔向火场了。他急忙通知机务排长崔保平率机务排去打防火道，然后策马追赶队伍。

大火像是海上的龙卷风，呼啸着，翻卷着，在无垠的草原上肆虐横行。七级大风把火舌每秒送出十几米，大火龙的四周，没有空气，人根本无法靠近。火顺风势向东南方奔去，大火过后，留下一片黑热的草木灰。

打火的队伍是迎着火而去的，这时的风力大约有五六级，风速很快。眼前出现的竟不是想象中的火苗，也不是所听说的火带. 而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堵丈把高的火墙。

当时，人离火墙几丈开外，就已经被浓烟呛倒了，火墙铺天盖地而下，人岂有生还之理，只好听任烈火吞噬！什么打火根本就不可能打，根本无丝毫还手打火的能力！这就是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软弱！

这时风向突然一转，火龙朝山沟方向扑去。噩梦来了，痛苦来了，灾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