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
毛远明5岁送人当童养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经人介绍与谭泰平结婚。
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
1939年谭泰平携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9间，自耕田49亩4分5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
谭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
土改时在划定谭泰平的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13.8%，最终划为富裕中农。
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的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
仇科富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
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动员大会。
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主持大会。
散会后，缪正龙立即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的问题。
缪正龙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爱芝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
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哥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哥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
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
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
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
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
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家的行列。
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6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袢，得到刘的包庇。”
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他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64%的“剥削比例”。
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76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10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
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4个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
“我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查。”
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癸、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
10日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
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把两条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脖颈，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
16日凌晨，毛远明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1973年元月，毛远明的堂弟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泽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我是心中有数的，她是清白的。”
把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转了下来。
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
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繆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
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有期徒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