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黄埔副校长兼训练处长，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1949年，他由香港赴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李济深
直言谏蒋，被囚南京
1929年2月，李济深正准备率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适逢“鲁案”发生。
“鲁案”是指蒋介石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使鲁反桂，桂系所属的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等人，便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李在南京）的名义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并派兵入湘企图解决鲁部一事。
李济深得和后，认为胡、陶行动给了蒋介石消灭桂系的口实，自己也难免受牵连，遂决定亲去上海（李宗仁已到上海）劝李宗仁自请处分后，再到南京见蒋，拟从中进行调停，以免蒋桂之间发生战争。
李济深到达上海后，李宗仁等劝他勿去南京，以免被蒋扣留。他说：“眼见蒋、桂之战，若箭在弦，我是最适当的调停人，估计可能生效。”当李宗仁等一再劝他不要去时，他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说：“蒋不敢借会议之名扣留大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况且桂系在中原、华北的军事力量本就不比蒋弱，加上两广更居优势，打蒋没有胜算可操，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此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人奉蒋命来到上海，劝说李济深速去南京。
李济深见有四人作保，当即表示说：“我问心无愧，不但不反蒋，而且反对别人与蒋生事，为挽救内战我决心去南京”。
李济深
李济深到南京后，于3月13日同蔡元培向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查办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案。以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与闻，可处分当日与议之张之本、胡宗铎、张华辅三委员先行免职。并议决各地政治分会应于3月15日以前裁撤，即日起停止开会。
21日，再次开会时，刘文岛等人主张对武汉政治分会下令讨伐，李济深则坚决反对讨伐，力劝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要内战。蒋介石便指责李济深蓄谋勾结桂系，反对中央，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11时，李济深就被蒋介石扣留于汤山。随后，他被公开宣布开除国民党党籍。
当时，李济深每日除读书看报、临池写作外，还以推敲棋谱以度软禁之慰。他赋诗曰：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
李济深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广东时，第八路军将士异常愤慨。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师长徐景唐及多数旅长均主张“以武力救任公”，但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第一师师长陈济棠早已被蒋介石分化收买，陈济棠并由蒋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他们则以“和平救任公”为词，说服各将领共同拥蒋。
后来，由于各方面的非议之多，蒋介石才不得不将李济深移回南京鼓楼李的私宅软禁。待到陈济棠在广州站稳脚跟，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华中、华北失败后，李济深才被蒋宣布恢复“自由”，并被蒋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厅厅职务，接着又派为训练总监。但李的住宅仍由蒋的亲信武装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派兵“保护”。
除此以外，蒋介石还规定任何访李的人都要先递名片，经监视官员同意后方得进入。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李是副校长）余程万去看了李后，还被蒋叫去大骂了一顿。此后黄埔学生莫不相戒裹足，望鼓楼而生畏。
蒋介石
李济深被软禁期间，陆海空军总司令警卫团团长杜从戎趁机勒索，对李弟达潮说：“案情严重，有二十万元代为疏通可望无事，否则就很危险”。
李达潮问其兄，李济深说：“我不会有危险。”
1930年，在上海组织倒蒋的邓演达，趁蒋在中原大战失利，拟定武装救李济深的计划，并派人到南京告诉他。
李济深听后对来人说：“如徐州被冯、阎攻下，就照计划马上行动；否则就不能轻举妄动，免得同归于尽。”
后来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等粤军及东北军张学良参加了对冯、阎作战，蒋转败为胜，邓演达救李计划也就中辍了，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他才获得自由，恢复了党籍，从此走上了反蒋道路。
反蒋失败，退避香港
李济深获得自由之日，正是日寇步步深入，国难当头之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潮的鼓舞下，他指责国民党当局误国，主张要蒋介石发布“罪己诏”，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商量国事。
蒋介石
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办公厅主任的身份，积极支持上海“一二八”抗战，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敌”。并建议答应第十九路军的要求，将东北义勇军调进关来助战。他还亲赴北平做张学良、阎锡山进行抗日的工作。
上海抗战后，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调去福建进攻工农红军。李反对蒋这一决定，辞去各项职务，离开南京前往香港。
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由香港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第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
20日，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地主豪绅之反革命政府，且为民族可耻之巨敌”。
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统治；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事。
李济深被大会推为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21日，他发表通电，宣告脱离国民党。22日，他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发表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和黑暗统治之后，说：“此皆蒋中正等祸国残民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对于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于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
并宣布了人民革命政府的使命是：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人民之政权；实现国内民族之平等权力；保障一切人民绝对自由平等权；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人民革命政府改组了军事机构和部队，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第十九路军兼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以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率部向闽浙边界推进，并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初协定，制定了联共反蒋抗日的路线。
蒋介石
这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集中海空军进行封锁和轰炸，并请日本出兵援助，出动军舰开入马江，协同蒋部占领厦门，策动蔡廷锴部军长毛维寿等人叛变，因而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归于失败。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李济深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前往香港。蒋介石下令逮捕李济深，并再次将他开除出国民党。李济深没有因失败而气馁，在港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他被选为同盟主席兼组织部长，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政治主张，和“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等八条行动纲领，并出版《大众日报》，宣传反蒋抗日。
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发动了“两广事变”失败后，广西孤立，李济深应李宗仁邀请到广西组织政府。后蒋介石派程潜，居正为代表到广西谈判，以抗日为要求，双方达成妥协。此后，他同蒋光鼐等人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南京。
1937年春，李济深代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等五条“挽救危亡团结御侮之急务。”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宣布恢复李济深的党籍，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南京沦陷后，他到了武昌，见行政院长由孔祥熙担任，其他重要职位，也是由亲日分子担任，便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写道：“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必须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诸位，凡是主张抗日的，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蒋接信后，虽请他去吃饭，但对信中所提却无表示。
武汉沦陷后，李济深对自己的建议得不到采纳，深感报国无门，满腔悲愤离蒋返桂。
李济深
李济深回广西后不久，又应蒋介石、吴稚晖等电邀，到重庆主持党政委员会。他到重庆一见蒋，便开门见山说：“我可以负责，但有条件，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一是凡是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得到蒋的答应后，他便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为主任委员），延聘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工作。当时周恩来、张友渔、梅龚彬、刘一峰等共产党人都是该委员。
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又害怕李济深利用战地委员会的职权反对他，便于1940年将李济深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该厅设有作战、情报、总务、军法四处。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但第三、第四、第九战区的司令官顾祝同、张发奎、薛岳等都是李的部下，在行政上仍可以指挥。因此，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当蒋介石特务要去冯玉祥办的“三户书店”和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捣乱时，他立即制止，并通知有关方面，没有他的命令不能去搜查。
“皖南事变”后，时局变化，他又放走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上有名的邹韬奋、李克农、梁漱溟。当时叶挺被捕后软禁在桂林，他设法给予照顾。廖承志亦被捕，软禁在江西，他派人去叫顾祝同要好好看待廖，并帮廖夫人派人送衣服等物给廖承志。
这时，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已被撤销，共产党人通过李济深将宋庆龄、陈嘉庚等人募捐的医药、器材、款项转运到陕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都来到桂林，李济深帮助他们做了妥善安置，一时使桂林人才云集，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民主景象。
1942年，粤东、桂南遍地灾民，挖树皮、草根充饥。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穷奢极欲，李济深非常反感，发起“饮食节约运动”，并任饮食节约委员会主任委员。1943年，在他的支持下，桂林掀起了节约储蓄运动。
灾民
李济深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深怕他暗中操纵两广的旧部下、旧关系搞事变，于是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改调李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他电辞不就，继续留在桂林进行抗日活动。
当日军攻陷长沙，进攻衡阳时，李济深认为守住衡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立即组织了劳军运动，亲自到火车上、街道上、店铺里进行募捐，将捐的钱与物资派田汉带慰劳队赴衡阳劳军，以鼓励士气。
衡阳失守后，桂林也很快沦陷，李济深急返梧州。接着梧州又沦陷，他回返原籍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在同乐大山里居住。这时他全家除长子沛文随岭南大学农学院疏散粤北，长女筱梅留居美国，季弟达潮在粤西盐务管理局外，余均在乡。
民主人士胡希明、陈残云、曾昭森等都亦与他住一起。他还派人到贺县、八步接一些民主人士前来作客。李镇静、云应霖、梁漱溟等都曾来探望他，共产党员狄超白亦代表组织与他联络，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李济深将乡下筹办的任潮中学，改名为中山中学，安置逃难的进步人士任教，为故乡培育了许多青年学生。他还利用收音机，每日由其次子沛金收听记录的有关抗战电讯，办了一油印小报《南报》宣传抗日。他联络蔡廷锴等人到两广南部交界处发动民众，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并经常各地游说。
李济深
1945年1月，李济深经北流，抵达玉林。在玉林州北杨家庄参加集会，作公开讲演，表示绝不与国民党中央同流合污，共负祸国殃民的罪责，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
后来蒋介石为了控制李济深的活动，写了亲笔信交彭泽湘带到罗定县，催李到重庆任职。他当即给蒋回电说：“在没有发动人民，实行民主抗战前，我是绝不会去重庆。”蒋接电后非常气愤，就派特务暗杀李济深。
一天，李济深到圩镇附近长谷村的朋友家，经过圩口时，突遭刺客暗算，幸被卫兵发现，才免遭于难。
呼吁和平，走向人民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目睹蒋介石发动内战，就联合民主人士黄炎培、冯玉祥、龙云等，反对蒋的独裁内战政策，严厉遣责蒋破坏政协决议和召开伪国大的行径。后来，他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庐山两次与蒋面谈，均无结果。于是，他就给蒋写了封十九页的长信，劝蒋必遵照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国家民族保存元气，不要打内战。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李济深便与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等多次酝酿讨论成立国民党民主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他被选为主席。
9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召开伪国大，颁布“截乱”动员令。李济深拒绝出席会议，公开支持各地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转赴香港，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的声明。他将此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引起国内外人们的强烈反响，给了蒋介石反动政权以沉重打击。
8月16日，他就魏德迈来华发表声明，严厉指责“美国政府资助大量武器金元给中国独裁政府以助长内战”和种种罪行；严厉抨击蒋介石为首的独裁政府“不顾人民的饥饿死亡而进行内战”，服从美国“恢复对日贸易”的主张，“是不惜丧权辱国，以换取独裁统治之延长”。指出：“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是由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号召中国人民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要推倒军阀所赖发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
李济深
李济深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便以“对总裁失敬和侮辱国民党”的罪名，第三次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登报通缉。
对此，李济深一笑置之，说：“我所需要的不是一块招牌，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李济深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和帮助下，一面派朱蕴山等到内地联络各反蒋派系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约他们到香港开会，以便组成一个反蒋介石的国民党组织；一面在会前与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瑷等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请宋庆龄出席会议并领导中央。
11月12日，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分子代表联席会议在香港举行，正式由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分子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宣布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并以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为当革命任务。
1928年5月5日，李济深代表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通电国内并致电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12月，他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香港出发，于1949年1月10日到达东北解放区。22日，与其他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声明“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批判“中间路线”和揭露在革命阵营中组织反对派的阴谋。
李济深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开国大典。在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由民促、民联、民革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继续当选为主席，直至逝世。
1950年，李济深将在香港的住房出卖，捐款资助志愿军赴朝作战。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 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向大会献礼，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精神。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他满怀喜悦地代表各民主党派献词，重申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李济深一生经历三个时代，走过曲折道路，但他的爱国之心从未动摇。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