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江津县志》卷十九《艺文》载《游龙登山》
文化服务志愿者正在查看龙登山示意图。
江津、綦江交界处有一座龙登山，地处綦江河左岸，其核心区属于江津区贾嗣镇龙山村，虽以864.2米的海拔赢得贾嗣最高峰的鳌头，但在渝南黔北的大山中并不出众。不过，其因皇帝登临而得名的传说，历代文人众口铄金，讲得绘声绘色，让你不得不信。
宋太祖赵匡胤，常登此山？
经查明万历九年（1581年）《四川总志》卷之九江津部分，“龙登山，治东百里，宋太祖潜时常登，故名。”这是因宋太祖登临而名说法，见诸史志的最早记载，距今至少有443年。其后的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总志》卷之三《山川》，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梓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再校《四川通志》卷二十三《山川》，均有基本相同的描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光绪元年（1875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江津县志》，均沿袭省志，足见经得起考证。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宋太祖，即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的赵匡胤。不过，此说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北宋统一的过程，是在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965年），由将领王全斌率军平定后蜀（辖境包括今四川、重庆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孟昶。翻遍北宋历史，其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没有到过西南地区的记载，连微服私访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何谈常登？显然，龙登山绝不可能因宋太祖赵匡胤来此而得名。
朱元璋丢玉玺，栖居此山？
龙登山下的綦江永新镇紫荆庙，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微服私访，路过山脚的渔茨溪，恰逢暴雨，溪水猛涨，不慎将皇帝玉玺掉入溪水中，玉玺瞬间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官凭印，没印就做不了皇上。他只好先就近上山，边做和尚边寻印玺。
不久后的一天，渔茨溪边的胡渔夫运气特别好，第一网下去，收网时越收越重，“看来今天搞到着了！”胡渔夫满心欢喜地自言自语道。渔网拉上来之后，却只有一条大红鲤鱼。“一条鲤鱼，再压秤，也不可能这么重呀？”胡渔夫满腹狐疑，抱起这条鲤鱼，“往日打上来的鱼，更大的都有，哪有今天这样沉甸甸的手感？”
打鱼还得继续，胡渔夫只好把鲤鱼放入溪水浅滩的竹编鱼篓中，又下了第二网。还未待收网，“哇”的一声传来，似婴儿哭泣。四周张望，并没有发现有人，“哇”“哇”“哇”的声音却不紧不慢，接连传来，仍然不知所出。胡渔夫更是惊诧，再无心打鱼，专注寻找声音来源。又仔细听了一会儿，方才发现，原来就是从放鱼篓的浅溪水里发出来的声音。
胡渔夫仔细搜查，这片浅溪，只有这个鱼篓。“难道这条鲤鱼有问题？”本就对鲤鱼超乎寻常的重量很怀疑的胡渔夫，又把鲤鱼抱了起来，仔细打量。这又发现，鲤鱼的嘴巴正一张一合，只是不再有声音发出。不过，滴滴水珠像人的眼泪一样，正从鲤鱼的眼睛里流出来，胡渔夫暗暗吃惊：打了几十年的鱼，还没有见识过鱼儿哭泣流泪，此事必有蹊跷！
胡渔夫不敢怠慢，急忙把鲤鱼送到了山上寺庙，是福是祸，都得让法师拿个主意。说来也怪，披着袈裟的朱元璋刚从胡渔夫手中抱过去，这条鲤鱼就不再流泪，正对着朱元璋的目光，嘴巴张得更大更圆，还发出道道金光，一闪一闪地，很快吐出一坨东西，朱元璋捡起一看，发现正是自己丢失的玉玺。面对朱元璋的封赏，胡渔夫不恋官、不贪财，只求皇帝金口御封紫荆太平。朱元璋随口封赠曰，“紫荆渔溪沟，天干水旱不歉收”，并提笔写下“吉地落龙山”五个大字，龙登山因此而得名，山上的寺庙也因此更名“龙登寺”。
同样的，这个传说也经不起推敲。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和尚出身，但他当上皇帝之前，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淮西一带（安徽省的江淮地区），登基后也没有到过西南腹地。
建文帝朱允炆，逃难此山？
“久目寄遥情，今方促膝行。高深增素志，呼吸有新殸（qìng）。洞闭仙灵隐，岩崩古刻贞。悠然心会处，涧鸟隔花鸣。”这是清乾隆《江津县志》卷之十九《艺文》篇，收录的雍正癸卯（1723年）科江津举人，陕西咸阳县令潘治撰写的五言律诗《游龙登山》。诗前还有序文云，“兹山相传，以建文帝逊国后，经过得名。其东南之山有河滩名失印子，亦谓建文帝失玺于此，当日由蜀转黔入滇事。”又把龙登山这名与明建文帝朱允炆联系在了一起，并增添了一个叫失印子的地名来佐证。
确实，直到现在，云贵川渝都有不少有关建文帝经过或隐居的传说，比如沙坪坝区磁器口的前身龙隐镇、贵州安顺平坝县的高峰山、云南保山等。连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也有建文帝离京后，“附舟至京口，过六合，陆行至襄阳……十月……决意往滇”，次年元月抵达云南永嘉寺的记录。清张廷玉《明史·恭闵帝》（建文帝朱允炆谥号恭闵惠皇帝）“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的记载，也为这些民间传说“背书”。
不过，潘治在诗序中也提出了疑问，“未可知，苐（疑为‘帝’的误写）踉跄出奔，形踪自应诡密，肯怀宝示，疑乎？故咏中不及且辨，以晓惑焉。”文化服务志愿者们也认为，虽然云、贵、川、渝有关建文帝的传说源远流长，所谓建文帝的“遗迹”也层出不穷，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是传说而已。即使建文帝出逃巴、蜀、黔、滇是真的，其逃亡时必易服隐名，怎么可能会让民间一路知晓？
为此，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按“龙登山东南”“河滩”等关键信息，追踪寻找。“晒谷沟背后的矮岗岗上小庙旁，有一墩像官印的石头，约一两千斤重，就叫石印子。”永新镇石塔村原支书，今年72岁的陈国强老人边说边翻开《祁阳陈氏族谱》，“我们入川始祖陈知礼，字现策，在清初自贵州遵义军民府龙塘塆（属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迁蜀，住重庆府綦江县附里（含今古南街道原北渡乡、文龙街道原万兴乡，以及今永新镇、中峰镇区域）失印子坎上张家溪，地名旧瓦房……石氏妣，石公有琴，妣廖氏之女，殁葬失印子坎上新瓦房对面生基塆。”该谱民国十六年谱序中又将“失印子”记作“石印子”，充分证明，“失（石）印子”地名早在约四百年前就已存在。又由于綦江话中，“石”“失”同音，皆拼读为“se，入声”，当地文人将其雅化为“失印子”，又附会为朱元璋、朱允炆丢御印的传说。久而久之，有意傍皇帝声望的，故意捏起鼻子哄眼睛。懒得思辨的，就把这当真了。
在旧时，因为津、綦一带文人的认知水平受资料及时空限制，不可避免地诞生了龙登山的以上三个传说。（未完待续）
文图/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上期“綦走发现”，解读了龙登山因皇帝到此而得名的三个主流版本。虽然有方志或民间传说印证，但从历史逻辑分析，都几无可信度。龙登山究竟因何得名？本期继续围绕这个话题追踪剖析。
明玉珍巡边，尝驻此山？
2023年9月1日，“綦走发现”文化志愿服务团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的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巡查活动中，打听到中峰小学80岁的退休教师夏祖华收藏有一本清代《夏氏家乘》。该书收录了其先祖，清初江津史学家夏珙（1631~1711年）于康熙九年（1670年）左右撰写的《石门寺记》，在介绍今嘉平镇石门寺的建寺渊源时，“其异者即前人《志》记大率，皆野叟俗客为之简陋已，甚又记寺为有宋大?（pó）所建。大?者，方言也，即谓太后也。再上为阳照、为龙登，虽属津，而为石门寺之首领。”提出了有宋太后建寺的记载，并引出龙登山因宋太祖登临得名的考证：
“所谓龙登者，亦载宋太祖登于此，以故得名。按宋祖始终在东北，未尝游蜀，何从至此？考其故，乃明玉珍蒙刘福通伪号，称大宋。及徐寿辉（被陈友谅）弑，始建国，其子称之为太祖，故曰宋太祖也。”
夏珙认为：明玉珍称帝前，所在的红巾军政权为“大宋”。建“大夏”国称帝四年后驾崩，庙号“太祖”。后人记史时，将“大夏”与“大宋”国号混淆错接造成的，登临龙登山的，其实是“大夏”太祖明玉珍。
《石门寺记》随后记载，是明玉珍建立政权后，为了与播州土司杨氏相约巡视边境，在安稳会合洽谈，而入驻龙登山，“伪主（对明玉珍的蔑称）引安氏为伪丞相，与杨氏略地至安稳分界，由此遍历边塞，尝驻于此。”清乾隆《江津县志》卷之二十一《志疑·龙登山》还稍详，“夏珙《龙登山辨》，谓明玉珍与播酋杨氏争界至綦讲和，由大垭（即今綦江区中峰镇龙山村与江津区嘉平镇交界处的大垭场）至此，因名。明昇以其父玉珍为太祖，时蒙刘福通迎立韩林儿伪号曰‘宋’。”同时解决了相邻的嘉平镇石门寺始建人宋大?的身份，即是明玉珍皇后彭氏，“其所称大?者即明昇之母，讹以传讹，不复考证。以是知郡志之阙（同“缺）略也。”
民国《江津县志》卷一《名胜》又有载，“缑侍郎墓，在黄泥场五里缑氏坝，有古墓，石槨巍然高大，惟无字迹可考，传为明玉珍时，缑侍郎墓。”黄泥场就在龙登山以西约10公里，缑侍郎可能就是随明玉珍遍历边塞途中亡故，择地安葬。
综合以上典籍记载，结合历史逻辑分析，康熙年间夏珙的“龙登山宋太祖，即明玉珍”的推理，相较赵匡胤、朱元璋、朱允炆的三个说法，更为可信。
明代忌讳“大夏”，变“夏”为“宋”？
至于《志疑·龙登山》文最后反问，“（明玉珍）自建国曰‘夏’，其子昇不曰‘夏太祖’而曰‘宋太祖’，何欤？”经查阅相关历史了解到，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队伍浪潮中，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起义领袖刘福通、徐寿辉都各自建立了国号“大宋”的政权，其他各股义兵，包括朱元璋投奔的郭子兴（后来还成其岳父）部，皆以兴宋为词。
明玉珍皇陵出土的大夏天统四年（1366年）《玄宫之碑》记载，徐寿辉被陈友谅弑后，明玉珍于1361年在重庆称陇蜀王，“不易国号，不改元，谥‘宋主’（徐寿辉）曰‘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犹舜之宗尧也。”
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认为，相对全国性的明王朝，明玉珍的大夏国等地方割据政权从朱元璋的友军变成了被消灭的对象，明代记事非常忌讳，必须记载时则在前冠以“伪”字，或隐晦表达。而“龙登山因宋太祖常登得名”之说始于明代方志，自然不会记载成大夏太祖。再说，明万历《四川总志》“龙登山”条目，并没有在“宋太祖”后，缀以“赵匡胤”的定语。可能就是记事之人对明玉珍来龙登山的变通处理。
而更早的明成化十年（1474年）《重庆郡志》中，《江津卷》载，“龙登山，在县东南一百里，昔宋太子隐晦时登此山，因名。”就更加含蓄了。明玉珍在徐寿辉的“大宋”政权中，只是重要将领。称陇蜀王后，亦不改“大宋”国号、“天启”年号。明玉珍巡游江津、綦江，明成化《重庆郡志》因为忌讳其“大夏太祖”身份，视明玉珍是徐寿辉“大宋”政权的继承者，巧妙地赋予其“宋太子”身份。但100年后的明万历九年（1581年）编修《四川总志》时，以“宋太子”指向性更不明确，又自作主张改为“宋太祖”，让历史真相更显扑朔迷离，为后世文人诡编传说提供了机会。
得名真相渐出，山势如龙！
文化服务志愿者在查明成化《重庆郡志》时，偶然发现《綦江县》卷中亦有龙登山的记载，“在县西七十里，山势蜿蜒如龙，又多石磴。”其后的明万历《四川总志》、康熙《四川总志》、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四川通志》的綦江县部分都收录有“龙登山”条目。从方位、距离来看，就应该是前面探讨的江津龙登山。不过，却明确了得名依据是山势如龙，清雍正、乾隆《四川通志》更明确“一名石磴山”，与同期方志中江津“龙登山”因皇帝而名的说法相左。哪个说法更符合事实真相呢？
继续追查古籍，成书于南宋1208年-1227年间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南平军》载，“龙登山，在军西北一百五十里。”当时的南平军治在今綦江东溪、赶水两镇交界区域，方位和距离均符合前述的江津龙登山。说明龙登山之名，至少在797年前就已存在。前面分析最有可能的夏珙“大夏太祖明玉珍巡游而名”的说法，也在《舆地纪胜》成书约130年之后了，显然也不成立。虽然也不能排除大夏太祖明玉珍曾登临此山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与得名无关。
为追溯最可能的真相，2024年3月10日，“綦走发现”文化志愿服务团第三次攀上龙登山。在走访中，又听到当地老人口口相传的另一种说法：龙登山，相传以前是儒教信众在沙盘上扶笔，佛神赐名帽山。
当志愿者们爬上最高峰猪脑顶时，发现峰前端一约高4米、直径1.6米的巨石突兀，形神皆像一顶比宋代官帽少了两侧长翅的帽子，这不就是帽山的来历么？
与此同时，还发现比猪脑顶约低一点的另一峰顶，分布着20多墩不规则椭圆柱的平顶巨石，最大一墩长2.2米、宽1.5米，每墩都差不多高约1.2米，当地人都称之为虎跳石。这不就是明成化《重庆郡志》綦江县部分中的“又多石磴”，清雍正、乾隆《四川通志》綦江县部分中的“一名石磴山”的来源么？在川渝方言中，墩、礅、磴，都读deng，作名词或量词使用，根据不同语境，分别读一声，或四声。磴，本意是石头台阶，如果用现代标准汉语拼写，以上“石磴”皆应写作“石礅”或“石墩”。
猪脑顶和虎跳石，相隔仅约三五十米，不正是明万历《四川总志》江津县部分记载的“龙登山……上有虎跳岭双峯”么？
综上可知：龙登山，因山势如龙而名。又因山上多石磴而又名石磴山，还因最高峰上一巨石像帽子而名帽山。
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江津县志》卷末《志存·龙登山》，“且山之以龙名者多矣。如龙首、龙眠、五龙、蟠龙之说，不一而足，岂必皆有帝王之迹哉？夫山之得名，或取其形状相类，或并无取义，不知其名所由来，山名龙登亦犹是耳，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也。”可见，从古至今，皆有求真务实的清醒之人。但在今天，这类历史真伪已经一目了然，我们现代人又隔三岔五的拾起这类讹传，再度进行更无边际的改编传播，就是对后世的不负责了。
（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