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我国建设进行了大力援助，却也让我国欠下了巨额债务。这笔资金促成了新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却也被苏联用来作为束缚我国的枷锁。尤其是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开始向我国“逼债”，更是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一次，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访华，其实就是来“逼债”的。会谈结束后周总理送他出来，然而在经过中南海的一块假山石时，这名副部长就指着假山石嘲讽道：“你们总说没有钱还债，我看这个就可以用来抵债嘛！”
眼看此人如此嚣张，周总理也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你们要的话就拉回去吧！”
那么，当时中国究竟欠了苏联多少钱，又为何欠了这么多钱呢？我国最后又是如何还清这笔债的呢？
当时我国欠下苏联的债务约为86亿元，这个数字跟部分人印象中的50亿元有些出入，因为50亿元这个结果是没有将苏联的“抗美援朝贷款”和部分设备售卖统计进去的。
1964年周总理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
这个“新卢布”是苏联货币改革后的单位，总数换算成当时的人民币约为86亿元。当然彼时人民币和卢布的价值和现在都大不相同，不过无论如何，这86亿元对我国而言也是个天文数字，在我国外债中占比最高。
那么我国为何会欠下这么多钱呢？这86亿元主要由三大块构成：军备转售，经济建设贷款和抗美援朝贷款。
先说军备转售，1945年抗战胜利后苏军“租借”了旅大地区，也就是旅顺和大连。后来在毛主席的压力下苏联同意撤出旅大，但驻军和舰队可以走，苏联在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大型设备就不太好转移了。赫鲁晓夫便提出将这些东西折价卖给我国，毛主席考虑到这将大大促进我国海军发展，便同意了。
接着是经济建设贷款，苏联向我国提供了一系列援助项目以促进我国工业化，统称为“156工程”，这自然也是一笔巨款。
最后是抗美援朝贷款，苏联本来许诺我国抗美援朝后向我军支援一批装备，但事到临头又反悔了，只肯售卖。为了战争的胜利，我国还是购买了大批苏式装备，还将一部分装备送给了朝鲜。但苏联可不管那么多，这会儿还是来要债了。
当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欠了苏联的钱，本来就是应该还的。但问题在于，苏联才是违约的一方。当初借款时，苏联已经规定大部分贷款都是长期贷款，是可以让我国在几十年内慢慢还的。然而转瞬之间，苏联便食言而肥，不但停止了援助，还要求我国迅速还款，连部分当初声称可以免除的贷款也来要了，并一再催逼，这就很恶劣了。
并且，苏联逼债也很狡猾。他们自知理亏，因此为了避免落人口实，便没有以外交文件的形式来催债，而是直接派人来要。中苏交恶后苏联依然时常派官员访华，就是来要债的。
正是因为苏联要债的方式特殊，因此后来部分学者还不承认苏联曾来“逼债”。但1960年时，中央和地方都成立了外贸小组，这一特殊的“外贸”就是还债。毛主席当时也曾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
那么，我国最后是如何偿还这笔天价债务的呢？
一方面是农产品还债，在那几年，大量农产品被送到了苏联，这也是“外贸”的形式之一。当时许多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各地宰杀了不少猪、羊、鸡、鸭等牲畜，市面上却很难买到肉，就是因为这些肉制品都用来还债了。
除此之外，这几年还扩大了水果种植面积，采摘了大量水果，但老百姓还是很难买到水果，因为这些水果也是用于还债的。苏联人对水果还很挑剔，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水果就不要。
另一方面则是矿产还债，苏联缺乏金属矿和稀土资源，我国便向苏联出口了大量矿产品。比如可可托海的金属矿，就颇受苏联欢迎。我国将大批工人调到新疆矿务局，展开“采矿大会战”，将大量矿产开采出来运往苏联，大大减轻了我国的债务压力。
最后，我国靠着大量农产品和矿产出口，硬是在1965年就还清了全部欠债。这会儿逼债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但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照样执行反华政策。只能说工业不发达实在憋屈，只能靠这些较为原始的产业还债，因此毛主席才这么重视工业化。
事实上，赫鲁晓夫也曾允许我国延期还债。60年代初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兜售“三和”理论失败，便又想到了我国。
赫鲁晓夫为了争取我国的支持，提出延长我国的债务期限，还可以恢复对我国的部分援助，前提是我国得加强和苏联的“合作”，在国际事务上追随苏联的脚步。
但毛主席却拒绝了，表示中国人民有还清债务的志气，最后还是在短短几年内偿还了欠债。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毛主席为何要拒绝苏联“慷慨”的条件，而选择了看似更艰难的道路呢？这正是为了独立自主，不让我国的发展道路被苏联所绑架。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三十多年后，当苏东剧变的风暴到来时，那些和苏联高度绑定的国家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而那些和苏联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国家大都幸存了下来。由此可见，长痛不如短痛，毛主席当初和苏联切割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