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正史中对黄巢的评价整体上是负面的。这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一个人被看似无辜的“逼上梁山”，也许让他的行径天生上具备了一定正义性；可惜的是，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远比当初“逼”他的人更残暴，这就不是“屠龙者成为恶龙”的悲伤故事了，而是更凶残恶龙的直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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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末期的情况类似，唐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原本是典型的“官逼民反”。安史之乱后，曾经开放、自信、强盛的唐帝国江河日下，陷入了宦官专权、藩镇离心的困境；政治的腐败、实际控制区的减少、连绵不绝的各种战事，让唐朝廷面临着空前的政治与经济压力，而这份压力，自然转移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到了唐朝末期，情况进一步恶化，苛捐杂税猛如虎、贪官污吏残如狼，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各类战火的摧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无数次上演的局面再度出现：百姓揭竿而起，黄巢从中崭露头角，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但对比历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并不属于普通的“百姓”。

首先，他是一个“非法分子”——家族世世代代当盐商，“富有资财”，即很有钱。然而，在安史之乱后，面临日益剧增的财政压力，唐朝廷逐渐收紧政策，实行了严厉的盐铁官营制度，黄巢家族世代经营的事业，从此沦为了“非法勾当”。

没人愿意常年从事这种见不得光的职业，即使它带来的回报相当可观。这种心态，赋予了黄巢第二种身份：读书人。小时的他就立志逆天改命、从一个非法份子转变为体制内公务人员；而他的家族并非权贵，要实现这种一目标只有一种办法：科举，这是那个时代突破阶层的有限途径之一。

不过，唐朝有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科举制的名额极少、选拔标准极为严格，能够考取进士、进入官场的人，无一不是才华绝伦、精英中的精英。最终，经过数次应考却连续名落孙山，实力不济的黄巢只好回家继承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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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愉快经历，让黄巢心头涌起了“报复社会”的念头，饱含满腔愤懑，他写下了著名的《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透过这首凌厉的诗，无法看出一丝一毫儒家学子赈世济民、护国安邦的崇高理想，取而代之的是杀气冲天、戾气逼人，黄巢意图摧毁唐王朝的野心彰显无疑。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得不到的，就要毁掉”。而要实现这一宏伟壮志，他需要的就是“待到秋来九月八”，即一个合适的时机。为此，在平日里，他已经开始蓄意招揽亡命之徒。

时机很快来了。公元859、868年，唐帝国的浙东、桂州先后爆发两次大规模叛乱，虽然被平定，但却为后来的更大规模起义埋下了种子。如同史书所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到了公元874年，大规模饥荒爆发。在河南地区（中原黄河以南），大量为了活命的人们落草为寇；第二年，濮州豪杰王仙芝抓住机会，他给自己加上“大将军”的头衔，随后发布檄文，痛斥“官吏贪婪、赋税苛繁、赏罚不公”，成功给自己冠上了正义的标签，队伍规模迅速膨胀，对外号称30万。

这就是黄巢期待的“九月八”。眼见天下大乱，他的内心是狂喜的，立即带着自己的一众死党揭竿而起，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迅速招募数千兵马，随后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庞大，并且与王仙芝会合，二人联袂在中原横行无忌。

公元878年，王仙芝被唐军绞杀，他的余部陆陆续续投靠黄巢；与此同时，其他大大小小的起义军势力也纷纷加入，以求抱团取暖，黄巢力量暴涨，成了名副其实的唐末起义军领袖。

黄巢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在战略层面，他能够对形势进行正确的判断，大局观出色。虽然成为事实上的起义军领袖、部众多达数十万，但他心里明白，这些队伍看似规模惊人，但并不具备与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朝廷（及藩镇）正规军硬碰硬的能耐，最佳的方式，莫过于避其锋芒、以运动战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