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对于汉文帝本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史记·儒林列传》中有这么一句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字眼：“......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刑名之言，也就是法家的那一套。

那么，原本信奉法家的汉文帝，为啥会给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心有猛虎，外在却人畜无害；为了实现目标，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方式，把仁厚的外衣、披在自己严刑峻法的躯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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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的仁厚，主要是为了适应现实需要：

第一，根基薄弱，务实的处世之道。

我们都知道，汉文帝刘恒的皇帝宝座是捡来的。公元前180年，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联合刘氏宗室除掉吕氏后，面对着拥立谁当皇帝的难题。

当时，从血统、法理而言，皇帝人选挺多；但功臣们的标准却极端苛刻：

少帝刘弘以及梁王、淮阳王、恒山王，名义上是已故汉惠帝的儿子，但功臣们认为这都是吕后的阴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而且，如果这些诸吕所立之人当上皇帝，今后必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排除；

齐王刘襄是刘邦长孙，还出兵参与讨伐吕氏，但刘襄的舅舅为人凶狠霸道，如果齐王为帝，其舅舅家搞不好会成为第二个吕氏，再次排除；

相比较之下，刘邦在世诸子中年龄最大的代王刘恒，风评一向极佳，时人都认为他仁孝宽厚，而且其母亲薄氏一家为人也比较老实。一致通过。

寻常概念中，宽厚、老实自然是褒义词；但在政治领域可没这么单纯，可以解读为：性格软弱、根基薄弱、容易被控制。

表面上看起来，刘恒似乎确实是这样的人：当初吕后执政期间，朝廷一阵血雨腥风，稍有威胁的刘氏宗族一律被除掉；而刘恒及其母亲薄姬，则凭借低调、人畜无害的人设躲过了一劫。

但这并不代表刘恒真的是个没啥想法的老实人，更不会因此对功臣们毫无戒心、感激涕零。虽然在北方的代地默默安守本分多年，但他对朝廷中发生的一切洞若观火。因此，当朝廷使者前来后，他一度非常担心会中了功臣们的计谋。为此，不仅第一时间召集亲信们商议对策，甚至还占卜预测吉凶。

紧接着，他先让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当面跟周勃确认，在得到肯定的信息后，才亲自带着宋昌等亲信南下。在渭桥上，宋昌代表刘恒与前来迎候的周勃一阵交锋，双方之间的试探、狐疑展露无遗。

因此，即位后的刘恒，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功臣们势力庞大、关系网盘根错节，而且希望在政治生态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与皇权并驾齐驱？）；而自己虽为皇帝，但家世普通、常年身处边陲，属于“过江龙”，在朝廷并没有强大的根基支持。如果为政刚猛，谁也不能担保会不会再次发生类似于功臣诛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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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实需要，解决社会矛盾的良方。

西汉王朝建立后，从刘邦到吕后，虽然秉承黄老之道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并陆续颁布了减轻刑罚的措施，但整体上，秦王朝时期确立的“以法为教”政策由于其实用性，仍旧得到了延续；西汉初年，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之势并未得到根本缓解。

同时，汉文帝即位前，西汉虽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但社会经济的整体凋敝并未得到扭转；同时，甚至还出现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况，农民遭受的剥削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顿，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日趋严峻。

因此，无论在政治还是民生层面，汉文帝如果贯彻法家的刚猛政策，极有可能使已经初露端倪的君臣矛盾、阶级问题更趋激化；他的对策，是延续汉初的黄老之道，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无为而治”，而是不乱治，代以迂回、怀柔的方式，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对功臣集团代表周勃的处理方式，把他的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极致。

汉文帝登基后，对功臣们大加赏赐；而周勃认为自己连续对汉室立下大功，日渐骄横起来，甚至不经意间展现出轻视皇帝的苗头。对此，汉文帝不动声色，甚至经常有礼貌的目送他离去。袁盎认为这样有损天子威严，郑重提出了劝谏；其后，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

我们有理由相信，汉文帝与袁盎是唱了一出双簧：皇帝原本对周勃很客气，但从道理上讲，却违背了君臣之仪，不得不在大臣的“劝谏”下改弦易张，润物细无声的转换了对周勃的态度，却未招致对方的敌对情绪。

后来，为了让周勃远离权力中心，汉文帝通过他人上门晓以利害，委婉的让其第一次下野；

第二次，则是以催促各位列侯回到自己封地的名义，让再度担任丞相的周勃带个好头。此后，周勃再也未能回到权力核心。

后来，对于一些犯法的大臣，汉文帝同样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对自己亲信张武受贿事件，汉文帝不仅没有付诸司法部门，反而对其赐予大量财物，以此让对方羞愧得无地自容：你不是缺钱吗？那找我要嘛，何必要收受不义之财？

通过诸如此类的“硬话软说、硬事软办”的方式，汉文帝既缓和了长期以来朝廷内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又慢慢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在民生及社会治理方面，汉文帝则主要有四大举措：

改革司法制度，大大刀阔斧减轻刑罚，即位次年就宣布废除“收孥连坐法”，即：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遭受各种株连的传统法令；公元前167年，借着“缇萦救父”事件，他宣布废除肉刑 ，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即不再对犯人截掉肢体，改为鞭打等惩戒、教育类型的措施。

轻徭薄赋。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下令“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按1/30的比率收税），这也成了此后的西汉定制。公元前167年，他还下令全部免去田租。后来，他命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一次改为每三年一次，极大减轻了民间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