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张国焘不是毛泽东对手？除智慧不如毛外，林彪堂哥是关键

毛泽东要与他的战友兼对手张国焘见面。在见到张国焘之前，由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经过了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两次大战斗。在这两次战斗中，林彪和杨得志都有极佳的表现。

在与张国焘会面之前，毛泽东又一次患了疟疾。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毛泽东每次患病都与他在政治上的沉浮有关联，在此之前毛泽东患过五次病：

1923年在上海，毛泽东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

1924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1925年末，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隐退到韶山。

1929年末，由于来自李立三的压力，毛泽东离开了井冈山，使红军损失过半。这次是毛得病时间最长的一次，疟疾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毛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这时江西全省都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才派了两个人将这些宝贵的药品送到毛泽东手中，其中一个人在半路上被砍了头。是后来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救了毛泽东的命。

最近的一次是1934年夏天，与王明、博古等人的冲突。

此时，毛泽东又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张国焘对毛泽东耿耿于怀，张国焘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共产党的领袖，而他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没有张国焘参加的遵义会议，自然受到了他的非议。他认为这次会议是“独断专横”的举动，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一场红军历史上最大的内部灾难，一场更加凶猛的斗争开始了。

其实，毛泽东和张国焘已经八年没见面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27年。

毛泽东和张国焘相识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当时两人的境遇是天差地别的，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无着落的旁听生。

张国焘具有颇强的组织活动能力，更有强烈的统治欲望。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张国焘从北平来到上海，很快发觉中共“一大”组织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意见不合，他便乘隙而入，喧宾夺主，一下子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

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之一。

后来，张国焘在中共的地位不稳固，时沉时浮。不过，1931年1月10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推选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依然占有一席地位。

三个月之后，由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就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正因为这样，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张国焘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地位在毛泽东之后，成为第二号人 物。

1932年，张国焘失去鄂豫皖根据地，来到川陕地区，成立川陕根据地，这也是蒋介石一次次“围剿”的结果。

后来，红军进行整编，张国焘所率红军整编为红军第四面军。朱德、毛泽东的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红四方面军的军委主席自然是张国焘，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为陈昌浩。

长征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给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人带来新的分歧。毛泽东说张国焘没有共产党人那种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总是处处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张国焘则说毛泽东在滑向“游击主义”，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

总而言之，张国焘对毛泽东的指责多于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指责。这从当时的信件、电报、人员来往方面都看得出来 。

而且，这样的情况，在湘江之战后表现得更甚。红一方面军在湘江一役之后，兵力损失过半，只有三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拥有五个军，八万多人，超过红一方面军一倍以上。这样机器悬殊的实力对比，带给了毛泽东不小的压力。

所以，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作了周密的准备。在川西的一条路边，毛泽东指示红军战士们搭起了讲台，竖起了旗帜和红纸写的标语。内容自然是“欢迎”“庆祝”之类。

六月的川西连绵多雨，常常下起雨来没个完，十几天乃至一个月不见阳光。

6月16日早晨并没有下雨，早饭后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后来渐渐大起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站在大雨中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不过待张国焘他们骑马到来时，雨已差不多停了。

远远地，红一方面军的将领们，看见有一支有三十名随从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在众人的印象中，张国焘是个讲排场的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张国焘和他的随从人员衣着整齐，装备精良。他们那副悠闲自得的神态好像是王公贵族出游狩猎。

而红一方面军单就衣着看上去就寒酸得多，许多人破衣烂衫，毛泽东和朱德的军装也是补丁叠补丁。虽然毛泽东今天特地换了一身干净的军衣，但此时已是泥巴糊膝，而且也旧得可以。

毛泽东与张国焘两人相比，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军相比，反差是如此强烈。

对于这次会面，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就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

然而，根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将军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三十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像演员登台演出一样。朱德和毛泽东跑上前去迎接他，和他拥抱握手，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

不管张国焘有没有说假话，但情形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俩人是会面了。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对对方都心存疑窦。

俩人见面寒暄一阵后，毛泽东走到事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张国焘致欢迎词。毛泽东对此次会见非常重视，他的欢迎词写有手稿，毛泽东在台上念了十多分钟。

接着是张国焘致答辞，向中央致敬，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而张国焘则与毛泽东相反，来了一番即兴演讲，也许是他事先打有腹稿，毕竟张国焘口才很好。

欢迎宴会设在晚上。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以及其他主要人物一起进餐。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异常兴奋，谈笑风生，而张国焘却冷落许多，他似乎有些拘谨和不自然。

应该说，此时心情最不平静的是毛泽东。可毛泽东天生有种驾驭会见气氛的能力，将众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一方。

张国焘于1966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还抛售了他的‘辣椒理论’，他甚至认为‘不吃辣椒就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关于这一点使得张国焘有些不满，他不喜欢吃辣椒，所以认为毛泽东话中有话，从而也让他不再隐藏自己的杀机，打定主意先下手为强。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第一次会议议定，红军两大主力由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遵义会议之后，虽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三人团”，但中央军委未动，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此时，又增加张国焘为副主席。

如果说，会师之初，毛泽东和张国焘双方存有芥蒂，但相互尚能忍让，矛盾并未公开化。到6月26日，在四川两河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两人开始针锋相对地干开了。

当时问题的焦点是红军往何处去？张国焘先是主张“向南攻打成都”。毛泽东则要北上抗日。俩人各摆各的理由，互不相让。

7月18日，张国焘策动陈昌浩致电朱德，要“独断决行”: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让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朱德最终选择随张国焘向西，当然这是一种策略，以防止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火并。不久后，朱德就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重新领导红一方面军。

而毛泽东这些天一直愁眉不展，痛苦至极。本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增，应该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万没想到张国焘自恃人多势众，妄图独揽大权，凌驾在毛泽东之上。

张国焘窥视的第一个位子是军委主席这把金交椅，但中央坚决不给，最后还是心胸宽广的周恩来出来平衡，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给张国焘，他才勉强接受。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天，至6月28日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红军向北发展的方向，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松潘县城。松潘守敌为胡宗南的一个师，孤立无援，攻城虽有伤亡，但打下松潘，红一、四方面军都可以不经过草地，向北直上川甘边，可大大地减少伤病员。

张国焘最怕和胡宗南打仗，主张退到西康、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企图在贫瘠边远地区建立独立王国。

红一方面军自愿承担攻城任务，红四方面军只作策应。但命令已下达的第二天，张国焘一个人就坚决反对攻城，结果失去了战机，只好改绕毛儿盖地区大草地边上行进。

草地是一片大沼泽地。天气变化无常。地上到处是陷坑，只有请人带路，沿一条小路前进。茫茫无际的草地，红军只走了一个角，就用了5天半时间。

当时，有许多病伤员都被遗下了，只能让能走的人走下去，否则谁都活不了，那些往前走的人，听着身后战友的哭号，心都要碎了。多年以后，那片草地上，到处是累累白骨。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松潘沙富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徐向前等。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还是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然而他已经没有被说服。由此可见，张国焘亦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从这一点可以预示他在这场争斗中，注定要成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他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因为在接下发生的事情，就能说明他是远远比不上毛泽东的，流连他的生死之交，都选择了支持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