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联合国的最初岁月
过家鼎
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联合国即应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国的操纵下,中国的席位一直为台湾当局所窃据。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终于通过了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提案。我国政府当即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接收中国的席位,并参加正在进行的第26届联大。
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
当时,我国在美国没有使馆和任何代表机构,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尚未消除,代表团到纽约可谓人生地不熟。这一切为开展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对此代表团成员是有充分估计的。
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是比较完备的,除了团长、副团长、代表和副代表外,工作人员还包括调研员、翻译、秘书、记者、医生、报务员、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共六七十人。
翻译组的几个人要负责所有的口译、笔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甚至印刷、装订等,而且必须时刻准备着,一下飞机即开展工作,没有先遣筹备的过程。对于翻译组负责人过家鼎来说,尽管他参加过各种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但执行本次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寻的,所以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我国政府历年重要声明的中、英文本要带上;打字机要带上;还要带一些基本的文具用品……在准备过程中,他生怕有一丝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只有这样才能放心。
然而,远途飞行对行李重量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过家鼎不得不对资料和书籍一一检查、落实,尽量多带公用物品,少带私人用品,个人的正式服装只带了两套,最后还是放弃了好几大箱子物资。
11月9日清晨,过家鼎与一部分同志先去机场检查托运的行李。行李的重量确实相当大,厨师们把炒菜用的铁锅、炒勺和切菜用的刀都带上了,公务员把理发工具也带上了。大家都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准备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争光。
11月9日上午9点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首都机场整装待发。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首都几千名群众敲锣打鼓、手持鲜花前来欢送。周总理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然后一一握手告别。机舱门关了,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徐徐滑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挥手致意,目送飞机离开跑道、飞上天空之后才离去。这样隆重热烈的欢送场面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同时也使他们每个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
美国记者早在舱内恭候
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的消息是当时全世界的头号新闻。代表团抵达美国后将成为新闻记者追踪的对象,对此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早已拟好团长在机场的讲话稿并印好了书面的英译文,准备下飞机后立即散发。
出乎意料的是,当代表团成员登上班机时,头等舱里早有三位“不速之客”恭候在此。为首的那位年近花甲,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名冠全美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另外两人扛着摄像机。克朗凯特对中国代表团的行踪了如指掌,因此预订了紧靠中国代表团领导的头等舱座位,便于当场进行采访。
团长乔冠华欣然接受了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内容包括中国对初进联合国的感想,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看法,等等。这在当时确实代表着中国政府的重要表态,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纽约时间11月11日下午,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当大批
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大概没人注意到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新闻小组已悄悄离去。果然,当晚人们打开电视机的时候,这次飞机上的采访以及中国代表团抵美的其他镜头,便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电视荧屏上。
前来机场迎接的有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纽约市政当局的代表、一些友好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等。一大批爱国华侨也赶到机场,挥动着自制的五星红旗前来欢迎。当然,迎接代表团的不全是鲜花与掌声,也有一批反对派在现场摇旗呐喊,但代表团听不见他们喊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早已被欢迎的人声所淹没。
代表团的安置和遭遇的安全问题
中国代表团进驻纽约是中国官方人员首次来到美国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当时,尼克松尚待访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代表团人员离开北京之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代表团的部分人员。毛主席把去联合国开展工作和斗争比喻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周总理谆谆教诲大家要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联合国的外交斗争,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
中国代表团的下榻地点是罗斯福旅馆,与联合国总部只隔两条马路。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根据我方的委托帮忙预订的。每年联大期间,附近的旅馆客房十分紧张,罗马尼亚朋友在接到我方的电报之后,一两天内便订好了旅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鉴于中国代表团的处境和纽约的环境,代表团对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我方将罗斯福旅馆14层的70多个房间全部包了下来,一部分作会客之用,其余每人一间。因为代表团没有专职的警卫人员,所以将负责保卫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纽约市警方。纽约市政当局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十分重视,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昼夜值班。值班时每班两人,一人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电梯口出来的人,另一人坐在房间里。
代表团的办公室、宿舍和武装警察的值班室紧挨在一起。因此,一天24小时的活动全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保密便成了头等大事。为了保证安全,代表团规定从14层下楼必须两人同行,出旅馆必须三人同行;为了防止窃照,在卧室里用床单把镜子遮起来;为了防止窃听,从不召开带有实质内容的工作会议,对于有些问题代表团成员在走廊里轻声交换意见,重要内容用文件或写在纸上传达。
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遇害
1972年1月,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去巴拿马出席安理会讨论拉美问题的会议。过家鼎作为翻译组的组长一同前往。他刚从巴拿马返回纽约,就获悉发生了工勤人员王锡昌被害的不幸事件。原来,在此前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王锡昌为大家放映电影完毕后回房睡觉,第二天同事们发现他已没有了呼吸,遂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但仍查不清死因,因此尸体暂存医院冰柜。
这件事惊动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团长乔冠华根据指示写信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立即进行彻底调查,以查明死因和凶手。美方答应责成纽约当局与中国代表团配合追查凶手。
过了两个多月,中国代表团接到纽约市医院的通知,说王锡昌是喝了含有尼古丁的水引起了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方当即取回了一小杯死者的胃液,连同一杯他生前喝过的水,交给信使一并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原来是凶手在王锡昌的饮水壶里投入了剧毒尼古丁。幸运的是,凶手没有找到代表团公用的烧水壶。如果凶
手将尼古丁投入这个公用的烧水壶里,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尽管我方一再催促美方协助破案,美方也允诺与我方配合,但由于情况复杂,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回答,成了历史之谜。
王锡昌同志被追认为烈士,骨灰被送回国内安葬,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外交部领导以及出席第26届联大的部分国内人员均出席了哀悼仪式,向这位年轻的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就享受极高礼遇
翻译组成员出席第26届联大的首要任务是准备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第一篇发言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亮相,发言内容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多达七八千字,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毛泽东主席定稿的。代表团在国内已准备好了英文及法文的译稿,到现场后又继续修改完善,最后定稿,打印了300份英文译稿和近100份法文译稿(当时联合国的会员国只有110多个)。
11月中旬,联大早已结束一般性辩论,进入了各项议题的具体讨论。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让中国代表团致辞。11 月15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高潮。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代表团致了欢迎词,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乔冠华团长的发言约45分钟。他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庄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这样的礼遇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后所受到的礼遇。会前所印制的文稿在会上散发时被一抢而空,代表团成员不得不赶回旅馆重新打印,会后继续散发(当时没有复印机,需要重新打印蜡纸,再一份一份地油印出来)。
在联大所目睹的热烈感人场面,使代表团成员亲身体会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代表团成员看到自己翻译和打印的文稿受到这么多国家代表的重视和欢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深感这是对大家劳动的最大回报。兴奋之余,他们忘掉了这段时期以来经常彻夜不眠、连续工作的疲劳。
中文翻译被提到突出地位
联合国秘书处有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主要分笔译和口译两大部门。中文笔译人员有100多人(包括中文打字员),中文口译人员20余人,全部是当地华人。这些人都是第一次与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接触,虽然大部分均有爱国之心,但对祖国的情况不了解,有的受西方宣传的影响或因同台湾当局官方人员的关系,对中国代表团的人员心存疑虑。
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乔冠华团长和陈楚大使及时召集全体中文翻译人员,向他们郑重宣布:中国代表团十分重视中文翻译工作,主张将中文翻译人员一个不少地留下来,保留原来的职位,希望他们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增光。此番表态使中文翻译人员倍受鼓舞,也为联合国的中文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之前,中文虽然也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但实际上并不受重视。台湾当局的代表不使用中文,致使译好的中文文件往往失去时效,有的成了一堆废纸。中文口译人员由于无人收听他们的翻译,因而有时在工作期间关掉麦克风,在口译厢里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均使用中文。从此,在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的地位凸显,中文的笔译、口译人员被刮目相看,深感身价倍增,个个情绪高涨。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压力,因为人们对联合国笔译、口译的要求提高了,那种敷衍马虎、不求进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联合国秘书处翻译人员全部都是在美国的华人,有的来自我国香港、台湾,有的祖籍虽在大陆,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与大陆几乎失去了联系。他们中,一部分人已近退休年龄,一部分人是联合国刚从美国或我国的香港、台湾招来的年轻人。在翻译方面,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特别是在同声传译方面,对大陆的语言很不熟悉。因此,联合国急需从中国大陆招募一批青年人来充实翻译队伍。
然而,同声传译是一项专门技术,在中国尚属空白,无处招聘,怎么办?当时,联合国主管人事的副秘书长加拿大人戴维逊对中国十分友好,很关心中文的翻译工作。戴维逊主动建议,由联合国出资,请中国的外语学校帮助联合国培养一批口译人才。这项协议付诸实施后,连续十余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培养了一批批同声传译人才,充实到联合国的中文翻译队伍中来。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愈加活跃,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国际组织人才”,代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贡献力量,为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而奋斗。面临新世纪的重大挑战,青年朋友们任重而道远!
(本文根据 《进入联合国的最初岁月》改编)
来源:阅读公社(据《中国外交故事》)
作者:过家鼎(资深翻译家,中国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