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变法还是失败了？总有人为了反对而反对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封建王朝之所以频繁更迭，本身就反映出了制度上不可克服的顽疾；因此，天下改姓换名，本身就是一次“变法”、是对原有利益颠覆性的重新分配。而在和平时期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发起的改革，无论说是啥，本质上都是对现有制度的修修补补、对现有利益的调整。这就注定了两大特点：

其一，改革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缓解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身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其二，生产力不能实现巨大突破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更像是重新划饼，必定会“几家欢乐几家愁”。

因此，无论是先秦时的商鞅变法，还是封建时代的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必定会出现庞大的反对者群体；想要获得成功，要么以非常规手段对他们实现彻底压制，要么双方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进行协商、实现妥协。

可惜的是，王安石变法在这两方面都没做到。

北宋之所以亟待改革，源于迫切的现实需要。

为了避免重演五代十国的乱局，北宋立国之后的政治思路很特殊，简而言之就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也就是把刺儿头都塞到军队里养起来，由宋朝廷统一管理、监督。巅峰时期的宋军规模，据称已经达到116万（致力于开拓的唐朝，天宝元年十大节度使总兵力才49万）。

但数量不代表质量，北宋劳师动众却对外作战乏力，最终还是要花来钱摆平外患。对辽国、西夏，无不是花钱买平安。再加上科举规模的扩大、冗官冗员的飞速膨胀，即使北宋延续了五代以来的苛捐杂税，仍然不能满足财政所需。

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都是守成之君，并没有改变上述局面的决心；范仲淹曾在宋仁宗时期推行过庆历新政，不过仅仅一年就宣告流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吏制弊端、财政困境以及阶级矛盾越发凸显。

宋神宗则不一样，还在当太子时，他就以汉武帝、唐太宗为榜样，立志要重振中原王朝之雄风。即位后不久，他就与群臣商议如何增加收入、提高国家实力。

当时的朝臣有两种意见，代表人物是深受宋神宗信任和赏识的王安、司马光。这俩人都主张改革，但改革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司马光的主张是节流，如裁省浮费、减少对皇亲国戚的赏赐，带动全国上下形成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说的直接点就是省钱；

王安石与司马光完全相反，他认为节省不能使一个国家变富，而是主张开源，即要在“理财”方面下功夫，提高国库的收入，也就是说要会赚钱。

实际上，两人的私交原本是不错的，但由于这次的争论，他们逐渐不和。下一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行政，这就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也叫“熙宁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涉及到经济、军事、文教等方方面面，核心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

经济方面，主要有青苗法、农田利害条约、募役法、市易法等法令。

大名鼎鼎的青苗法，指的是由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利息仅为2分，远远低于以往民间地主富商发放的高利贷（5分）。由于第一次发放是在庄稼青苗的时候，所以称为青苗法；

农田利害条约，可以理解为在全国加强农业基建，兴修水利、灌溉良田；费用由当地住户按照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同时，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成果，还被纳入了官员的考核指标；

募役法分为免役钱、助役钱，前者是老百姓交钱免除应当服的徭役，后者则是原本没有徭役任务的豪强、士大夫也要出钱帮助国家；

市易法也就是当初西汉时期的平准法，即政府出面购买、出售商品，抑制市场物价。

显然，经济方面的变法几乎处处指向既得利益阶层，将原本被他们垄断的利益分给国家，同时大幅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军事方面，则主要包括保甲法、保马法、废除更戍法。

所谓的保甲法，指的是由老百姓担任保丁、保长，农闲时训练习武，本质上是恢复初唐的府兵制，取代宋朝时日益腐败的募兵制；

保马法也就是用养马换取赋税的减免，目的是鼓励民间养马，类似于汉武帝时期的“马复令”；

更戍法，指的是各地禁军每一两年轮调以此，避免将领培养自己的势力，但也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低下的问题。废除更戍法，就是要以固定主将训练固定的队伍，提高军队战斗力。

在文教方面，精简科举内容，取缔那些死记硬背的“诸科”，只保存进士；考试内容废除诗词歌赋，注重经义策论。强化太学培育人才的功能，并且分为外、内、上三舍，进入上舍即可免试授官。

王安石变法施行十多年，成果是显而易见的：限制了地主官僚阶级的土地兼并现象，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初步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军事上，极大缓解了军费压力，裁汰冗兵、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科举改革则培养了一大批能够学以致用的实干型官员。

但变法的弊端也很明显：

首先，从根本上触动了原有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执行起来遭受巨大阻力；

其次，一些制度本身存在漏洞，以青苗法为例，为了保证推行，曾经出现过强行发放的情况；不能偿还的，则会强行追索、甚至勒令对象的邻居共同赔偿；保甲法在一些地区被人钻了空子，有些保长趁机勒索、盈利......

当然了，面对复杂的人性，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改革都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当权者要做的就是商量对策、堵上漏洞。

但宋朝的官场比较奇葩，历代皇帝对文人的宽容，反而形成了一股以听令为耻、以抗命为荣的畸形思维。对于朝廷的政策，一些文人们专门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拉帮结派、专门找茬，对新法群起而攻之。（比如当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在文臣、谏官们的口水中撑了不到一年就惨遭退场。）

以司马光为例，当初他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只是反对将北宋开国时创建的体系全部推倒重来。变法初期，他甚至还对那些针对王安石的人进行劝解；但随着“青苗法”的颁布，两人的矛盾才日渐激化。在司马光看来，由政府依仗权力发放贷款、收取利息，比民间放贷危害更大。当然，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一些官员以权谋私的情况历来难以杜绝，但如果因此说青苗法弊大于利，那无异于因噎废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