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老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理应在年迈之际能老有所养，但有些老人由于膝下无儿，那他们又会怎样去度过余生的几十年呢？
阮大爷，生于1930年，父母早逝，兄妹虽在，但各自生活，未能给予老人日常的陪伴与照料。2011年，面对生活上无人照料的困境，他向村委会求助。此时，刘某军，一个在村里口碑极佳的男子，走进了老人的生活。他们之间并非血亲，却在村委会的协调下，签下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刘某军承诺悉心照顾老人，直至其离世，而老人则将所有财产遗赠给刘某军作为回报。自此，一段长达十多年的无私奉献与深情厚谊在岁月的流转中悄然绽放。
当老人的宅基地被划入拆迁项目，获得五套安置房后不久，老人因病离世。刘某军不仅妥善安排了老人的后事，更为其购置墓地，尽到生养死葬之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遗赠扶养协议有效，刘某军有权继承阮大爷的五套安置房。法官高度评价刘某军的行为，认为其“孝亲敬老，主动承担扶养责任，使老人度过了幸福快乐的晚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某军的善举无疑值得我们由衷的赞美与敬佩。他的无私付出，不仅是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升华，也是对社会公德的有力诠释。
诚然，刘某军十余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使阮大爷得以安享晚年，其付出与牺牲无疑值得丰厚的回馈。
但这五套房产的继承权，对于一个非血亲的扶养者来说，是否过于丰厚？尤其是在老人尚有直系亲属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分配方案是否会引发社会对“利己主义”扶养行为的质疑，进而影响公众对遗赠扶养制度的信任？
在此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刘某军应获得两套房产作为其长期扶养服务的合理回报，其余三套交由村委处理，或归村集体所有，这样岂不更加完美？
因为获得两套房产足以体现社会对刘某军大爱之举的尊重与肯定，实现个人付出与回报的基本平衡，如果要得太多，会让人觉得刘某军当初就是看中阮大爷的遗产才能照顾的。
另一方面，将剩余房产交由村委，可以用于支持村内的孤寡老人扶养工作，设立专项基金或设施，或者用于改善村内公共福利，让更多的孤寡老人受益。
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对刘某军个体贡献的认可，又兼顾了社会公平与公益原则，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扶养环境。